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戰場歸來的弗蘭克·卡普拉依然試圖重現戰前的美好生活圖景，在同一年，另一位大導演威廉·惠勒則用一部《黃金時代》直視了二戰給美國人民和社會帶來的創傷與影響。影片透過三位退伍軍人各自的生活，描摹了一幅生動的美國戰後浮世繪。

艾爾戰前是生活美滿的銀行職員，是安逸舒適的典型中產階級。但在軍隊中，他只是一個普通的陸軍中士，不難想見，戰場上的他與過去的日常生活一樣——有規律的按部就班，平庸的軍銜是活脫脫的例證。退伍回鄉的他，卻立刻恢復了過去的優渥生活，職位甚至還有了不錯的提升，成為銀行貸款部門負責人。

弗雷德則處處顯示出與艾爾的鮮明對照，他在戰前只是一個百貨店小職員，每天的薪水只夠將將維持溫飽，是典型的藍領一員，在戰場上卻成長為一名戰功卓著的空軍上尉。

然而退伍歸來的他，過去那些純熟的飛行技巧毫無用武之地，除了開飛機以外其它啥也不懂的他依然只能去當他的小職員，只能靠著微薄的薪水和退伍津貼度日，甚至還得依賴妻子去夜總會掙錢。

這一窘迫的生活現狀，讓他過去的榮譽變得黯淡無光，甚至能否保住一個男人的基本尊嚴，都要畫個大大的問號。

另一位退伍軍人霍默，更是從一開始就赤裸裸地呈現出戰爭帶給他的巨大創傷——這位海軍機械師，從未親臨過前線，卻在一次大火中失去了自己的雙臂。如果說退伍歸來時那缺失的肢體勉強能象徵一名“真正的戰士”般的榮譽，對於戰後更加長久的日常生活而言，肢體的殘疾無疑是一場巨大的災難。霍默不但難以勝任許多正常的工作，自己的精神壓力也與日俱增，重新融入社會乃至自己的家庭都是艱難的挑戰。

正是這麼三位主人公，在同一天一起退伍回到同一個小鎮，他們的境遇，其實是整整一代美國人的縮影與寫照。弗雷德和霍默自不必說，戰後的他們必須努力在新生活裡找到自己的位置，雖然要克服的是種種意想不到的困難。

而艾爾的生活，看似波瀾不驚幸福平靜，實則也有他內心的苦惱與困惑。戰後的社會明顯更加的勢利與現實，而他所服務的銀行又是其中的典型，他們甚至不肯給那些退伍老兵們發放貸款。作為貸款部門負責人的艾爾，恰恰能夠體會到退伍軍人的失意與苦楚，也面臨著上級意志與自我思想的矛盾與掙扎。

但他最終還是選擇為退伍軍人鳴聲發言，“貸款給他們並不是拿儲戶的錢去冒險，而是在對國家的未來進行投資”。這番言辭激昂的演講，無疑贏得了滿堂喝彩。

飾演艾爾的弗雷德裡克·馬區憑藉這一角色贏得了當年的奧斯卡影帝，而飾演霍默的哈羅德·拉塞爾不僅贏得了當年的奧斯卡最佳男配，同時還因為這一角色給人們帶來了勇氣和希望而得到了奧斯卡為其特別頒發的一個榮譽獎。

與三位代表了退伍軍人的男性主人公形成對照的，還有片中的女性角色，她們不但是軍人的另一半，而且也代表了戰時整個後方社會的狀態。艾爾的妻子賢惠忠貞，戰爭前後始終如一地為這個家庭付出和奉獻，幾無怨言。

弗雷德的妻子則風騷放蕩，全然不顧遠去服役的丈夫，難以抵擋物質享受的誘惑，與其他男人勾三搭四，自己本身也在夜總會賣笑陪唱。而那位執著地追求霍默的鄰家女孩，則成為新時代女性積極、獨立、開明的最佳代表，正是她幫助霍默重新找到了生活的溫暖與樂趣，重拾繼續前行的動力與信心。

惠勒塑造的這一系列人物形象，真實且立體，並未刻意地誇大苦難與傷痛，也沒有一味地撒播甜蜜的癒合良藥。影片的幾位主人公都是當年普遍存在的普通人，他們所面對的困難與煩惱，甚至無法歸罪到任何一個人的頭上，而只能訴諸那個年代那場戰爭。

影片有意把幾位人物的生活軌跡交織在一起，每當他們相遇在一起的時候，凝聚起來的感染力就加倍生動。其中，尤其是三人在酒吧相逢的一場戲，簡明扼要地把三人的際遇刻畫在短短一組鏡頭當中。

這場戲也是導演惠勒與攝影師格雷格·託蘭德合作的代表性作品，託蘭德以其景深攝影聞名於世（《公民凱恩》就是由他擔任攝影），而惠勒則是一個精雕細琢的場面排程大師。在這場戲中，每一個細節都進過了精確的安排與規劃，在多層次景別的表演當中，託蘭德的景深鏡頭記錄下來的是豐富的人物動作與心理變化，令人回味無窮。

在已經鑄就的戰爭災難面前，三位主人公最終都克服了各自的心理阻礙，成功迴歸了社會。而戰後的美國，也像他們一樣，平復了傷痛的疤痕之後，開始了新一輪的經濟騰飛。在送走了一段陰雨密佈的“最壞的時代”（2、30年代經濟大蕭條及不久而來的二戰時期）後，他們迎來了“最好的時代”（ The Best Years of Our Lives，本片片名的直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