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醫和西醫不同，怎麼理解中醫一直是難題。最幫我理解中醫的不是《黃帝內經》的“陰平陽秘，精神乃至”，也不是“正氣存內，邪不可幹”，而是孔子說的“君子不器”：不把生命當機器，當容器。

以中醫補血為例，很多人理解為就是治“貧血”，這狹隘了中醫的補血概念在先，低看了中醫在後。

西醫診斷“貧血”，就看化驗單上的紅細胞、血色素，低過一定數值就可診斷，標準清楚、客觀。而中醫對血虛的判斷是：面色萎黃或者恍白，手腳冰涼，頭髮枯黃，容易疲勞，頭昏失眠心慌等，診斷依據模糊、主觀，中醫為此被指“不科學”。

但晚近，韓啟德院士這樣量級的科學資深人士不斷髮聲：託生於科學的醫學，面對人類的健康，只有8%的貢獻而已，而很多奇蹟，恰恰發生在科學不及之處。

幾年前，美國血液學會將“歐尼斯特·博特勒”獎，頒發給前衛生部長陳竺院士，表彰他用“三氧化二砷”將一種白血病基本“治癒”。事實上，“三氧化二砷”，早在上世紀70年代，已被中醫用來治療食道癌，那時候，它的名字還叫“砒霜”。

當時那個食道癌病人吃的藥，是當地一位中醫的方子，“砒霜”是其中重要一味，服藥後，不僅能喝水，一頓還能吃兩個饅頭，檢查發現：他的癌腫萎縮，食道不再堵塞……後來，砒霜改為“713”針劑，更廣泛地用於治療癌症。只可惜，那時的“砒霜”因為沒被科學認識而錯過醫學殿堂。

這樣的問題同樣出現在中醫的“血”與西醫的“血”的區別上：一個被中醫辨證為“血虛”的人，可能並不“貧血”，這種人在西醫無需治療，因為沒病；也無法治療，因為沒藥。但在中醫看來，他們急需用氣血雙補之劑扶助，明代張景嶽的“兩儀膏”就是典範，只有兩味藥：人參和熟地，但從兩個層面體現了“君子不器”的中國文化主旨：

從技術層面看，補血的熟地與補氣藥的人參，各佔一半，宛然一幅“陰陽圖”：借補氣藥之力，點化補血之品而成“氣”，這個“氣”既包括血管中的血，更包括身體的用血能力，血因為有了“氣”的統帥，才成了可以為身體所用的活血，人才是活人，而不是充滿了血的肉體。

從宏觀層面看，中醫血虛辨證中主觀而模糊的感覺，往往先於清晰而客觀的指標變化之前出現，換句話說，中醫在人成為病人之前，就開始接手了，開始防範了，而中醫接手之處，也正是科學不及之處。

從這個角度上說，把中醫的補血，等同於西醫的治“貧血”，是違背“君子不器”的典型錯誤，試想，用有形、有限之“器”，代替無形、無限之“氣”，這於後者，是多大的委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