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四大奇案分別是，刺馬案、楊月樓案、楊乃武與小白菜案和太原奇案。四大奇案中，又以刺馬案最為撲朔迷離，其幕後真相至今仍爭論不休。故事更被搬上大銀幕，改編成多部電影，最為接近的要數《投名狀》。
刺馬案發生在同治年間，兩江總督馬新貽被刺客刺殺身亡，訊息傳到北京後，滿朝譁然。同治皇帝大為震驚，連發四道加急密旨，要求不得大事化小，務必揪出幕後主使。
首先指派的，是張之洞的堂兄張之萬作為主審。可隨著時間一天天過去，眼見案件仍毫無進展。
同治決定再命刑部尚書鄭敦謹作為欽差大臣接管案件。同時，任命曾國藩再度出任兩江總督，即時到任參與案件審理。
最為詭異的一幕，發生在結案後，欽差大臣鄭敦謹竟不回京復旨，辭官稱病直接跑回老家，從此再沒踏入官場一步。
是什麼原因，使得貴為欽差的鄭敦謹寧肯身受處罰（清代欽差不回京復旨要受處罰）也要義無反顧辭官回鄉？
案發經過並不複雜
同治九年七月二十六日（1870年8月22日），兩江總督馬新貽親臨校場檢閱武職操練。校場位於督署的右後方，有箭道可以直通督署後門。
總督閱射，在當時是允許百姓在箭道兩旁參觀。馬新貽閱畢回署的路上，他的山東同鄉武生王鹹鎮跑過來跪下請求資助，馬新貽對他說：“已兩次助汝矣，今又胡來。”
這時，一身穿清兵短衣的人突然走近，護衛正要阻攔時，短衣人從靴筒中拔出短刀刺入馬新貽右肋。眾人蜂擁而上將刺客擒獲，聞聲趕過來的中軍副將喻吉三連忙指揮搶救馬新貽，同時命人火速通報江寧將軍魁玉和司道各員。
被擒的刺客並無任何反抗，反而高聲大呼：“養兵千日，用在一朝。刺客即為吾張汶詳，一人做事一人當，吾並無同夥，不要胡亂抓人。吾大功告成，二十年後又是一條好漢。”
被抬進督署上房搶救的馬新貽，經檢視傷口後發現，匕首刺進右脅肋數寸。將軍魁玉趕到後，先察看總督傷勢，隨後下令審訊刺客，要其交待行刺緣由。
經再三審訊，兇手一味言辭閃爍， 只供稱自己是河南人，名叫張汶詳。魁玉氣急之下，喝令將兇犯帶往上元縣嚴刑訊究。到中午時，馬新貽已不能言語。延至23日的下午，馬新貽終因搶救無效去世。
兩次更換主審，仍未能查出幕後主使，兇手最終被凌遲處死
見馬新貽不治，魁玉趕緊抽調人手加緊審訊，並擬折以600里加急上報朝廷。3月28日，奏摺呈到同治手裡。“實感駭異”的同治皇帝在29日當天，前所未有地連發四道諭旨。
據《軍機檔》記載，四道諭旨包括，“命魁玉督同司道各官嚴訊，務得確情，盡法懲辦；曾國藩著調補兩江總督，未到任前著魁玉暫行兼署；密旨安徽巡撫英翰加強長江防務和地方治安；著魁玉督飭司道各官，設法熬審，務將因何行刺緣由及有無主使之人一一審出，據實奏聞。”
8月27日，還沒等到上諭的魁玉又向朝廷遞了一份奏摺，“拿獲行刺之兇犯，始則一味混供，迨晝夜研鞫，據供系河南人，名張汶詳，直認行刺不諱，而訊其行刺之由，尚屬支離狡詐”。
這樣的奏摺不僅皇帝大為不滿，就連朝中的大臣也開始議論紛紛。最終給事中王書瑞上奏“督臣遇害，疆臣人人自危，其中有牽掣窒疑之處，應派親信大臣徹底根究，勿使稍有隱飾。”
