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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足三十年時間,後周世宗柴榮能否重現漢唐帝國?大勢已不再,英雄徒嘆息

非常難,甚至可以直接說:不可能。

趙匡胤的能力,不次於他的老上級柴榮。然而,終其一生,趙匡胤連個北漢都沒拿下,而幽雲十六州更是想也別想。

成就漢唐功業,不僅要統一中原,而且要打服草原。但是,出兵草原的兩個關鍵通道、幽雲二州,卻不在自己手裡。那麼,漢唐就只能遙望,而不可及了。

五代以來,中原和草原形成了一個穩定的博弈終局。這個現狀,大家都不滿意,卻誰也改變不了。契丹大遼想入主中原,但做不到;後周北宋要橫掃草原,也做不到。

這是形勢問題,而非人力問題。逆天改命,說著霸氣,卻往往總是理想豐滿而現實骨幹。大英雄多是乘勢而為。

首先,說一下柴榮的能力

柴榮的能力,足可比肩唐太宗李世民。這兩個人的履歷,完全可以放在一起類比。

李世民上位,是接了老爹李淵的班。柴榮上位,是接了姑父郭威的班。

李世民接班之後,突厥人大舉入侵,兵臨渭水之畔。柴榮接班之後,遼漢聯軍大舉入侵,兵臨上黨高地。

但是,柴榮的表現,要比李世民更優秀。

李世民“馳六騎幸渭水上,與頡利隔津而語,責以負約”。一通陣前痛斥,李世民竟然懟得頡利可汗無地自容。然後,突厥人主動退兵了。

李世民硬碰硬,卻硬在心理、硬在表象。心裡肯定是發虛的,而他卻擺出了一副死磕到底的架勢,然後把突厥人詐跑了。

我若示之心弱,閉門拒守,虜必放兵大掠,不可複製。故朕輕騎獨出,示若輕之;又震曜軍容,使之必戰;出虜不意,使之失圖。

所以,渭水之盟,是心理戰。而後周高平之戰,則是大決戰。

“帝(柴榮)介馬自臨陳督戰”,“太祖皇帝(趙匡胤)身先士卒,馳犯其鋒,士卒死戰,無不一當百,北漢兵披靡”。

後周世宗柴榮、北宋太祖趙匡胤,兩代帝王集體出擊,一個親自督戰、一個身先士卒。然後,北漢望風披靡、契丹畏懼不前。

此戰之後,無論是契丹還是北漢,再也不敢叫囂。特別是草原霸主契丹,一直龜縮到第二次幽州之戰之後,才敢耀武中原。

從公元956年到公元986年,中間隔了30來年。在這30來年的時間裡,契丹大遼一直在躺死,等著後周和北宋各種錘擊。

所以,高平之戰具有轉折意義。之前,中原躺死、草原錘擊;之後,草原躺死、中原錘擊。

那麼,大唐呢?渭水之盟三年以後,才是硬碰硬的大決戰。公元629年,大唐五路出擊,平滅東突厥。到這個時候,唐與東突厥才算分出一個勝負。然後,中原錘擊、草原躺死。

錘死東突厥之後,李世民開始縱橫捭闔,向東出擊高句麗、向西窮追吐谷渾,向北開疆葉尼塞河。大唐成為當之無愧的大帝國。

那麼,高平之戰以後的柴榮呢?

李世民登基之前,大唐已經統一中原,所以李世民可以全力對付草原。而柴榮登基之前,後周只是唐末亂世的藩鎮之長,所以柴榮只能全力完成中原統一。

中原統一,與草原開疆相比,更為複雜、更為艱鉅。

北周武帝宇文邕、大隋文帝楊堅,兩代皇帝接力出擊,才完成了中原統一的歷史任務。而隋文帝八道反擊突厥,僅一戰,就把突厥打到沒脾氣。

柴榮在統一中原方面,主要做了三件大事:

一是透過高平之戰,打慫北漢和契丹。這兩個傢伙終後周一世,也沒敢主動進犯中原。這為中原統一提供了可能。

二是收復秦、鳳、成、階四州,將後蜀封在秦嶺以南。後蜀一旦無法突破秦嶺,那就只能等死,什麼時候死,只是時間問題。

三是三徵南唐,得州十四、縣六十,把南唐壓到長江一線。失去江淮屏障的南唐,就是另一個南朝陳,什麼時候死,也只是時間問題。

但是,上天沒能給足柴榮三十年的時間,甚至連十年的時間也沒給。公元959年,後周世宗柴榮病逝,執掌後周的時間也就五年多一點兒。

在五年多的時間裡,柴榮不僅扭轉了中原和草原的攻守之勢,而且為中原統一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北宋對決契丹,其主要屏障是關南之地。而關南之地,恰是柴榮在臨死之前打下來的。北宋統一天下,其主要憑藉是後周打下來的基本盤。後周這個基本盤,要比五代的前四代都要紮實。

