古代中國宮廷生活中，有一群特殊的人，他們直接服務於皇帝，處於權力的中心，這就是宦官群體。漢唐時期出現了很多很出名的太監。他們結黨營私，把持朝綱，廢立皇帝，歷來是史書批判的物件。

宋朝建立以前，宦官、外戚、權臣三種勢力對皇權威脅最大。縱觀漢唐時期宦官專政，惑亂朝綱，都是皇帝想利用宦官的力量去打壓一些權臣與外戚，來達到集權的目的。宋朝透過頂層設計，從制度上將威脅皇權的力量進行分割，一定程度上解決了威脅，皇權得到集中。兩宋沒有出現漢唐時期宦官專政之事，宋朝的太監們在朝政上，就遠不如漢唐時期的“前輩們”那樣風光了，但宋朝卻誕生了幾位“內臣名將”，太監們不止親自上戰場見過血，還立下了赫赫軍功。

一、宋朝皇帝與群臣並沒有尖銳的對立關係，不需要啟用宦官集團來對抗群臣勢力。

太監的權力源自於皇帝，從根本上來說宦權就是皇權的延伸。宋朝確立了“崇文抑武”的治國方略，科舉制度也走向成熟，讀書人組成計程車大夫階層，可以透過科舉進入帝國權力中心，朝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不像漢唐時期的門閥士族具有排他性、世襲性，階層流動性更高。皇權沒有了漢唐時期那樣的世家豪族的威脅，皇帝從平民中提拔臣子，臣子受到皇帝恩遇，成為天子門生，登堂掌權，雙方關係沒有尖銳的矛盾了。

在這套制度下，宋代的文臣勢力比前代有所加強，以宰相所在的政事堂和樞密院為首的外朝官員們能夠比較有效地防止皇帝濫用權力，宋代的皇權和相權都有所加強，相互依存。

二、宋朝的軍事制度調兵與掌兵權分離，宦官無法直接掌控軍隊。

宋太祖趙匡胤吸取了五代時期的教訓，採取了“罷功臣，釋兵權，制將帥，立兵制”之策。設立樞密院行調兵之權，但無掌兵之責。又立三衙統兵體制，負責軍隊訓練，但無調兵之權。“兵符出於密院，而不得統其眾；兵眾隸於三衙，而不得專其制”，“發兵之權”與“握兵之權”分離。遇有戰事，由皇帝任命文臣領兵出征。在軍隊管理上，實行更戍法，駐地時常更換，統兵將領也不固定。

所以即使有童貫執掌樞密院的情況，卻也不能實際掌管軍隊，所有的排程也需要得到皇帝同意，不能透過憑藉軍權無所顧忌，更不可能對皇帝專橫動粗。

三、宋朝制定“祖宗之法”嚴禁宦官專政，歷代皇帝執行比較徹底。

宋朝皇帝雖然自宋太宗後都比較水，但是關於宦官不得干政問題上能夠堅守“祖宗之法”。

首先限制人數，人少力量小。宋太祖趙匡胤時限制人數為五十，宋太宗趙光義時，限制在一百八十人左右。到南宋孝宗時，最多也沒超過二百五十人。

其次不予高位，宋朝皇帝們一般不讓宦官擔任高位，授予權力時比較慎重。即使有授高位，也會與文臣商量研討，授予的時機、人選、條件上也會反覆衡量。宋朝規定宦官的品秩是獨立的，不與文、武官雜混，只作內部參考，不納入朝廷的文武官僚體系中。

人數少，又有制度限制，宋朝的太監們自然就處於“弱勢地位”，不可能興風作浪。

四、宋朝的文官集團一直保持警惕，歷任宰輔在壓制宦官上保持一致態度。

宋朝的“祖宗家法”用以節制宦官的另一項規定，就是宦官只能管武人，不能管文人。宦官可以在軍隊裡做監軍，卻不能與文官分庭抗禮。

宋朝的文官集團強悍，掌握著太監的任命權和懲罰權。在文官面前，太監一點架子都端不起來。

宋英宗很寵信太監任守忠，身為宰相的韓琦照樣能訓斥：“汝罪當死！”把他趕出京城。就算是奸臣秦檜當宰相時，也對太監也保持威懾，史書記載太監見了秦檜都兩腿打顫。童貫能掌大權，成為特例，這是宰相蔡京的不作為，縱容童貫。

五、宋朝雖沒有出現禍亂朝綱的“名監”，但在軍事上出現不少“內臣名將”。

宋朝的太監武將，大概也是歷史之最。宋史的宦官傳記中，北宋有43人。其中有18人有明顯的軍事經歷，領兵打仗上有兩把刷子！

在宋太宗、宋真宗兩朝，有名的帶兵太監秦翰，屢上戰場、英勇作戰，曾經與遼軍在黃河岸邊血戰76天，多次負傷，立功頗多。但他始終堅守為人準則，不居功，不攬權，暴病身亡後，宋真宗都不禁為他潸然淚下，禁軍更是以父兄之禮將其安葬。

宋神宗時期的宦官李憲，也是一位“內臣名將”。李憲在宋神宗時期就任太原府路走馬承受等職，作為監軍參與到當時與遼國、西夏的戰役中，鎮西平戎，力保蘭州，經略河湟，立下了不少戰功。

跟著李憲學了一手的童貫，在打仗上也有兩把刷子。宋徽宗時期監軍十萬西征大軍，受命攻取青唐要地。面對宋徽宗的瞎指揮，也能靈活應對偷藏聖旨，保證戰事順利，一戰橫掃青海草原。在平定方臘一役，童貫的用兵謀略高超，軍事行動也是乾淨利落。但童貫的人品不如秦翰、李憲等人，是個權力慾燻心的政客，最終成為有名的奸宦，被釘在了歷史恥辱柱上。

最後總結：

無論漢唐時期宦官亂政，還是兩宋時期宦官“安生”，除了個人品質高低外，更為重要的是制度優劣，好的制度能夠執行徹底，就會有好的結果。看看宋以後的明朝，就能知道。一如兩宋，能夠出現諸多“內臣名將”於國有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