點茶愛好者用茶筅攪動建盞裡的茶湯，使表面形成一層泡沫。點茶與茶百戲是宋代獨創的特殊茶藝 魏培全/攝
半月談記者 張漫子
如果能夠穿越，你願意回到中國哪個朝代？
這道來自知乎的熱題，回答指向略出乎意料。有人傾慕大漢風骨，有人嚮往大唐氣象，但多數網友希望穿越至宋朝——儘管處於非國力鼎盛期，但開啟《清明上河圖》卷軸品一品，柳岸長堤、望樓飯鋪，橋頭觀水、小憩閒坐的人們是如此怡然自得。如果有一份“幸福朝代排行榜”，宋朝一定榜上有名。
電視劇《清平樂》細膩再現了宋朝從朝堂宮廷到街頭市井的獨特魅力，引得歷史愛好者開啟線上“科普”追劇模式。與刻畫其他朝代的古裝劇不同，隨處可見的禮樂教化和慢下來的風雅生活，代替嬪妃宮鬥，“生活家”的日常再掀起一股“宋朝熱”。
宋朝是歷史課本中那個“積貧積弱”的朝代？還是那一抹站在近代門檻上的“現代的拂曉”？
藉助影視劇的力量，今日，我們重新還原、審視古文明對現代人的啟迪和鼓舞。
寄自1000年前的“現代幸福指南”
宋朝對幸福生活的定義超越了其他早期文明。幸福的重要標籤之一，便是“雅”。
即便穿越回宋朝，大概也會感到一絲熟悉的現代氣息：撫琴、調香、觀畫、弈棋、烹茶、飲酒、賦詩、填詞、賞花……這份“雅”恰是宋朝的日常。
《清平樂》對宋代宮廷追求風雅生活的刻畫頗費筆墨：無論是在皇帝的案頭，還是在官宦居室廳堂，都有煙霧繚繞的香爐；廳堂房閣時常能看到展掛的名畫；房間的佈置陳設、插花也頗有考究……
宋人吳自牧在《夢粱錄》中對“四藝”有闡述：“燒香點茶，掛畫插花，四般閒事，不宜累家。”這四藝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宋朝的氣質——不同於盛唐藝術氣象萬千的強者之美，宋代的美學倡導“格物致知”，不以技藝感人，不流於濫情，以敬畏和理性，展現閒適淡雅與寧靜飄逸。
燒香在宋朝是種雅玩。我們熟知的陸游、黃庭堅都是個中高手，因此許多詩詞都曾提及燕居焚香的趣味。如陸游的《初夏》：“床有蒲團坐負牆，室無童子自燒香。”
宋代藝術勃興，插花不免成為流行朝堂內外的風尚。《清平樂》第4集中，曹皇后以插花與小姐妹們聚會，堪稱“宋朝名媛的日常”。
歐陽修在《洛陽牡丹記》有載：“洛陽之俗，大抵好花；春時，城中無貴賤皆插花，雖負擔者亦然。”宋代受理學影響深重，其清雅、雋秀的時代氣質，反映到花卉文化中，形成了精細描繪，以花抒寫理性的主流。
像飲茶這樣一件儀式感滿格的事情就更不用說。中國飲茶之風興於唐，盛於宋。在唐代煎茶法上又有創新，宋代窮盡雅緻的“點茶法”成為當時飲茶的主流方式。
不同於傳統的泡茶，“點茶”是先在碗中放入少許茶葉末，用少量沸水衝調成膏後，再用茶筅快速攪拌茶湯——日本的“抹茶道”就是由此學來。
宋史研究者吳鉤說：“生活在北宋的東京汴梁或是南宋的臨安是很幸福的。這不是我的看法，而是當時人們的感受。”京城經濟發達、物華天寶、安定閒適，正是我們今日所向往的“宜居城市”。
青瓷製作的首飾 翁忻暘/攝
打破階級固化的變革之朝
《清平樂》中有一處細節一直為觀眾所稱道，即對皇帝不稱“皇上”“陛下”，而稱“官家”。學者薛兆瑞認為，稱謂變化，反映出“君權神授”觀念的淡化。
宋朝時期的皇權並不像前朝那樣專制。《清平樂》中曾有一個宋仁宗與諸大臣談論立後事宜的細節，像這種專門的小型會議，君臣之間不是君坐臣站，而是面對面而坐，其間發表意見時也無須站立行禮，可見宋朝教化、禮儀較為開明，君臣關係以和睦為主。
