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英宗並沒有很大的兵力優勢。
文｜小陶
「土木堡之變」被視為明代由全盛轉向中衰的國變，明英宗被俘也創造了歷代明帝「天子守國門」最為嚴重的一次敗績。那麼明軍究竟是因何失敗？尚在強盛期的明王朝何以不敵蒙古瓦剌一部？
土木堡之變示意圖
明英宗朱祁鎮像
有關這一歷史事件的研究眾多，但始終迴避了一個基本問題：明軍人數一向宣稱有五十萬，而也先的軍隊至多也就五萬人，在如此懸殊的情況下，也先僅僅在兩天不到的時間內就全殲明軍，俘獲明英宗，這實在出離常識。實際上這一宣稱的數字背後隱藏著明代軍政的腐敗，以至於實際情況並不如通常所寫的那樣。
「五十萬」的數字源於時人劉定之的《否泰錄》，但此說並未列舉可信的依據，反而被後世沿襲，幾成定論。直到近十幾年，此說才受到明史學者的有力質疑。
北大歷史學系李新峰副教授透過分析正統十四年（ 1449 年，土木之變當年）京畿地區實際在籍兵力，得出明軍即使動員所有京畿衛所，也不過只有 25 萬在籍官兵的結論，可見「五十萬大軍」純屬訛傳。
明代北京衛所遺蹟
這與英宗時親歷土木堡之變的兵部右侍郎李賢記述相當吻合，根據他的《天順目錄》，除去朱勇在鷂兒嶺（土木堡戰役前的一次遭遇戰）損失的 5 萬兵力，土木堡應只有 20 萬明軍。但《天順日錄》也存在嚴重缺陷。李新峰新近的研究表明，明英宗登基之初的京軍三大營滿額狀態下僅有 18 萬人左右。
李賢的缺陷就在於，他混淆了隨徵軍隊的性質和京營軍額的前後變化。據《英宗實錄》記載，皇帝親征出發前命賞賜京五軍、神機、三千等營官軍銀錢和馱驢。可見當時只出動了京軍三大營隨徵。
又根據《英宗實錄》和《平陰武愍王墓誌銘》（朱勇的墓誌銘）載，朱勇在鷂兒嶺損失的兵力應為 4 萬人，所以土木堡的明軍總兵力不會超過 14 萬人。實際上直到土木堡之變後三大營才增兵至 25 萬人，李賢的記述多半源自景泰年間的京營檔案。
這就讓明軍對瓦剌的優勢大打折扣。
明代瓦剌版圖
朝鮮《李朝實錄》的記載更是讓這個數字也還得再打折扣。其中記載道：「七月十七日， 皇帝領兵八萬親征，……督楊弘三父子伏兵山間擊賊， 擒殺四萬餘級，但傳聞此事，而時未有文移可考。」
古代大軍出征，為迷惑對手振奮士氣，往往極力誇大自身數量。該傳聞中稱明軍「擒殺四萬餘級」就是一個嚴重注水的戰績，這意味著「皇帝領兵八萬親征」很可能也是誇大宣傳後的產物。
然而，這個「八萬」的數字比我們前邊估算的明軍最大兵力數小了許多，既然是當時官方有意放出的誇大訊息，朝鮮傳聞的英宗所領兵力應該比 14 萬更多才對。而李朝方面打探到這樣一個數字，合理的解釋恐怕就是：明英宗麾下的兵力連 8 萬都不到，為壯聲勢才故意誇大到 8 萬。
一旦接受這個兵力設定，我們再來看明軍交鋒前的狀態就不至於那麼疑惑了。目前研究認為也先總兵力有 4 至 5 萬人。而《英宗實錄》載明蒙交鋒前，明軍中「眾皆危懼」；除了王振外，諸臣都是一片悲觀態度，並無人多勢眾的氣象。
特別是明軍抵達土木堡當日，人馬飢渴，卻將南側河流的控制權拱手讓與一支不足 2 萬人的蒙古軍。次日被包圍後，明軍更只採取原地防禦的策略，甚至不敢主動突圍。這些都不是佔據兵力優勢一方所應有的表現。
被沖垮的明軍部隊
所以，明軍即使有人數上的優勢也不會超出蒙古瓦剌軍隊太多，在士氣低落、疲於應戰的情況下自然打不過也先的軍隊。
但是三大營的滿額狀態仍有 18 萬，明英宗何以連半數的軍隊都發動不出？
明英宗盤腿待俘
事實上，早在明宣宗時期，京營就存在嚴重的缺編問題。英宗剛繼位時「在京七十七衛，官軍士校尉總旗二十五萬三千八百……今各營操練僅五萬六千，選用不敷況。」即 40 餘萬兵額的京畿七十七衛，實際僅剩 25 萬人；而京營兵力則只剩下 5 萬 6 千人，較之 18 萬總兵額，尚不足三分之一。其軍政腐敗程度可見一斑。
明中期順天府附近地圖
至正統十四年土木堡戰役爆發前，兵科給事中葉盛在《水東日記》中更記載，全國衛所 320 萬兵額，實際只有一半人員在籍。文中還單列了 35 個京衛，情況並無區別。
雖然有觀點認為該說過於誇張，但參考正統三年，兵部右侍郎于謙的奏文「天下都司衛所發冊坐勾逃故軍士一百二十萬有奇」，說明在土木之變十一年前，全國衛所的空額問題既達 120 萬之多，土木之變時情況越發惡劣並不奇怪。
明朝軍隊空額的原因很多。除了士兵對從軍本身的牴觸，從基層管理角度講，各衛軍官剋扣軍餉，收受軍人賄賂，私役軍人為家僕，可以造成空額；從後勤籌措角度講，戶部在放餉過程中貪汙，在供給衣裝等軍資時侵奪，可以造成空額；從派遣呼叫角度講，工部役佔士兵營造建築、替官營作坊勞動等，也可以造成空額。
朱元璋在開國時不是沒有防範這些腐敗問題，他設計了一套非常複雜的監督體制來制約腐敗。但事實證明，自上而下的監督體制，效果非常有限。以嘉靖二十九年的「庚戌之變」為例，俺達犯京師，皇帝急命京營出戰。
然而京營軍在籍幾十萬，實際居然只有五、六萬人，「戶部支糧則有，兵部調遣則無」、「今之提督武臣……平時則役佔營軍，以空名支餉，臨操則四集市人呼舞博笑而已」。這說明朝廷的監督機構並未發揮其應有作用，甚至這些機構本身也可能在參與腐敗。否則無法解釋為什麼皇帝竟然一直未能察覺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