李世民能夠錘擊草原,那是乘勢而為。

周武帝宇文邕在滅掉北齊之後,就已經準備北伐突厥了。隋文帝楊堅在滅掉南朝陳之前,則直接把突厥錘到殘廢。所以,唐太宗李世民只要不太慫,完全可以複製大隋武功。

柴榮能夠逼慫草原,卻是重新造勢。

柴榮之前,山西的沙陀軍事集團,一不開心就能給中原換個朝代。而草原的契丹騎兵,竟能跑到開封城建號為遼。攻守之勢,主動權在草原手中。所以,柴榮屬於逆流而上,力挽狂瀾地扭轉了攻守之勢。

因此,李世民算是乘勢而為的英雄,而柴榮則是逆天造勢的英雄。功業上,柴榮沒法跟李世民相提並論;能力上,柴榮卻足以比肩李世民。

其次,說一下唐宋之變的草原

中原與草原的激烈碰撞,主要是漢武帝時期的漢匈大戰。

戰國時代,秦、趙、燕三個傢伙,就能逼得草原叫爸爸。秦朝統一之後,始皇帝北卻匈奴七百餘里,更是彪悍得不可一世。所以,這時候不叫激烈碰撞,而叫徹底碾壓。

五胡亂華,著重是一個亂字。漢人的組織模式是豪族,胡人的組織模式是部族。兩相對比,你就知道誰勝誰負了。三國時代,豪族支援的軍事代理人,如曹操、袁紹、公孫瓚,還能與胡人爭雄一番。而八王之亂以後,衣冠南渡,中原只能交給胡人折騰了。

所以,這也不叫激烈碰撞。激烈碰撞,起碼得有一個勢均力敵的前提。90公斤級,與45公斤級,擂臺決賽,你這就沒法打。

中原與草原在戰爭中融合,雜交出了西魏、北周和隋唐一系。這是一棵雜交水稻。中原的財富優勢與草原的軍事優勢,實現了完美融合。

大唐之所以能夠風光無兩,有兩個制度優勢,一個是府兵制、一個是租庸調製。這兩個制度的底層基礎,都是均田制。均田制,先不管,只看這兩個上層建築。

租庸調製,是財政制度。在瓦解豪族之後,朝廷直接向天下百姓收稅。中原的財富優勢,終於成功轉化為強大國力。

府兵制,是軍事制度。府兵實際是中原的部落兵,區別僅僅是身份不同,在草原叫牧民、在中原叫農民或軍戶。草原的軍事優勢,成功注入到了中原地區。

融合之後,中原變強了,所以大唐可以效仿秦漢,打遍整個地理視界。但是,中原變強的時候,草原也變強了。

中原的財富優勢,取決於兩點:一個是物質層面的農耕生產;一個是制度層面的中央集權。前者是擴大資源、後者是集中資源。所以,任何一個擁有軍事優勢的草原部族,只要吃透其中一個,都能實現崛起。

最先崛起的,是沙陀軍事集團。

在整個五代時期,沙陀人一直盤踞在山西高地。在後唐李存勖時期,沙陀人不僅吊打中原藩鎮,而且硬懟草原契丹。如果不是李存勖胡搞亂搞,沙陀人在後唐時期就能完成統一中原的任務。五代之後,北宋滅後蜀,用了66天。後唐時期,沙陀滅前蜀,只用了一個月。

隨後崛起的,是契丹大遼。

標誌性事件有兩個,一個是從後晉手中取得幽雲十六州;一個是遼太宗耶律德光開封稱帝。前一個事件後,契丹人必須加速中原化,因為幽雲十六州屬於中原地區。後一個事件後,契丹人心裡種了草,因為入主中原是可以實現的。

再之後,就是定難五州的党項人,建立了西夏。但是,西夏國土偏狹,所以党項人一直是打不死的小強,卻成不了氣候。

而連滅大遼、大宋的女真人,則一定要成大氣候。巔峰時期的女真大金,統治大半個北方中國,擁有五千萬人口。後來的蒙古人,更是彪悍得空前絕後,大蒙古國打遍歐亞大陸。

以上是東亞草原的一個發展脈絡。主要說明一個問題,那就是:草原在變強,而且越來越強。

草原變強的邏輯,跟隋唐變強的邏輯一樣,都是融合了中原和草原的優勢。簡單說梳理這個線索就是:隋唐快速學會了新演算法,然後快速崛起;草原的學得慢,只能逐漸崛起。

那麼,草原到底在學習什麼?