9月24日，魁玉再奏，認為張汶詳自知罪大惡極，必遭極刑，所供各情一味支離。訊其行刺緣由，則堅稱既已拼命做事，甘受碎剮。
現已審出張汶詳是“漏網發逆頭目”，曾在太平軍侍王李世賢名下領兵打仗，轉戰安徽、江西、廣東、福建、浙江等地。另外，張汶詳的女兒、兒子等已被拿獲，另正押解張汶詳供出的金彪歸案對質。
魁玉顯然不能勝任如此重大案件的審理。因此，9月25日，漕運總督張之萬收到吏部諮文，要求立刻動身前往江寧主持會審。
10月7日，張之萬趕到江寧後即傳見參與會審的司道府縣各員，瞭解整個審訊過程聽取意見。次日提審張汶詳，可連日審訊的過程中並沒有動刑。
作為一同會審的江蘇候補道孫衣言和山東候補道袁保慶，眼看審訊只是一味以言語相詢，即要求嚴刑訊究。可在官場摸打滾爬多年的張之萬，深知這案子牽涉太深，說白了就是個燙山芋，弄不好自己也會陷進去。
到最後乾脆甩出一句，“案情重大不便徒事刑求。償未正典刑而瘐死，誰負其咎？”以堵眾人之口。甚至也懶理朝中大臣奏賅或朝廷的呵斥，反正就是慢慢審儘量拖。
直至12月12日，張之萬與魁玉聯名上奏，終於給出了一份審理結果。雖羅列出案件的前因後果，但給出“無另有主使各情，尚屬可信。”的結論再次令朝廷大為惱火。
一是直接否定有幕後主使；二是“尚屬可信”這話，等於將奏摺裡的全部內容全推給了兇手。什麼是尚屬可信？意思是說，奏摺上所記載之事都是兇手所說的，應該可以相信。將責任一下子給撇得一乾二淨。
遠在天津直隸總督府的曾國藩，在得知馬新貽被刺殺後，連續多日與前來的門生江蘇巡撫丁日昌秘密商議。30日接到調任兩江總督的上諭。他先是上了一道奏摺，稱自己有病在身，懇請朝廷另選賢能。
朝廷收到奏摺後批覆，仍讓曾國藩上任。10月20日，慈禧太后召見曾國藩，命他速往江寧。可曾國藩拖到11月7日才起程，沿途到處遊山玩水，磨磨蹭蹭用了36天的時間才到江寧。
張之萬一見曾國藩到來，連忙交接案件，甩包袱式的當天即時拍屁股走人。曾國藩也沉得住氣，到了之後對案件一直不聞不問不審，堅持等待刑部的鄭敦謹。
1871年1月17日，鄭敦謹終抵達江寧。此後，與曾國藩等人連審14天，整個審訊期間曾國藩未發一言。直到最後，鄭敦謹在徵求曾國藩意見時，據《曾國藩全集》記載，當時的曾國藩只說了一句： “將來只好仍照魁、張二公原奏之法奏結。”
本來躊躇滿志一心要審出個水落石出的鄭敦謹也沒轍了，一來刺客一味求死，二來曾國藩的這番表態明顯是不想深究。於是，同意曾國藩的提議。
在給朝廷的上奏中，只出現了鄭敦謹及曾國藩的名字，而一同會審的孫衣言和袁保慶拒絕簽字畫押，因此二人的名字並沒出現在奏摺中。而供招則直接抄錄分送軍機處、刑部存案。
3月26日，慈禧太后下達懿旨，確認兇手沒有幕後指使，同意奏結，案件到此結束。馬新貽追諡太子太保，兇手凌遲處死。而鄭敦謹則從江寧直接回鄉，稱病辭官，拒絕回京復旨。
《馬端敏公奏議》 附錄，“兇犯張汶詳曾從發捻，復通海盜，因馬新貽前在浙撫任內，剿辦南田海盜，戮伊夥黨甚多。又因伊妻羅氏為吳炳燮誘逃，曾於馬新貽閱邊至寧波時，攔輿呈控，未準審理，該犯心懷忿恨。適在逃海盜龍啟沄等復指使張汶詳為同夥報仇，即為自己？恨，張汶詳被激允許。該犯旋至新市鎮私開小押，適當馬新貽出示禁止之時，遂本利俱虧。迫念前仇，殺機愈決。同治七、八等年，屢至杭州、江寧，欲乘機行刺，未能下手。本年七月二十六日，隨從混進督署，突出行兇，再三質訊，矢口不移其供，無另有主使各情，尚屬可信。”
