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末年，神州大地上湧現出了五位思想家，分別是朱之瑜、黃宗羲、顧炎武、王夫之和方以智。他們在壯年的時候見證了明朝滅亡、滿清入關的歷史，受此影響，人生軌跡出現了重大轉折。
公元1638年，號稱“文武全才第一”的朱之瑜深感於“世道日壞、國是日非”的末日景象，再也無意仕途，他正式謝絕了崇禎帝的徵召，打算終老於山林。誰知六年後天下大變，李自成攻克北京，崇禎帝上吊自盡，僅過了數月，吳三桂便引導清兵入關，竊取了天下。為了抗清，朱之瑜四處奔走，流落在浙江、福建沿海，曾出訪日本、安南等國，請求外國援助，以便能夠驅逐韃虜、克服中原。
朱之瑜，號舜水，流亡在日本的中國思想家
朱之瑜流亡日本，反思明朝的滅亡
順治十六年（1659年），天下大定，眼看恢復無望，黃宗羲與顧炎武都返還故鄉，過著隱居著書的生活；悲憤之下，方以智遁入空門，做了僧人，而王夫之則退隱林泉，不為世人所知。只有朱之瑜依然在海上漂泊，力助鄭成功、張煌言北伐。這次北伐失敗後，心灰意冷的朱之瑜流亡到了日本，在學生安東守約的幫助下，定居於長崎，從此再也沒回過中國。
1665年，德川家康的孫子德川光圀聘請朱之瑜到江戶作賓師，向日本人傳授儒學。朱之瑜在日本生活的二十二年裡，始終身著明朝服飾，他還希望死後屍骨能返還故土。日本人對他很尊敬，也十分同情他的遭遇，來聽講的人非常多，逐漸形成了“水戶學”。弟子安東守約曾向朱之瑜請教“明室致亂之由”及“恢復兵勢”等問題。
為了說明情況，以備修史參考，朱之瑜便寫出了《中原九述略》一文。這篇文章研究了明朝之所以滅亡的原因，全面分析當時的天下形勢，並提出滅虜的對策。
與其他遺老不同，朱之瑜雖然也忠於明室，但他並沒有為明朝飾非護短，也不願美化明朝的歷史。而是客觀地講述了明朝末年的腐敗與墮落，探尋老百姓為什麼選擇中立，對明朝的滅亡坐視不管等問題。由於朱之瑜是在海外著書，所以擺脫了清政府的審查，不需要遮遮掩掩，可以秉筆直書，所以《中原九述略》裡還有許多揭露滿清殘暴的內容，成為清朝的禁書。朱之瑜就說：
“述者，記其行事，無有粉飾文致；略者，具其梗概，不能委曲周詳。”
這是史學家實事求是的基本態度。
朱之瑜的文章都在日本寫成，能夠直言不諱，表達自己的真實想法
明朝滅亡時老百姓為什麼袖手旁觀？
儘管封建史學家在為明朝修史時列了一長串的殉國名單，講述都城淪亡之時有多少忠臣烈女閤家自盡的悲劇，然而終究掩蓋不了一個事實——在明朝滅亡之時，大部分老百姓都抱著冷漠的態度，對這個政權並沒有太多留戀。朱之瑜作為歷史的見證人，在《中原九述略》中對這一現象也直言不諱。他寫道：
“崇禎末年，縉紳罪惡貫盈，百姓痛之入骨髓，莫不有‘時日曷喪，及汝偕亡’之心。故流賊至而內外響應，逆虜入而迎刃破竹。”
李自成與張獻忠都曾遭遇潰敗，最窘迫之時身邊只有十數騎而已，然而他們卻總是能夠越戰越勇，越打越多，乃至於最終滅亡王朝，這是因為闖獻的背後有著廣泛的群眾基礎。明朝末年，天災人禍已經導致許多農民流離失所，可是官府非但沒有積極撫卹救濟，反而還敲骨吸髓的加派遼東三餉，導致天怒人怨。李自成的轉折點在崇禎十二年，他聽從李巖的建議，一改之前嗜殺的流寇作風，採用“均田免賦”的政策來收買人心。每次攻城破敵，農民軍都會開倉濟民，故而追隨者越來越多。
明朝腐敗由來已久，從萬曆年間的礦稅開始，害民之策越來越多。天啟時災害頻發，賦稅卻不曾減輕過。崇禎四年，刑科給事中吳執御上書請罷理財、加派等措施，崇禎帝回答說：“加派原不累貧，惟搜刮滋奸。”然而又說：“若得良有司奉行，亦豈至病民乎！”固執不已，不肯變更。同年陝西饑荒，八年山西大飢，人相食；十二年，河南、兩京、山東旱，大飢；十三年，饑荒波及浙江，並延續至明亡。
崇禎立志改革，卻不曾減輕老百姓的負擔
在這種背景下，崇禎仍要開國庫、播軍餉以助遼東抗清，還命洪承疇等討伐流民，致使百姓餓死十七八。然而，最致命的並非財政支出的困境，而是明朝權貴壟斷財富達到了駭人的地步，致使社會貧富差距巨大、階級矛盾劇烈對抗化。
