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近代史上，條約是必不可少的內容。如果說《南京條約》是國門開啟的標誌，那麼《天津條約》、《北京條約》的簽訂，則進一步加深了這種侵略。而1895年的中日《馬關條約》，則是把中國置於帝國主義共同瓜分的境地。等到1901年的《辛丑條約》，算是徹底把中國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清政府也完全成為帝國主義統治中國的工具。

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義和團讓慈禧又愛又恨

自從西方列強入侵中國開始，宗教就扮演著不光彩的角色。儘管西方傳教士創辦學堂、醫院，一定程度上起到積極作用，但是更多時候他們充當著侵略的馬前卒。蒐集情報、愚民政策，勾結官紳、勢力滲透，更不用說意識形態方面的挑戰。西方傳教士與中國傳統儒士，在行為習慣和生活方式等方面，都存在著錯綜複雜的矛盾。

時間來到19世紀末，在教案頻發的北方京津、魯豫一帶，人民反抗的浪潮漸起。加上帝國主義經濟入侵、國土淪喪導致嚴重的主權危機，國人對西方充滿仇恨。尤其是充當幫兇的傳教士，更是首當其衝，成為針對的目標。興起於直隸、山東的農民起義，燒燬教堂、搗毀電線、追殺洋人，熊熊燃燒的民間怒火，引起了最高統治者的重視。

對於義和團的態度，清廷經歷了由剿滅到安撫的轉變。這一方面是農民起義軍聲勢浩大，無法完全絞殺；另一方面則是形勢的轉變，慈禧想要利用義和團，來達到自己的目的。戊戌變法後，以慈禧太后為首的頑固派，企圖廢黜光緒帝，冊立端郡王載漪的兒子為大阿哥，計劃在庚子年的元旦取而代之。

然而，廢光緒的決定卻遭到外國公使的反對，一向唯西方馬首是瞻的慈禧，當然要顧及列強的顏色。但是公然的反對，又讓她心裡很不是滋味。恰在此時，義和團讓慈禧看到可以掰手腕的機會。一句“扶清滅洋”，正好符合清朝統治者的需要。既然如此，那就果斷放手，得到朝廷允許的義和團，大量湧入京城。他們開設神壇，砸毀教堂，與西方的矛盾一觸即發。

奴顏婢膝下，“量中華之物力，結與國之歡心”

面對義和團的舉動，西方列強一邊要求清廷鎮壓，另一邊做好直接出兵干涉的計劃。終於，1900年6月中旬，英、法、美、俄、德、意、日、奧八個國家，組成聯合軍隊從天津開始進犯。當年一個國家都打不過的清朝，此時竟然向八國宣戰。色厲內荏的慈禧，一面組織節節抵抗，一面乞求外國公使和談，戰爭的走向其實早已註定。

儘管西方列強一再宣稱，他們只對付義和團，絕沒有與清廷為敵的想法。但是鑑於自己的盲動，慈禧太后還是做好了出逃的打算。然而，此時的義和團和前線將士們不會知道，他們英勇殺敵，保家衛國的朝廷，早已做好了放棄的準備。即便如此，我們依然看到了紫竹林保衛戰的火牛陣，八里臺聶士成的捐軀救國，東交民巷的頑強抵抗。

只是，再頑強的意志都抵擋不住現代化的槍炮。城破之前，慈禧太后就攜光緒帝和一干眾臣，開始了人生第二次倉皇出逃。上一次還是和丈夫咸豐帝一起“北狩”，當時的對手是英法聯軍，這一次跑得更遠，直接來到了千里之外的西安。估計是怕列強懲治，都做好要西遷長期的準備啊。

更可惡的是，在她出逃的同時，一道御令同時發出。為了最大限度討好列強，慈禧太后下令對義和團“痛加剿除”。與此同時，又派出以慶親王奕劻和李鴻章為首的議和大臣，開始要賠罪道歉式的談判。儘管列強對慈禧不滿，也在努力尋找新的在華代言人，但是多方勢力權衡下，還是把慈禧當作統治中國的工具。

壓死駱駝的最後稻草，清朝成為洋人的政府

1901年9月，在北京東交民巷的西班牙使館中，奕劻和李鴻章將要同11個國家簽訂條約。之所以八國聯軍之外多了三個國家，是因為此時的清政府，已經完全是任人宰割的羔羊。稍微有點野心的國家，都想來分一份羹。眼前的局面李鴻章太熟悉了，六年前的《馬關條約》他就經歷過，這一次的簽約他應該能想到後果。

談判桌上的各國公使，彷彿一群餓狼撲食，他們都想奪得最大的那塊肉，當然此時的共識就是——最大限度就是削弱中國。與以往不同的是，《辛丑條約》的款項除了賠款、道歉和逞兇，還包括外交改制、暫停科舉的舉措。尤其需要注意的是，清政府要幫忙鎮壓國內的排外事件，清朝完全成為帝國主義統治中國的工具。

賠款的錢數增至四億五千兩，這還只是本金，年息是四釐，從1902年1月1日至1940年止。按照列強們的打算，整個中國的關稅是要長期為賠款服務。在北京建立使館區，不準中國人居住，正式成為“國中之國”。為了進一步削弱清廷的力量，條約規定拆除從北京到沿海的所有炮臺，並且駐紮外軍。更重要的是，升總理衙門為外務部，位列六部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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