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因很多，軍事的、政治的、地理的，甚至還有氣候的，不勝列舉。
可能最容易被忽視的，就是氣候因素。氣候在數千年中緩慢而漸進地變化。這導致我們身在其中卻日用而不自知了。
西周時期，距今3100餘年，當時的長安附近的都城是豐、鎬二京。二京隔灃河相望，豐京在灃河西岸、鎬京在灃河東岸。而灃水以西有靈沼，灃水以東有滮池。可見，豐、鎬二京的水資源相當豐富。
但是，周幽王烽火戲諸侯之後，鎬京這個地方沒法呆了。軍事原因是犬戎攻破都城，政治原因是關中無地可封。
千里關中是王畿所在。
一般認為的諸侯都是畿外諸侯，即封在王畿關中以外。指給你一塊地，然後你就去搞武裝殖民，搞成了就是諸侯、搞不成就是豬頭。諸侯的義務是向周天子納貢。這個義務很簡單，也很輕。因為周天子只是指了一個方向、送了一套青銅器，最多再加幾個俘虜的商人部族。
而與畿外諸侯對應的，是畿內諸侯。畿外諸侯搞分封，畿內諸侯也搞分封。但畿內諸侯封的土地，都是王畿之地。相當於周天子直接給了這些諸侯一塊已經開發成熟的封地。所以，畿內諸侯的義務就很重，與周天子的人身依附關係也很緊密。權利越大、義務越重，人都是講理的。
所以，周幽王烽火戲諸侯，戲的不是齊國、晉國這些畿外諸侯，而是關中之地的畿內諸侯。
但是，畿內分封，封到周幽王時期，關中已經無地可封了。所以，周天子的政治地位和經濟基礎一起殘廢。最後，犬戎蠻夷才會攻破鎬京。不是西周打不過犬戎，也不是關中王畿打不過犬戎，而是周天子打不過犬戎。
到這個時候，周天子只能遷都成周，也就是洛陽。
到了秦孝公時期，距今2300餘年，佔據關中的秦國將首都定在了咸陽。咸陽城橫跨渭水。古代都城必須據水而居。沒有充沛的水資源，根本養活不了龐大的城市人口。
那麼，秦人為什麼沒有在豐、鎬二京的基礎上建立都城？
除了豐、鎬被毀的現實原因以及周人宗廟的政治原因，最有說服力的原因就是水資源。因為咸陽的海拔要比豐鎬遺址更低一些。水往低處流。所以，咸陽的水資源更充沛。
同理，西漢首都長安位於今天陝西西安的西北，海拔要比咸陽低一些，水資源也就更充沛一些。漢都長安，北傍渭河、西依泬水。可見，首都一直在跟著水源走。
到了漢武帝時期，漢都長安也遭遇了水資源不足的問題。人口和城市開發是一個原因，但氣候的原因更重要。因為在春秋達到一個階段氣溫高峰之後，中國歷史的平均氣溫一直在下降。
於是，公元前119年，漢朝在長安西南開鑿了昆明池，方圓四十里，引取滈水。而昆明池主要用來為長安提供蓄水、供水，還有就是訓練水軍。這時候，漢武帝已經準備折騰南方了。
東漢定都洛陽，一般認為，主要是政治原因和歷史原因。
但氣候方面的原因可能更大。東漢以來，中國的平均逐漸跌向小冰河期的低點。氣溫下降，關中地區的水資源越來越不足。
到了隋唐，氣溫上升，關中地區的自然環境得到改觀。於是，關中也就有了再次輝煌的可能。
從三國兩晉南北朝到隋唐，氣溫一直是上升的。而隨著氣溫上升，位於關中的西魏北周的國勢也一同上升。到了隋唐時期，氣溫達到了一個階段頂峰。而這時候恰是隋唐帝國時期。
但是，隋唐時期的氣溫仍然沒法跟西周時期比。所以，長安仍然遭遇水資源不足的限制。洛陽的糧食無法從水路直接運到長安。於是，大唐帝國只能開渠引水和水路並用，才能向首都長安輸送足夠多的糧食。
到了宋朝，中國的氣溫又上升到了一個新的階段頂峰。但是，人定勝天了。人口太多和戰爭破壞，已經壓制了氣溫上升形成的紅利。所以，關中的水資源還是不夠用。
自宋朝以後，中國歷史的平均氣溫持續下降。到了明朝末年，中國又迎來一次小冰河期的歷史低點，甚至比東漢還低。所以，從宋到明這段時期，關中長安已經不具備作為首都的氣候條件了。氣溫不夠、水資源不足，在傳統時代就難以養活一個超大規模的城市群。
但是，現在這個問題可能正在改觀。
有資料預測，隨著全球氣溫上升，關中地區很可能會達到西周時期的氣溫，而不止於隋唐時期的氣溫。如果是這樣，那麼，古都長安、今之西安，想不崛起都難。