崇禎十四年，李自成破河南府，殺福王，發現王府中存貯大米數萬石，金錢數十萬，遂開倉以賑饑民；十六年，張獻忠攻武昌，楚王府中尚積金百萬，長史徐學顏請求發金以助軍餉，楚王不聽。獻忠破武昌，沉楚王於湖，其家中黃金堆積，輦載數百車不盡，百姓這才知道楚王腐敗到了何等地步；同年，孫傳庭發兵擊李自成，戰於渭南，軍隊乏食，求於富室、鄉紳，皆不應，明軍遂敗沒；十七年，李自成兵臨昌平，崇禎派太監到外戚巨室家中去求金助餉，王之心最富，崇禎當面向他請求捐助軍餉，他也僅獻出一萬金。之後李自成破京師，抄沒王之心的家，共得黃金十五萬。農民軍還從宮中搜出內帑銀三千七百萬錠，金一千萬錠，舊有鎮庫金積年不用者三千七百萬錠，錠皆五百兩，鐫有“永樂”字。世人始知官府斂財腐敗至極，其滅亡豈不宜哉？
明朝末年社會矛盾激化，官府已經腐敗到了不可救藥的程度，所以老百姓拋棄了這個政權，選擇袖手旁觀，無論是李自成還是滿清，他們的到來不過是換個人來納糧，重新規定怎麼磕頭、怎麼頌聖而已，做誰的奴隸都沒有區別。
士大夫腐敗與百姓的冷漠加速明朝滅亡
滿清的人口不過數十萬，而明朝滅亡前夕至少有幾千萬到一億的人口，為什麼這麼一個龐大的帝國會快速地被征服了呢？日本人對這個問題同樣感興趣，對此朱之瑜也給予了答覆。在幾千萬的明朝人口中，真正抵抗的力量是非常少的，清朝只要打敗由烏合之眾組成的李自成農民軍，剿除南明的殘餘勢力，就可以統治中國，並不需要與幾千萬乃至一億的平民為敵。
在滿清入關時，士大夫與百姓的心態至關重要。當時明朝已是人心盡失，故而河北二十四郡皆望風歸降，沒有一個人起來抵抗。人們既痛恨於明朝的腐敗，也不甘心於李自成的統治，在沒有更好選擇之下，對滿清也就採取了不抵抗的態度。因此，朱之瑜痛心地說：
“總之，莫大之罪，盡在士大夫；而細民無智，徒欲洩一朝之忿，圖未獲之利，不顧終身及累世之患，不足責也。”
由士大夫組成的官僚階層作為明朝的統治者，他們不以忠君愛國、出治臨民為本分，而是競相爭事豪門，攀附權貴，“官以錢得，政以賄成”，導致明朝的政治生態急劇惡化，官民之間的矛盾越來越大。官僚階層掌握著各種特權，宗室子女豪奴專橫跋扈，不斷地顛倒黑白，侵漁百姓，使得上下離心離德，共同體已經走向解體。
朱之瑜認為老百姓就如黃口孺子，一旦斷其生計，立可餓死。然而官僚階層卻不知體恤，不僅侵奪其利，而且還千方百計地對其進行打壓，導致“既被其害，無從表白申述，而又愁苦無聊”，走投無路之下，只能加入流賊透過做亂以洩憤了。
李自成想要進攻北京，便高調宣傳“均田”、“均役”之說，百姓既有貪利之心，又欲報復明朝，故而爭相獻城，不肯抵抗，“其心既變，川決山崩”。因此，海瑞就曾說過：“天下事都被秀才官做壞了”。明朝的官僚階層不斷破壞自己的統治根基，完全不在乎老百姓的利益，故而老百姓便決定與之同歸於盡，最終使清朝得以坐收漁翁之利。
明朝內部瓦解，讓清兵入關有可乘之機
清朝為什麼能夠取代明朝而得天下？
在反思明朝滅亡的原因之後，朱之瑜不忘揭露清朝的殘暴，並說明清朝得天下並非順天應人之舉。
魯迅在《燈下漫筆》中曾說：
“假如有一種暴力，‘將人不當人’，不但不當人，還不及牛馬，不算什麼東西；待到人們羨慕牛馬，發生‘亂離人，不及太平犬’的嘆息的時候，然後給與他略等於牛馬的價格……則人們便要心悅誠服，恭頌太平盛世。”
明末的天災與戰亂正是“將人不當人”的日子，明朝與闖、獻隨意搜刮與屠宰百姓，讓他們懷念起太平的日子來，寧願做“太平犬”也不想當“亂離人”。在這種情況下，滿清入關了，他們雖然沒有兌現“均田免糧”的理想國家，但畢竟結束了戰亂，滿足人們要當“太平犬”的需求，所以也就被百姓勉強地接受了。
朱之瑜認為在滿清的統治下，人們確實過著“太平犬”的日子，統治者雖然換了，但磕頭跪拜的禮節不能改，而且還得加上剃髮易服的要求；從遼東到江南，全國各地但凡有干涉滿洲的官司，都要聽從官府的指掌，只要敢違抗，立即全家抄沒；為了剿除南明勢力，清朝增設沿海營伍，一切費用皆由當地百姓承擔，若有一家殺死兵丁，即視為謀逆，全村皆蕩平；另有“拆房屋”、“打老鼠”等多項措施，對百姓進行殘酷的壓迫。
在《中原九述略》的末尾，朱之瑜認為清朝之所以得天下並非老百姓的選擇，更不是順天應人的歷史規律。他說：“彼之所以能據我中國者，原乘我民心之叛，而用以張其威，所以到處望風潰散，未嘗一戰而竊取天下矣”。明朝的統治者與老百姓之間發生內訌，老百姓不堪壓迫，欲與之同歸於盡，結果導致滿清入關，趁火打劫，竊取了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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