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姬是秦始皇的生母，但我們都知道，趙姬風流成性浪漫放蕩，即便貴為太后之後依然不改本色，先與呂不韋糾纏不清，後與嫪毐暗結珠胎，併為嫪毐生下兩個孩子。後來，嫪毐密謀“王即薨，以子為後”，準備發動政變殺死嬴政，讓他倆的孩子成為秦王，當然他們的叛亂被秦始皇輕鬆平定。

平叛之後，嫪毐必死無疑，但如何處理趙姬呢？《史記》記載，秦始皇將趙姬囚居在雍城，明確表示與她斷絕母子關係，並沒有殺死趙姬。那麼，秦始皇為何不殺趙姬呢？毋庸置疑，秦始皇不是嗜殺之人，而且生養之恩孝義之道，3-9歲在趙國與母親相依為命的經歷等，讓秦始皇很難下辣手。但鮮為人知的是，秦始皇不殺趙姬可能還有一個法律的依據，張家山漢簡中的《奏讞（yàn，審判定案）書》另有解讀。

1983年，在湖北江陵張家山地區，考古挖掘了一批西漢早期古墓，出土了《歷譜》、《二年律令》、《奏讞書》、《脈書》、《算數書》、《蓋廬》、《引書》和遣策（記錄隨葬物品的清單）共八種文書，涉及漢代法律、軍事、曆法、醫藥、科技諸多方面，具有很高的學術價值。

在這些珍貴的文書中，《奏讞書》是一部法律案件彙編，一共包括22個案例，以鮮活的法治案列反映了秦漢判案思維，其中第21個案例“杜滹（hū）女子和姦案”，就與趙姬這種情況極為類似，詳情見下：

《奏讞書》：“今杜滹女子甲夫公士丁疾死，喪棺在堂上，未葬，與丁母素夜喪，環棺而哭，甲與男子丙偕之棺後內中和姦。明旦，素告甲吏，吏捕得甲，疑甲罪。”

大意是杜滹一女子甲，丈夫公士（秦漢最低爵位）丁病死，還沒有安葬，女子甲與婆婆素守喪，環繞棺材哭泣。夜裡，女子甲與男子丙在棺材後方的屋內通姦。第二天，婆婆素向官府告狀，官吏將女子甲逮捕，但如何定罪量刑成為疑難。

如果以儒家思想判案，女子甲幾乎必死無疑，但秦代與漢朝早期還算“法治社會”，對女子甲的定罪量刑需要明確的法律條文，不能搞春秋決獄。但問題在於，女子甲與男子丙太猴急了，制定法律條文的人也沒有預料到這種情況，於是如何給女子甲定罪成了難題。杜縣官員認為本案事實清楚，直覺上認為女子甲有罪，但在定罪量刑上出現困難，於是就上報到了最高法院——廷尉。

接到案件之後，廷尉府高度重視，“廷尉轂、正始、監弘、廷史武等卅人議當之”，一群最高層相聚討論，最終一群人得出的結論是女子甲有罪。

“當之，妻尊夫，當次父母，而甲夫死，不悲哀，與男子和姦喪旁，致之不孝、敖悍之律二章，捕者雖弗案校上，甲當完（保持身體完整）為舂。告杜論甲。”

大意是妻子尊重丈夫，當是尊重父母的程度次一等，女子甲丈夫去世後不悲哀，反與男子丙通姦與旁，觸犯了不孝罪和敖悍罪（適用於妻不敬夫）的律條規定。逮捕之人雖然沒能抓姦在床、捉姦成雙。女子甲應當判為舂（不施加肉刑，舂米）。

女子甲不孝罪的由來，並沒有直接法律條文，而是根據“父母死，未葬，奸喪旁者，當不孝”推導而來，不孝罪的明確刑罰是棄市死刑，但女子甲的情況有所不同，不能判處死刑。另一條法律規定“死以男為後（繼承人），毋男以父母，毋父母以妻，毋妻以子女為後”，公士丁去世之後，第一繼承人是他兒子，如果他沒有兒子，那麼就是公士丁的父母，再次是公士丁的妻子，最後是公士丁的女兒，反過來說女子甲只是第三順位繼承人，就不能苛求她百分百尊重丈夫，因此女子甲有罪，但應該是不孝的次一等罪行，即“不孝之次，當黥為城旦舂”。又由於“當黥，公士、公士妻以上，完之”，女子甲的丈夫是公士，因此按律保持身體完整，不予以在臉上刺字——黥。

