堯舜的“仁義”

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管子·牧民》

《管子》一書擅長揭露事物的本質，該書的普及度雖然不及《論語》、《孟子》，但其誠實度卻遠在大多數儒家典籍之上。我們要講的是上古，那麼上古社會真的像儒家所講的那樣相親相愛，天下大同嗎？

《管子》的那句話提醒我們，一個時代的人們是否“知禮節”和“知榮辱”，取決於他們是否“倉廩實 ”和“衣食足”，或者說，在一個國家或時代裡，人們的道德水準取決於他們的物質滿足程度。

不否認在惡劣的社會環境下也會有道德高尚的人存在，但道德終究是奢侈品，是人們衣食無憂後的精神追求，於群體而言，貧窮和飢餓難以避免地會降低整體的道德水準，甚至沒有道德。那麼，儒墨所推崇的那個堯舜時代真的會是一個道德水準高的時代嗎？

事實上，新石器時代也是要分為多個時期的，我們可以簡單地稱之為早期、中期和晚期，在新石器早期，由於土地多人口少，氣候適宜，那個時期的原始部落過著相對衣食無憂的生活，對應著《莊子》所講的：“民知其母，不知其父，與麋鹿共處，耕而食，織而衣，無有相害之心，此至德之隆也。”

也許真的達到了所謂的“倉廩實 ”和“衣食足”的生活，這一點其實可以透過考古看到一點眉目，那就是新石器早期的遺址往往會出土大規模的穀物堆，如7000多年前的磁山遺址的粟堆，河姆渡遺址的稻穀等，但這種穀物堆在新石器晚期卻少有發現。

似乎也表明到了新石器的中期和晚期，人們的倉廩已經不那麼實了 ，族群之間為了爭奪有限的生存資源而相互攻伐，且愈演愈烈，用《莊子》的說法就是：“黃帝不能致德，與蚩尤戰於涿鹿之野，流血百里。堯、舜作，立群臣；湯放其主，武王殺紂。自是之後，以強凌弱，以眾暴寡。湯、武以來，皆亂人之徒也。”

之所以發生這種情況，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但距今五千年左右，氣候趨冷導致北方族群南遷，應該是一個重要原因，另一個原因就是人口增長，可耕作土地減少，遊耕生產已經難以為繼。

那麼，我們可以得出這樣一個結論，即：在頻繁的自然災害和土地人口空前矛盾面前，人們並不會有更高的道德水準，而堯舜就處於這樣的一個矛盾激化時期，這才是堯舜頻繁地發動“流四凶”、“徵三苗”這類戰爭的原因，那麼，講堯舜具備高水準的仁義就很難成立。

如果沒有高水平的仁義與道德，“禪讓”的基礎又是什麼呢？

很多人懷疑“堯舜禪讓”的真實性，並以《竹書》所載為依據，其實，即便是《竹書》也沒有否定“禪讓”的發生，僅是記載了舜對堯的政治手段，這種政治防範可以否定堯舜的“仁義”，但不足以否定“禪讓”的存在。

舜囚堯，偃蹇丹朱。——《竹書》

真正抨擊“堯舜禪讓”真實性的其實是戰國時期的法家學派，如韓非。

舜逼堯，禹逼舜，湯放桀，武王伐紂。此四王者，人臣弒其君者也，而天下譽之。——《韓非子·說疑》

在這裡，韓非也是出於政治需要而提出來的觀點，可信度也不高。周王與紂、湯與桀都不是簡單的臣與君的關係，而是兩個族群的對抗，但舜和堯與他們都不同，堯和舜其實同屬於一個族群。

“有虞”與“帝堯”

最早講帝堯是陶唐氏的是《孔子家語》或《大戴禮記》，但這是漢儒的理解，在先秦，陶唐氏和帝堯並不構成直接關係。陶唐氏是一個氏族，其統治時期被稱之為唐代，而有虞氏也是一個氏族，其統治時期被稱之為虞代，合成唐虞，二者自高辛氏以來持續統治達三四百年之久，而氏族的歷史可能還要更久遠，所以說，最早的“唐虞”並不是指帝堯和帝舜，也非一代而亡，而且，先秦文獻中並無“唐堯”這一稱呼。

有虞氏的始祖也不是舜，而是更久遠的幕，幕是顓頊之後，脈絡可上溯到黃帝，所以田齊追認黃帝為高祖並非亂認祖宗。

幕，能帥顓頊者也，有虞氏報焉。——《國語》

自幕至於瞽瞍，無違命。舜重之以明德，置德於遂，遂世守之。及胡公不淫，胡周賜之姓，使祀虞帝。——《左傳》

那麼，帝堯顯然是在有虞氏一族的序列裡，或者說，有虞氏有多個分支，而堯是其中之一，因此有虞氏才會祭祀堯。

故有虞氏禘黃帝而祖顓頊，郊堯而宗舜。——《國語》

黃帝、顓頊、舜都是有虞氏的祖先，堯可能不是嗎？

另外，《國語》載：“其在有虞，有崇伯鯀”，據說這個鯀是禹的父親，因治水不利而被堯殺死，即：“堯用殛之於羽山”，也就是說，在堯執政的時候殺死了鯀，而那個時候也是被稱之為“有虞”的，所以才會講“其在有虞”。

如果堯、舜所在的時代都是虞代，那麼堯、舜所擔任的自然都是有虞氏的首領，這印證了我們前面講的堯、舜是有虞氏的不同分支的判定。

輪流執政

同族不同支，這是典型的輪流執政，所以無論是堯執政還是舜執政，其首領都是有虞氏內部選出，這才是族人不反對的原因，而堯嫁二女於舜，屬於典型的內婚制，鞏固內部聯盟，商代尚有這種婚制的遺存，如婦好，其實就是子姓之女。

氏族輪流執政是一種比較原始的執政制度，如金、元早期，也都是同祖源的多個支系輪流執政，入主中原之後，才逐漸轉為父子相傳。

總之，禪讓制在上古時期是客觀存在的，並非儒墨所虛構，但也並不像後世儒家所描繪的那樣憑藉仁義道德實現的“公天下”。真正的禪讓制並不是建立在“天下”的基礎之上的，而是在同源共祖的基礎之上，陶唐氏不會讓給有虞氏，因為陶唐氏是一個更古老的氏族，按《呂氏春秋》的記載，甚至要早於黃帝，但有虞氏卻有可能會讓給夏后氏，或者說，夏后氏在某種程度上有權力取代有虞氏，並且不會遭到其它族人的反對，因為他們都是由顓頊分出來的支系。

故有虞氏禘黃帝而祖顓頊，郊堯而宗舜；夏后氏禘黃帝而祖顓頊，郊鯀而宗禹。——《國語》

這就像早期的蒙古人，大漢之位都是由成吉思汗的子孫們在爭奪，即便是相互殺伐，也得先有這個資格。那麼，這種同源氏族輪流執政過渡到某個氏族壟斷權力進行兄弟輪流執政，是順理成章的事情，兄終弟及之後自然就是父死子繼。

也就是說，“堯舜禪讓”並非是公天下，那時候既沒有“公”也沒有“天下”，更無關乎仁義道德，而是發生在族群內部的權力流轉，事實上，這就是世襲制的前身，同樣是以血統來作為權力傳遞的唯一憑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