這是氣候因素的解釋。簡單說就是：
自宋朝氣溫頂峰之後，中國的氣溫一直在降低，而且一直持續到明朝末年。所以，約在北緯34°附近的長安，不僅年平均氣溫越來越低，而且年平均降水量也越來越少。河流水位下降、湖泊大量乾涸，長安也就無法具備成為首都的自然氣候條件了。
歷史是交響曲，其中有很多頻率的聲波在共同震盪。這些不同頻率的聲波，便是不同權重的變數。
它們共同促成了歷史的演化。
而當我們採納單一變數的時候，歷史的“波函式”就坍縮了。單一變數成了充分條件，決定了歷史的走向。
但，這只是我們的一己之見，而不是歷史本來面目。
接近歷史的本來面目，就要讓自己的思考變得複雜一點兒：從多個角度去看待歷史、從多個變數去分析歷史。
所以，氣候只是一個因素、一個變數。
除了氣候的原因，地理和政治，也是一對必須納入考量的變數。
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但如果放大尺度來看，天時與人和，只具有階段性，而地利才具有長期性。因為山川形勝可以數千年、數十萬年不變。
因此，地利，或者說地理的權重，是三者之中最大的。
關中的西周滅了商朝、關中的秦朝滅了六國、關中的西漢滅了西楚、關中的北周滅了北齊。所以，才有得關中者得天下的說法。
這就是中國歷史上的關中鐵律。
因此，古代王朝之所以定都長安，除了政治上的考慮，比如西周發源於陝甘一帶，主要就是因為這個軍事考慮。
關中吊打四方，你不在關中定都，那就只能等著被關中搞死。
秦漢定都關中，於是成就了秦漢帝國。而非要逆地利而行的楚霸王項羽，只能沐猴而冠然後烏江自刎了。楚霸王沒有參透天下密碼的智慧，或者說停留於衣錦還鄉的小格局。
所以，但凡關中能夠承載一個超大規模的首都城市群，其大機率就會成為首都。所以，氣溫上升之後，隋唐仍舊定都長安。
但是，政治也是重要變數。政治甚至可以塑造地理。或者，我們可以認為這是政治地理的因素。
政治地理，其最大的改變就是讓天下變大了。
商朝的天下侷限於河南中心，周朝的天下則擴充套件整個黃河中下游流域，算是擴充套件至北方中心。秦漢的天下則要擴充套件到長江領域，甚至南跨嶺南、西越大漠、東過遼河。
所以，在東漢時期，關中鐵律就被政治或政治的地理給打破了。
西漢後期以及東漢時期，天下的經濟中心轉移到了河北。華北大平原有著無數的良田、繁盛的人口以及來自北方和東北草原的戰馬。
所以，河北劉秀逆襲關中，最終一統天下、建立東漢。
東漢末年到三國鼎立，實際仍舊是河北天下。
袁紹佔了河北，然後他就是漢末最強諸侯。但袁紹把一手好牌打廢了。河北成了曹操的根據地。有了河北財富，曹操以及後來的曹魏和司馬晉，就能稱雄一個時代。
除了統一北方的拓跋鮮卑，十六國時期的兩個超級強國，分別是前秦和前燕。前秦曇花一現，而慕容鮮卑卻持續輝煌。慕容鮮卑先後建立了前燕、後燕、南燕和北燕四個政權。如果加上西燕，那就是五個。
慕容鮮卑為什麼這麼強？
除了慕容鮮卑英雄輩出，最主要的原因是從東北殺入中原，他們率先佔據了河北。
古代河北，主要是指黃河以北，包括但不侷限與今天的河北省，範圍要更大一些，從太行上以東、黃河以北都可以算在內。
到這個時候，定都在哪裡才合適？
但凡天下一統，那就必須定都洛陽。
古代選擇首都，在軍事上的考慮是選擇一個戰爭指揮部。你準備往哪個方向發動戰爭，就選擇在哪裡定都。
首都的主要功能是前敵指揮部。
之所以是這個邏輯，是因為古代交通和通訊限制。
皇帝發個電報：給我打；然後將軍就打了。但這隻能在近代以後。而在古代，這幾乎不可能。皇帝只能快馬加鞭、八百里加急向前線傳遞命令。累死多少快馬還是次要的，關鍵是這個時間無法掌控，也就充滿了不確定性。前方打完仗，將軍準備回去造反了，而皇帝還可能在為將軍輸送糧草。
比如春秋戰國的韓國，韓康子時期定都平陽，今山西臨汾附近；為了進攻鄭國，韓武子時期便遷都宜陽，今洛陽市宜陽縣附近；為了繼續滅鄭事業，韓景侯時期再遷都陽翟，今河南禹縣附近；等滅了鄭國，則遷都新鄭，今河南新鄭，以控制新附地區。