在獲得物質層面的農耕生產之前,草原主要學習中原的制度優勢。拆分出來,主要是解決兩個問題,一個是資源怎麼集中、一個是政權怎麼組織。資源集中,就是稅收制度;政權組織,就是中央集權。草原的軍事力量,一旦掌握這兩個演算法,那就可以獨步武林。

這就是唐宋之變的草原。草原已經發生了這種變化,中原王朝再也無法複製漢唐模式,特別是隋唐模式。

隋文帝八道反擊突厥,一戰下來,突厥就廢了;唐太宗五道反擊東突厥,一戰下來,東突厥就沒了。這種伸手摘果子的好事,在五代以後,不可能發生。

第三,說一下後周世宗柴榮為何無法成就漢唐偉業

自古皆貴中華,賤夷狄,朕獨愛之如一。

這是李世民給大唐帝國書寫的底層原始碼。大唐皇帝,不僅要做中原的皇帝,而且要做草原的天可汗。所以,非我族類、其心必異,在大唐初期和盛世,完全不成立。

強盛時的大唐,主要依靠兩夥軍事力量,一夥是漢人名將的府兵,如李靖、侯君集等;一夥是胡人名將的部落兵,如契苾何力等。越到後期,大唐的胡人名將就越多,發揮的作用也越大。

造反的安祿山是胡人,但平叛的哥舒翰是突騎施人、李光弼是契丹人。龐勳起義之後,大唐的主力平叛力量,不是各地藩鎮節度使,而是沙陀軍事集團。

內部競爭越是激烈,大唐帝國越是保守。於是,非我族類、其心必異的想法,也就越強烈。皇帝和朝廷,集體猜忌李克用為首的沙陀武裝。

但,正是因為沙陀人一直在給大唐當僱傭兵,大唐才在藩鎮的夾縫中勉強生存。沒有沙陀人,大唐王朝早被藩鎮軍閥終結了。

党項人,把北宋折騰到主動脈破裂。但是,在黃巢起義的時候,這夥人卻是大唐皇帝的勤王之師。公元881年收復長安之戰,李思恭所部黨項人,死磕黃巢起義軍,差點兒打到全軍覆滅。

草原的軍事力量,能為皇帝所用、能為天可汗所用,大唐可以做到。而後來的北宋,卻做不到。北宋做不到,那麼,後周世宗柴榮能做到嗎?

大機率,也做不到。

首先,形勢比人強。

草原上但凡出現一個崛起的部族,無論是契丹人還是女真人、党項人,甚或蒙古人,一定會按照中原的組織模式建立政權。

契丹人最擔心的不是北宋,而是內部的翰魯朵。翰魯朵相當於契丹的藩鎮節度使。這夥人一旦做強,完全可以跟大遼皇帝掀桌子。

西夏出現了兩個漢人梁太后。梁太后背後是外戚勢力。而之所以外戚能上位,就是因為西夏皇帝信不過內部的党項豪貴。

然後,我們再追問一下:崛起之後的契丹和党項,還是不是從前的匈奴、柔然和突厥?都不是,它們統統中原化了。

其次是中原更保守。

漢武帝留下四位託孤大臣,其中之一的金日磾,竟是匈奴人。這就是帝國的邏輯:不管你是漢人還是胡人,只問你是不是忠於皇帝。而在當時,一個漢朝人首先忠於自己的家族、其次臣服於皇帝;一個匈奴人首先忠於自己的部族、其次臣服於單于。至於是什麼族,都是無所謂的事情。

李世民要做草原的天可汗,這是何等豪邁?漢武帝只是重用了一個匈奴大臣,而唐太宗則要羈縻全部草原百姓。而這還是帝國的邏輯:不管是牧民還是農民,帝國都尊重你的差異性,只問你是否忠於皇帝。

但是,之後,大唐逐漸放棄了自己的草原認同,徹底轉向中原化,而把草原看成了海外之地。中央帝國對於草原和外部世界的進取,在唐玄宗以後,開始消極了。

大唐末日,皇帝和朝廷把所有藩鎮節度使梳理一遍,竟認為李克用這夥人沙陀人最不忠誠。而實際上,最想之致大唐於死地的,恰是河南朱溫、關中李茂貞等中原藩鎮。觀點不抵立場。大唐能犯這種錯誤,是用立場代替了觀點。而這個立場就是非我族類、其心必異。

大唐如此,五代更是如此。這就是歷史的傳承。而且,這種保守,不止是心胸上的保守,還是制度上的保守。

三衙、三司、樞密院以及中央禁軍的建立,使得王朝越來越內卷。內卷不是內耗,內卷是一種低水平的複雜化。內卷的好處,就是能夠獲得一種穩定,即便是心理上的穩定。而穩定了,也就保守了,越來越不願意改變、越來也不願意轉型、越來越不願意進取。中原王朝開始向內演化,而不再對外探索。

草原形勢、強敵更迭;中原保守、與日俱增,這就是五代以後的天下大勢。柴榮是個逆天改命的狠角色,但他只能扭轉區域性的攻守之勢,卻無法改變這種天下大勢。

柴榮的繼任者趙匡胤,武功、智謀非比常人。周世宗是生出來的皇帝,趙匡胤是打出來的皇帝。但是,趙匡胤只是勉強完成了中原一統,卻無力消滅北漢,更無力恢復幽雲。雪崩已經開始,任憑能力再大的英雄,也無法改變當時形勢。所以,漢唐帝國,只能屬於遙不可及的歷史和遺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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