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縉與後來的徐渭、楊慎並稱為明朝三大才子，他的才名在中國的古代史中也頗有影響力。不僅如此，他還是永樂盛世中文化繁榮的代表人物，他主持編纂的《永樂大典》是中國古代圖書整合的一座豐碑。解縉在政治上也有很高的成就，他在永樂初年深受明成祖朱棣的，協助朱棣開創了明朝的內閣制度，成為這一制度早期重要的內閣首輔之一。然而解縉並未在在政治上走到巔峰，反而被漢王朱高煦所構陷，被朱棣派錦衣衛抓入詔獄，最後被下令處死。有人說解縉之死是捲入了朱高熾和朱高煦的政治鬥爭，其實這種看法太過片面。

解縉自小以來就有神童之稱，在朱元璋時期就很受重用。與別的才華橫溢的神童一樣，解縉也因此而鋒芒畢露，成為朝中所矚目的官員。他的性格執拗，不畏權勢，常常因剛直上書而得罪同僚。即便是面對兵部尚書沈潛這樣的朝中重臣，他也敢上書指責其翫忽職守。後來更是敢在李善長案中申辯冤屈，上書彈劾御史袁泰，揭發對方貪贓枉法。解縉的這些行為雖然沒錯，但是也受到朝中權貴排斥和攻擊，而朱元璋也認為他缺乏涵養，令他回鄉閉門讀書十年。直到朱元璋去世，朱允炆登基當了皇帝，解縉才重新回到朝廷之中。

由於之前在朝中得罪人過多，解縉在建文朝並未得到重用，反而被人構陷而遭到貶斥。雖然最後他在好友的幫助下得以在建文朝立足，但已經變得沉默寡言，不再為朝政發聲。朱棣攻破南京後，朱允炆出逃，解縉跟隨文武大臣迎接朱棣登基，成為朱棣最信任的南京文官之一。據說解縉就是接替方孝孺給朱棣寫《登基詔》的人，所以被朱棣選入明朝的第一批內閣大臣之中，後來還被提拔成內閣首輔。而在解縉執掌內閣期間，所有朝廷的重大公告和朱棣的重要講話，都出自他的手筆。可以說當時解縉是朱棣最信任的文臣，賦予其朝廷大權。

解縉人生的轉折點出現在立太子的問題上，當時朱棣對此猶豫不決，便找解縉商量。朱棣提出自己想立次子朱高煦為皇太子，解縉提出異議，認為要按照傳統立長子朱高熾為皇太子。經過一番爭論後，解縉又提出朱瞻基為“好聖孫”的理由，最終說服了朱棣。朱棣於是立朱高熾為皇太子，封朱高煦為漢王、朱高燧為趙王。這件事讓朱高煦和解縉結下仇怨，然後朱高煦就找各種機會誣陷解縉，最終使得解縉獲罪被貶官。後來朱高煦竟然上書誣陷解縉，說他“伺上出，私現太子，徑歸，無人臣禮！”，使得解縉被錦衣衛下獄，後來又被下令處死。

很多人認為解縉之死是因為他捲入了朱高熾與朱高煦的儲君之爭，他不該在朱棣諮詢他時力捧朱高熾。他們認為朱棣本意是想立朱高煦，因為朱高煦在靖難之中有大功，而且朱棣也常說朱高煦像他，所以解縉不該橫插一槓子。任何人面對這種情況應該明哲保身，而不是故意挑事。

在我看來這種說法完全是想當然，也是狹隘和偏見的看法。實際上當時朱棣並沒有決定立誰為皇太子，他諮詢解縉只是標準的朝廷流程。解縉作為內閣首輔，第一任務就是備皇帝諮詢，怎麼可能裝傻充愣？而朱棣在解縉面前提出朱高煦，是因為靖難功臣丘福上書力捧朱高煦，這種背景下是正常的政務討論。

以當時解縉的職位和身份，必然是提出合乎國家利益的選項。朱高煦驕橫跋扈，常常違反朝廷法度，擅自侵佔良田和財物，還殺害阻止他的軍民，怎麼可能被立為皇太子？如果解縉同意了，那以後案發，他不是自己給自己加罪名？況且以解縉的執政理念，文官政治是明朝的主旋律，怎麼可能選個天天被文官彈劾的人當儲君？這也是被朱棣所認可的，否則朱棣也不會建立文淵閣，建立內閣制度。而從這個事情的結果來看，朱棣對解縉是非常滿意的，並未認為對他的建議有什麼不妥，於是立朱高熾為皇太子。