也有觀點認為，宋朝稱“官家”有點職業分類的意味，就如同稱醫者為“醫家”，詩人為“詩家”，農人為“農家”一樣，官家指的就是“做皇帝”這份職業。這代表著道統和皇統之間的分離，蘊含著士大夫與皇帝共治天下的意味。
宋朝的社會制度是相對平等的。例如，宋朝官員是不用跪拜的；宋朝很少殺文官的，還可以坐下來陪皇帝聊天……
吳鉤說，宋朝沒有貴族，科舉具有相對的開放性，它讓政府向全民開放。只要通過了科舉考試，就能進入官府，甚至可以擔任高官。
“比如范仲淹，他出身於平民家庭，年輕時在寺廟裡讀書，沒有考中進士之前就立下一個願望：如果當不了良醫，就要當良相。我覺得一個宋朝平民在年輕的時候就立志當上宰相，這很了不起，是宋朝階級上升渠道通暢的表現。要知道北魏和東晉時期，政治基本被士族壟斷。”吳鉤說。
唐宋之際，中國社會發生了一次深刻的變遷。進入宋朝後，宋代的佃戶與地主不再存在人身依附關係，只是結成經濟上的租佃關係，以契約為證。宋代奴婢與主家之間也不是人身依附關係，而是經濟意義上的僱傭關係。這樣一種結構性的社會變革，核心意義就是“契約化”——從“人身依附”向“契約關係”轉型。這個契約化的過程，也是一個平等化的程序。
在這樣相對開放平等的環境裡，宋朝才會有蘇軾用官家代指朝廷的詩句，才會有趙匡胤與開國功臣趙普之間關於“天下何物最大”“道理最大”的討論。
“群星閃耀時”的“朝堂朋友圈”
《清平樂》所呈現的宋仁宗時代，是中國古代文學史上的“群星閃耀時”：晏殊、范仲淹、韓琦、富弼、歐陽修……
這個天團不僅是貢獻了多位中學文言文的寫手，劇中，他們彼此相熟，甚至在朝堂之上不乏唇槍舌劍，代表了宋朝文治巔峰的廟堂之高、江湖之遠。
韓琦的出場鏡頭便是在天子面前針砭時事；晏殊有忠耿諫言、力挽狂瀾、堪當國士的一面；身為“清流領袖”的范仲淹讓人印象深刻……不少觀眾說，電視劇對士大夫的世界做了一次普及式關注。
有些歷史研究對宋仁宗的認識不夠全面，評價他無為。事實上宋仁宗時期的一些做法，恰是文明、民主的體現。如果沒有寬鬆的環境，文人只能喝喝酒寫寫詩，不會關心政治，也不會在治國理政方面有所建樹。
的確，宋代不僅百官參與議事，百姓也可各抒己見，底層的意見也能直達廟堂，讓政策符合百姓要求，獲得更好的效果。
在尊重士人、厚待學者的氛圍下，士人表現出的責任感前所未有。於是才有了“位卑未敢忘憂國”“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的心態寫照。唐宋八大家中，宋朝有六位，這一點在歷朝歷代非常罕見，甚至是唯一的。
法國漢學家謝和耐說，表面看，宋朝人口大幅增長，生產突飛猛進，內外交流頻繁，實質是政治風俗、階級關係、軍隊、城鄉關係和經濟形態發生鉅變，其基本特徵可以說已是近代中國特徵的端倪了。
《清平樂》成功“復刻”了宋文明。其實近年來，被影視劇還原的古代文明紛繁而至，《琅琊榜》《慶餘年》都在不遺餘力地為觀眾打造身臨其境的古文明場景。影視劇不僅承擔劇情演繹的任務，而且成為展示古代禮儀文化、服飾文化、中醫藥文化的重要載體。
“以史為鏡，可知興替”。如今，越來越多的古文明正透過影視劇不斷“出土”，對於現代人而言，這未必不是一場汲取智慧的穿越之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