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元代蒙古人的統治，漢人有兩種截然不同的說法。

一種當然是說蒙古人的統治非常嚴酷。除了征服過程中的屠城和殘殺之外，王朝建立之後，蒙古人也以專注聚斂聞名。元世祖時期，先後重用阿合馬、盧世榮、桑哥三人斂財，這三個人在歷史上都留下了“暴斂無藝”的罵名。

但是也有大量相反的記載。元末明初的江南士人葉子奇在《草木子》中雖然抱怨元代文人的政治地位低下，但是也說：元朝自世祖之後，天下治平者六七十年，輕刑薄賦，兵革罕用，生者有養，死者有葬，行旅萬里，宿泊如家，誠所謂盛也矣。簡直把大元描述成空前的盛世。對元朝的統治，他認為是“深仁累澤，浹於元元”。

葉子奇入明之後境遇並不太好，他不為朱元璋所喜，沒做太大的官，還入了獄，所以他的記載到底是否真實我們可以存疑。但是，有一些對元朝統治持仇恨態度的明朝人，居然也得出了同樣的結論。比如萬曆初年江南人範濂雖然咒罵元朝是“以貊道治天下”，也就是以蠻夷之法治天下，但是他比較元、明兩代松江府的田賦情況，結論卻是“元入中國……賦雖輕，不足法也”，說明元朝賦稅較明代為輕。

連朱元璋都說：“元本胡人，起自沙漠，一旦據有中國，混一海內。（元）建國之初，輔弼之臣，率皆賢達，進用者又皆君子，是以政治翕然可觀。”那麼這到底是怎麼回事呢？

原因有兩點：一是蒙古人雖然一心想榨取錢財，無如蒙古人天性簡單，雖然元朝因為多方用兵以及皇帝大方濫賞等原因，財政一直困難，但是想到的主要辦法是濫發紙幣，對百姓的剝削尚未到窮形極相的程度。

另一個更關鍵的是元代的南北分治政策。在蒙古征服過程中，南人因為被征服最晚，所以政治地位最低。然而與此同時，蒙古人對中國南方的統治卻遠比北方寬鬆。蒙古人在各地的統治方式是不同的。所謂“因俗而治”。高麗（朝鮮半島歷史政權）雖設行省，卻交由高麗王室治理，吐蕃則由帝師進行政教合一的統治，雲南大理則仍由段氏家族治理。

另外，元代在中國南北採取不同的稅收方式。蒙古統治者在北方建立了稅糧制度，但是在南方基本沿用南宋舊制，以減輕改朝換代的震動。《劍橋中國史》說：“南方人所交稅也比北方少很多。”元朝“對居住在蘇、松、杭、嘉、湖地區的江南大族，更採取了異乎尋常的‘寬疏’政策，對他們充分利用、保護”。因此自滅宋之後，至紅巾軍起義之前的70餘年中，江南社會穩定，人口密集，經濟發達。因此南人雖然政治地位低下，實際上卻比北方有一種優越感：“南北之士，亦自町畦以相訾甚，若晉之與秦，不可與同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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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古人畫像

由於元朝“法網疏漏，徵稅極微”，漢族大戶擁有自己的田產和奴僕，過著安適的富貴生活，甚至被人稱作“野皇帝”。漢文化對服飾有著嚴格的規定，各種社會階層之間不得逾制。但是元代雖有服飾之制，執行並不嚴格。“所在士民，靡麗相尚，尊卑混淆”。這般逍遙一方、“僭擬逾制”的生活狀態，在禮法森嚴的宋朝或者明朝，是無法達到的。

相反，明朝建立之後，江南很多地方賦稅卻陡然加重。比如蘇松地區，明中葉時葉盛在其《水東日記》中說：“蘇州在元糧三十六萬，張士誠氏百萬，今二百七十餘萬矣。”

不僅蘇松如此，江西南昌、瑞州、袁州三府，以及甘肅慶陽寧州一帶，河南懷慶府、湖廣洞庭一帶，到了明代，賦稅都突然加重數倍。原因很簡單，這些地方都曾經頑強抵抗朱元璋的征討。比如元末明初江西南昌、瑞州、袁州三府屬於陳友諒佔領區，寧州屬於李思齊佔領區，都曾在元末明初頑固對抗過朱元璋，元末擴廓帖木兒在河南懷慶府抗拒明師，明代湖廣洞庭湖周邊的一些州縣在元末也屬陳友諒佔領區，並支援陳友諒抵抗朱元璋，所以這些地區在明代都遭受了加重科徵的懲罰。因此有人在明初時懷念前朝也就可以理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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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編 ｜ 亞聞

美編 ｜ 黎珊

初審 ｜ 秦言

複審 ｜ 齊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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