既然朱棣不認為立朱高熾為太子是錯誤，那為什麼採納了朱高煦的誣陷，將解縉降罪下獄呢？要談這個問題，得從明朝朝廷政治生態的變化開始。朱高煦誣陷解縉，致使解縉被朱棣處死，看似是朱高熾和朱高煦爭奪儲君之位，實際上是文官集團和勳貴集團的鬥爭。這個鬥爭最早上溯到明朝初年，朱元璋當皇帝的時候。那時候還沒有內閣制度，沿用的是中國古達的宰相制度。在這個制度下宰相權力很大，國家大事掌握在宰相手裡，所以君權有旁落的危險。而當時的宰相李善長權傾朝野，獨斷專行，也引起了朱元璋的不滿和猜忌。

朱元璋透過在朝中安插親信，分解宰相權力等方式，逐漸削弱宰相的大權。可這麼一來就引發了朝中爭權奪利的派系鬥爭，文官集團結黨攬權，與皇權進行爭奪。朱元璋不得不透過胡惟庸案、李善長案等一系列大案來打擊壟斷朝政的文官集團，最終廢除了宰相制度，將宰相權力收回到皇帝手裡。

文官集團被打下去後，朝廷中出現權力空白，於是勳貴集團興起。這些勳貴都是明朝開國元勳的家族和後人，他們之間互相通婚、結交，形成了強大的政治人脈網路。而這些家族中不少都與皇室通婚，如徐達、常遇春、傅友德等家族更是與皇室藩王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

太子朱標去世後，朱元璋打算力朱標的兒子為皇太孫。由於朱允炆、朱允熥等都還年幼，很容易被勳貴集團所掌控，於是朱元璋拿勳貴集團開刀，為後人掃情障礙。他透過藍玉案的擴大化，將勳貴集團的核心一網打盡，嚴重的削弱了他們在朝中的勢力。又透過給朱允炆安排侍讀、老師等方式，讓文官集團輔佐朱允炆，確保他能夠順利的登上皇帝位。文官集團本身就與朱標走得很近，自然樂意輔佐朱允炆，於是再度成為朝廷的主要角色。等到朱允炆登基後，他更是重用文官集團，使其壟斷朝廷大權，並以此拉開了針對勳貴和藩王的削藩序幕。

實際上在朱棣登基之前，明朝朝廷是又文官集團和勳貴集團輪流掌控的，他們對朝廷都有很大的主導力。這種明朝的政治生態一直延續到朱棣登基，建立內閣制度為止。在朱元璋時代，朝中勳貴和文官互相制衡，一旦失衡就會有大案出現，使其強行恢復到平衡狀態，因此洪武年間各種政治大案頻繁出現。可朱棣建立內閣制度後，政治生態發生了變化。朝廷變成了文官主導朝廷政務，勳貴主導軍政事務，而軍令則歸於皇帝，並由錦衣衛等皇帝的直屬習慣監督文武百官，最終形成文武制衡的狀態。

在這種政治生態下，朱棣最為擔心的便是文官集團權勢過大，重新出現建文朝那種獨斷專行的狀態。而太子朱高熾又是文官政治的踐行者，與文官集團來往緊密，於是成為朱棣最為擔憂的人之一。朱棣很多時候不給朱高熾好臉色，而對朱高煦、朱高燧更親密，並非簡單的朱高熾不善武功，而是因為朱高熾對文官集團太好。朱棣猜忌朱高熾，多次派人秘密調查朱高熾，就是怕朱高熾聯合文官集團搞事情。與之相反，朱高煦和朱高燧與文官集團不和，與武將勳貴來往緊密，反而讓朱棣更加放心。

解縉作為永樂朝的內閣首輔，也是當時文官集團的代言人。從職務上看，他與朱高熾有正常的來往，但也有很多過界的接觸。尤其是朱棣御駕親征蒙古的時候，朱高熾在南京監國，這更容易使他和文官集團聯合。由於建文朝的事已經成了朱棣的一個心病，他對朱高熾和解縉的密切往來產生了猜忌。朱高煦正是利用朱棣在這方面的弱點，藉機構陷解縉和朱高熾。朱高熾有姚廣孝、金忠、胡濙等朱棣的心腹大臣保駕，自然是有驚無險。而為解縉開脫和申辯的都是朝中文臣，自然被朱棣看成文官集團結黨，那是要嚴厲打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