刺馬案的幾種猜測多屬臆造
關於馬新貽被刺的原因，一半是基於張之萬、魁玉的奏摺為藍本而進行猜測的。
一、馬新貽漁色負友，張汶詳為友復仇；
這猜測多見於文學、影視作品等，更像是為了吸引眼球而進行的二次創作。最早的出處只是地方戲文，將朝廷命官說成因爭風吃醋而被刺殺，故事本身編得有點兒拙劣。
二、馬新貽審理江蘇巡撫丁日昌之子致死人命案，與丁日昌買兇刺殺；
這種可能也不會存在，丁日昌是曾國藩的門生，並無多大的背景。當兒子涉及命案時，首先是上奏朝廷要求革去兒子知府一職，生怕把自己也捲進去。而馬新貽雖審理此案，但並無作出任何結論，且一再上奏請求朝廷定奪。
退一步，就算馬新貽與丁日昌交惡，丁日昌也會事先與曾國藩商議。雖然馬新貽被刺當天丁日昌已到天津，有故意營造不在現場的證據，可馬新貽絕非丁日昌敢於下手之人。
馬新貽任兩江總督，是由恭親王奕訢舉薦的。恭親王是同治皇帝的親叔叔，因協助慈禧太后奪得大權有功，被授任命為議政王，在軍機處擔任首席軍機大臣，曾一度掌管著清廷的內政外交。
丁日昌因兒子涉案正處於惶惶不可終日之時，匆匆跑去天津找曾國藩求助。面對如此強大的背景和官場上錯綜複雜的關係，別說他不敢貿然下手，就算曾國藩也得掂量一下。
三、張汶詳為海盜朋友出頭；四、馬新貽私通回匪；
這兩個猜測出自奏摺，只是兇手張汶詳的一面之詞。所謂的為海盜朋友出頭一直查無實證。而私通回匪一說，據張汶詳招供此事可與證人金彪對質。可金彪在堂上卻說這只是張汶詳誣告，目的是想陷害馬新貽大人。
最為關鍵的，是後來發現，這道由張之萬、魁玉所擬的奏摺上，這兩個口供後來證實曾被人為修改過。這也是結案時，孫衣言和袁保慶死活不簽字畫押的主要原因。
曾國藩是刺馬案最大嫌疑人的推測經不起推敲
認為曾國藩是刺馬案最大嫌疑人是基於以下幾點 ： 一是馬新貽出任兩江總督前，慈禧下了道密旨，要求馬新貽到任後，秘密調查曾國藩、曾國荃兄弟私吞太平天國聖庫藏寶；
二是江寧是曾國藩兄弟打下來的，且在任兩江總督時培植了不少的勢力，除掉馬新貽兩江可重回湘系；三是江西司主事顏士璋寫過一本《南行日記》，裡面記有他曾向孫衣言透露過口風，說刺馬案與湘軍有關。
太平天國聖庫藏寶的下落至今仍是個謎。曾國荃在打下天京後，曾在天王府裡大肆尋找，甚至是掘地三尺，最後更是一把火燒了天王府。坊間傳言曾氏兄弟裝運了兩百多船物品回湖南，懷疑其中就是太平天國藏寶。
曾氏兄弟一直堅稱找不到藏寶，不僅民間多有不信，就連朝廷上下也極為懷疑。甚至還招致左宗棠、沈葆楨上奏彈劾曾國藩兄弟二人私吞財寶。一時之間，曾氏兄弟成了眾矢之的。
曾國荃在同治六年（1867年）因剿賊無功被摘去頂戴，10月因病請假開缺，直到光緒年間才再度復出。這更像是曾氏兄弟為平息眾囗而使出的棄車保帥。
藏寶下落朝廷雖有懷疑，卻也苦於找不出證據。馬新貽被刺時，剛好是當了兩年的兩江總督，這兩年中，同樣找不出任何關於藏寶被曾氏私吞的證據。
如果曾國藩真的刺殺了馬新貽，無疑是將好不容易平息下來的流言再次給翻出來，且最後要承擔的後果恐怕也是毀滅性的。有說清廷對湘軍十分忌憚，有所倚重倒是真的，忌憚卻是未必。