這就是古代王朝選擇首都的軍事邏輯。而這個邏輯也可以擴充套件到政治上。
為了實現對龐大國土的統治，王朝首都就需要選擇在交通更便利、通訊快捷的中心地區。
侷限於關中而後以關中制山東，這是關中形勝。但西周時期，這個山東也就侷限於今天的河南與山西。以關中形勝攜四川財富的秦漢帝國，也就勉強打得過山東六國，卻未必製得住山東之地。
當帝國的北方疆域拓展到整個河北，那關中長安明顯太偏了。於是，洛陽登上前臺。洛陽西依關中、東制河北、南控江淮，一副樞紐天下的態勢。
因此，變大了的天下，使得帝國王朝必須選擇一個能夠接收四方財富且能夠向四方輸出影響的中心區域。
那麼，隋唐呢？
除了長安在氣候上允許作為首都，以及西魏、北周至隋唐的一脈相承，還是因為天下變大了。因為隋唐不僅要控制北方草原，還要控制遙遠西域，當然也包括北方中原和南方江淮。
所以，這麼看，長安勉強可以算作天下中心。但作為首都，長安也只是勉強為之。
氣候的因素很重要，地理的因素很重要，政治的因素也很重要。所以，長安作為首都，舉步維艱。因為在氣候、地理和政治三個變數上，長安僅是具備條件，卻說不上具備優勢。
而最為關鍵的原因，則是長安距離王朝的基本盤，即中原地區，太遠了。
安史之亂後，經濟中心以及財稅中心逐漸從北方轉移到南方。長安自然更加難堪重負。
特別是隋唐大運河，說被藩鎮切斷就被切斷。而但凡大運河被切斷，長安為中心的大唐帝國就會被推到生死邊緣。
所以，晚唐、五代到宋朝，大家一定要盯死隋唐大運河的樞紐地區，即汴梁或汴州（主要是汴州和宋州的汴宋地區）。即便是定都洛陽的後唐，也要盯住汴梁。
如果盯不住，那會怎樣？
公元926年，貝州譁變導致河北兵變。於是，後唐莊宗李存勖從首都洛陽啟程，御駕親征。李嗣源及河北“叛軍”，則從河北南下，應戰李存勖。
李存勖對陣李嗣源，實際是一場以汴梁（或汴州）為目的地的跑步比賽。結果李嗣源捷足先登了，李嗣源和叛軍率先佔領汴梁。到這個時候，後唐莊宗李存勖只能嗚呼哀哉了，仗都沒打，就被自己人弄死了。
所以，北宋定都汴梁，而不會是長安。
北宋富而不強，北宋不是個帝國。因為北宋沒能向草原輸出秩序。
北宋為什麼無法成就帝國偉業？
幽雲十六州是個大必要條件。你連中原和草原的邊緣地帶都控制不住，自然無望向草原輸出秩序。定難五州是個小必要條件，佔領不了朔方故地，北宋也就無緣開疆大西北。
這是北宋的尷尬，也是汴梁的尷尬。
從汴梁出發，可以宰制中原，黃河以北可以統治，長江以南也能統治，但草原和西域只能無望了。
所以，我們發現文明的因素日益重要。
但凡成就帝國偉業，就需要把首都定在橫跨草原、中原等兩大文明或多個文明的交叉地帶。
於是，元明清三代，北京一直是首都。
北京向北輸出秩序，能夠控制草原系；北京向東北輸出秩序，則能控制東胡系；北京向南，則可以藉助京杭大運河，控制整個中原。
北京的重要性從於謙的北京保衛戰就能發現。
皇帝明英宗被抓了俘虜、大明主要精銳喪師土木堡、瓦剌三路大軍挺進北京，大明遭遇的危機，比汴梁之圍更為嚴峻。
但是，北京南接大運河的中原財富。所以，于謙能夠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組建新的大明禁軍。而北憑居庸關長城、東憑密雲大山，瓦剌的三路大軍立即廢了兩路。如果不是紫金關被突破，瓦剌的主力大軍估計連山西都出不來。
這個軍事形勝甚至比關中還強。
氣候的因素、地理的因素、政治的因素、文明的因素，以及歷史交響曲中各種偶然和必然的變數，促成了北京的首都位置。
而這個時候的長安呢？
長安被忽視了。
明太祖朱元璋最初規劃了兩京制，一個是南京、一個是大梁（即汴梁），後來又準備在南北兩京之間建箇中都，即安徽鳳陽。朱元璋一氣想了三個首都，卻都沒有想到長安。所以說，自唐以後，長安之輝煌只能屬於歷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