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的中央集權，也是建立在三省六部制度上的。在三省六部外，宋朝還設立五寺，分別為大理寺（相當於最高人民檢察院）、太常寺（負責祭祀活動）、光祿寺（負責伙食）、太僕寺（負責養馬）、鴻臚寺（相當於外交部）。

而其中，在宋仁宗時期的太常寺，一個負責宋朝祭祀的部門，竟然能幫助皇帝，解決財政困難，軍費緊張的問題。

一，沒能解決財政緊缺的慶曆新政

之所以慶曆新政沒能解決北宋的財政緊缺，那是因為慶曆新政觸犯到太多人的利益，遭到官僚階級和皇室貴族們的反對。因此明明是一項利國利民的政策，僅僅才實行了不到3年。針對4種弊端，范仲淹提出10項改革措施的慶曆新政，為何走向失敗

在這種慶曆新政失敗，西夏再次和北宋邊境緊張，這就意味著北宋得想辦法籌集到一大筆錢來充作軍費。

但是此時的北宋，早已經是極大限度的壓榨民間，獲取利潤，但是在冗官冗兵的問題面前，依然還是入不敷出。在這個時候，樞密副使，也就是副丞相韓琦，向宋仁宗推薦了掌管祭祀的範祥。

跨行業操作的範祥，盯上了鹽。

二，範祥改革之前的北宋食鹽制度

北宋是實行食鹽專賣制度的。在這之前，北宋將全國分為若干個區域，每個區域設立一個食鹽產區，這個食鹽產區所生產出來的食鹽只能在這個區域銷售，不然的話就會面臨嚴厲的處罰。

食鹽要麼是由官府生產，要麼就由鹽農生產，然後用非常低的價格賣給官府，絕對不允許賣給其他人。在運輸方面全部由官府負責，另外除非是偏遠地區合約讓商人批次銷售食鹽，否則就只能全部由官府設立的機構進行銷售。

之所以範祥會把改革的重點放在食鹽上，有個重要原因是北宋對邊境的資源運輸問題。

宋仁宗時期的北宋十分尷尬，北邊的遼國和西夏虎視眈眈，這讓北宋不得不在邊境駐防大量軍隊。

幾十萬大軍駐紮在邊境，他們每天所需要的糧食、物資都不知道要多少，因此北宋需要從全國各地將糧食和物資運輸到邊境。

但尷尬的是，將糧食和物資運輸到邊境是要花錢的。為此北宋便鼓勵讓商人來運輸糧食。

剛開始，商人們將糧食運送到邊境，然後軍隊會給商人一張憑證。回到京師後商人們就可以憑藉著憑證到官府那去拿錢，相當於商人們將糧食運到邊境來賣給軍隊。

官府為了鼓勵商人向邊境運輸糧食，因此通常會以高於市場價的價格來進行購買。畢竟得讓商人賺到錢，商人才願意幫忙運輸。再到後來，官府逐漸放開口子，不單單是用錢來結算，還用以往由官府壟斷的產品來代替錢。

就比如茶葉，香料，食鹽。

為了能夠得到官府壟斷品的銷售權，商人們紛紛想著辦法向邊境運輸糧食。運著運著，商人們不禁發現了一個巨大BUG。

因為官府要用高於市場價的價格來收購糧食，因此商人們可以用較少的糧食來獲得較多的專賣品。更為可惡的是，商人們為了謀取更大的利潤，竟然以次充好，從而到官府獲取更多的專賣品。

另外，隨著商人們手中的專賣品越來越多，這就導致官府無法控制專賣品的價格。商人們更是透過降低價格的方式來跟官府搶生意，這就導致中央財政的收入進一步減少。

就這麼的，軍費的問題沒有解決，北宋反倒被這些商人們給薅了一大筆羊毛。

對此，範祥提出他的食鹽制度改革。

三，鹽鈔憑證

在範祥看來，不論是北宋的食鹽專賣體系，還是邊關的運輸方式，效率都太低了。於是他便發行一種叫鹽鈔的證券，同時不讓商人繼續往邊關送糧食，而是讓商人們往邊關送錢，軍隊拿到錢之後，便將相應的鹽鈔給商人。

這可以說是一個三贏的方案。古代沒有銀行轉賬，因此運送銀兩也是需要花費大量成本的，透過改革，送錢的事情便交給商人來做，這成本官府就省下來了。

軍隊拿到錢，便在當地，按照當地的市場價購買糧食。因為邊境的糧食價格要高於內地的價格，因此還是會有不少商人將糧食送到邊境，從而賺取差價。

至於送錢的的這些商人，他們直接在邊境就能拿到鹽鈔，不用再像以前還要去京師一趟，拿著鹽鈔就可以直接去鹽產地拿鹽，這成本也降低了很多。

並且範祥規定，改革後商人們只能換鹽，不能再像以前那樣換茶葉、換香料啥的，官府的負擔也減輕了很多，可以再一次的操控這些專賣品的價格。於是三方其樂融融，大家都很高興。

畢竟官府發售鹽鈔，讓商人去賣鹽，自己能獲得收入。鹽在宋朝是搶手貨，商人將鹽鈔兌換成鹽之後是一定能賣出去的。

因此到最後，鹽鈔竟然都可以，被當做貨幣來使用。

四，有利有弊的鹽鈔

鹽鈔的發行，的確是給北宋帶來巨大的收入，但如果官府發行了大量的鹽鈔，導致鹽鈔的發行量大於百姓對鹽的需求，那就會尷尬了。

畢竟只要商人們向邊關送去糧食和錢，官府就會給商人鹽鈔，根本不會在意是否超額。就比如在宋神宗時期，民間實際的用鹽量只有42。8601萬席（一席為116。5斤），結果僅僅陝西一地發行出去的鹽鈔，就達到90。2716席！

也就是說，鹽鈔也就越來越不值錢。因此最終，範祥的這項制度，雖然在一定時間內幫助到了北宋，但最終也會走向崩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