女子甲敖悍罪的由來，相對比較明確一些，因為敖悍罪也適用於妻子對丈夫的不尊敬，但問題在於丈夫已經去世，所以這一條罪行也很勉強。按律“敖悍，完為城旦舂，鐵□其足，輸巴縣鹽”，也就是處以不附加肉刑的城旦舂，足戴鐵鐐銬，到巴郡的鹽官的鹽場裡幹活。城旦是針對男犯人的刑罰，舂（治米、舂米）是針對女子的刑罰，但具體處罰內容並不是一成不變，會根據需要調整，比如城旦本是築城，但這裡卻是到鹽場幹活。

需要說明的是，秦漢時判定和姦罪，“奸者，耐為隸臣妾，捕奸者必案之校上”，就是說必須捉姦捉雙、捉姦在床，雙方互相“校核”對方的犯罪，然後判為“隸臣妾”，而不是隨便說說就是和姦罪了。由於女子甲丈夫已死，因此這種行為算不上和姦罪，自然不該被判為隸臣妾。

廷尉府從現有的法律條文中，儘量找出相應的依據，用於本案判決。由於古今社會變化很大，如今我們很難理清其中的邏輯，但可以看到當時判案還是比較嚴謹的，都有相應的法律條文支援。

然而，過了一些時間之後，一位名叫申的廷史出差回來，看到本案判決之後，立即認為廷尉的判決不恰當，並提出了五個問題。上文談到，“廷尉轂、正始、監弘、廷史武”等人討論，按照順序“廷史”應該是廷尉府的四把手，職位不高不低。

第一：父親健在，兒子三天不給他吃飯，與父親去世，兒子三天不上墳，各自該如何判決？廷尉認為前者棄市死刑，後者無罪。

第二：父親健在，兒子不聽教誨，與父親去世，兒子不聽教誨，各自該判何罪？根據第一條提煉出來的法律原則，廷尉等人認為“不聽死父教，無罪”。

第三：丈夫健在，妻子自住再嫁，與丈夫去世，妻子自住再嫁，哪一個罪行更重？廷尉認為前者該判處黥為城旦舂，後者無罪。

第四：欺騙健在的丈夫，與欺騙死去的丈夫，哪個罪重？根據上述法律判決邏輯，廷尉認為後者無罪。

第五：官吏身份的丈夫日常上班，妻子在家，白天與他人通姦，司法官吏沒有在“校上”逮捕她，怎麼判罪？由於捉姦在床、抓姦成雙，沒有當場抓住時，廷尉判決是無罪。

於是，廷史申反問既然“欺死父罪輕於侵欺生父，侵生夫罪重於侵欺死夫”，且女子甲與男子丙奸棺喪旁時“捕者弗案校上”，沒有抓到現行，那麼為什麼還“獨完為舂，不亦重乎？”不是罪行太重了嗎？這一番話讓廷尉府的官員只能無奈地說“誠失之”，女子甲的確無罪。

張家山漢簡是西漢初期的文書，但“杜滹女子和姦案”通說是發生在秦代的案件，估計這一案件非常具有代表性，《奏讞書》就將之錄了下來，用於指導官員處理法律沒有明文規定的案件。

回到開篇問題，趙姬私通嫪毐，從上述案件處理來看，趙姬欺騙了過世的丈夫，也沒有被抓姦在床，顯然應判無罪。當然，秦始皇不殺趙姬，法律問題肯定不是主因，但未必不是輔因。畢竟，透過“杜滹女子和姦案”、雲夢睡虎地秦簡等來看，秦代上下官員法律意識還是很強的，每一個判決往往都有其法律依據，而不是草率判決，這一點至今仍然值得學習。

參考資料：《史記》、《奏讞書》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