就在曾國藩再次出任兩江總督時，人還沒到江寧，朝廷即已下旨革去其門生丁日昌江蘇巡撫一職，這時間拿捏得更像是敲山震虎，殺雞給猴看。
若說刻意營造低調的曾國藩敢於刺殺馬新貽，只是為了重當兩江總督的話，這樣的推測顯然也不現實。畢竟人選任用的決定權在朝廷，誰當兩江總督不是曾國藩說了算。
這從案發後曾國藩接到上諭那一刻表現出極為驚訝可看出，遠離是非之地的曾國藩剛開始並不想淌這渾水。因此，即刻上奏請求朝廷另派人選。雖可說這是他故作姿態，但朝廷同時派出欽差鄭敦謹，其用意自是不言而喻，這案子仍以鄭敦謹為主。
因此，在朝廷不受信任，朝中大臣又多有微言的情形下，曾國藩決不敢幕後指使刺殺馬新貽，而斷送自己的政治生涯。
清末四大奇案之刺馬案，更像是太平天國的倖存者們為曾國藩下的套
這要從曾國荃孤軍打下“天京”說起，當時的曾國藩可說是孤注一擲，將湘軍的老本全押在了這一戰役上。曾國荃圍困“天京”之時，已是孤軍作戰，時任兩江總督的曾國藩的設想是先克安慶後取天京。
可戰場形勢瞬息萬變，咸豐十年江南大營再次潰敗，只得恃重湘軍。此時的曾國藩一邊忙於回鄉募勇一邊堅持先攻安慶，已無暇顧及曾國荃。
同治元年，曾國荃進駐南京雨花臺，所帶士兵七拼八湊只有18000人，曾國藩本已調動鮑超率軍增援，而鮑超都一直沒有行動，另一邊的多隆阿也被朝廷勒令引軍入陝。五月底，太平軍援軍前鋒李明成等4萬餘人陸續到達，形勢對曾國荃極為不利。
最終，雖然曾國荃成功打下“天京”，但付出的代價也極為慘重。因此，曾國荃的部隊在入城後，即採取報復性的大肆掠奪殺戮。而城中太平軍的倖存者們在目睹其慘狀後，自然對曾氏兄弟恨之入骨。
立下首功的曾氏兄弟因功分獲侯、伯爵位，但曾國荃卻已陷入群疑重謗。清代體制，軍務告終，統帥必須遣散其軍繳回官防。攻下“天京”十七日之後，曾國藩即下令遣撤曾國荃部金陵湘軍二萬五千人，自解兵權，以釋朝廷猜忌。同治三年十月，曾國荃登舟回鄉，暫別官場。
對於太平天國的倖存者們，要想以一己之力扳倒曾氏兄弟並不容易，可如果假手於清廷，不僅事半功倍，付出的成本極低風險更少。
即利用刺殺馬新貽，再次勾起清政府重啟對曾氏兄弟的調查，以達到扳倒曾氏兄弟的目的。這從刺客張汶詳被捕後的舉動便可得知，從抓捕時的不反抗喊著一人做事一人當，直至要求速死。
在審訊中一味言詞閃爍，丟擲所謂的對質等，無不是想令案件的審理最終停滯不前，直到往曾氏兄弟身上進行揣測。而曾國藩恐怕也意識到了這點。
因此，在審理過程中不發一言，只是到了結案時，才暗示案件別往其它方面多作揣測，以防引火燒身，讓朝廷舊事重提反覆糾纏。
在江西司主事顏士璋的《南行日記》中，暗示刺馬案與湘軍有關，指的應該是刺馬案是圍繞著要扳倒湘軍做文章這一點上。
同時，欽差鄭敦謹恐怕也意識到這一點，想彈賅曾國藩又苦於沒有實證，回京復旨又不知從何說起，與其兩頭不討好，還不如辭官回鄉算了。
因此，在曾國藩沒有可能指使刺殺馬新貽的情形下，刺馬案更像是太平天國的倖存者們，給曾國藩下的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