開元元年（713年），唐玄宗李隆基親政後，常與姚崇議論天下大事，侃侃暢談，唐玄宗準備任用姚崇為宰相。

姚崇遂向唐玄宗提出十條政治主張，即《十事要說》，力主實行新政，推行社會改革。唐玄宗欣然接受，姚崇隨即被任命為兵部尚書、同平章事，遷中書令，封梁國公。

"姚崇除蝗"

就是此間的業績典範之一。

由於君臣同心協力，勵精圖治，幾年之間，大唐帝國百廢俱興、吏治清明，人民安居樂業，國力強盛，

“開元盛世”

的輝煌就此開始。

司馬光曾經這般評價姚崇：“

唐世賢相，前稱房、杜，後稱姚、宋，他人莫得比焉

。”

結果姚崇為何只幹了三年就罷相？

第一個原因，宰相如果專任的話就不能久任，這是玄宗的一個任相原則。

姚崇大權獨攬，因為唐玄宗任用宰相和此前的皇帝不一樣，他同一個時期一般只有兩個宰相，一個是中書令，一個是門下侍中，相對而言雖然中書令和門下侍中是平級的，可是中書令的權力更大一些。那姚崇就是中書令，所以門下侍中所謂的制衡作用基本上就不能發揮，同僚，官員不能制衡姚崇。那麼官員不會制衡姚崇，皇帝唐玄宗本人也絲毫沒有制約姚崇的意思。

曾有一次姚崇就拿著一批郎官就是五品中級官員的名單來請示皇帝來了。君臣二人在殿堂之上，姚崇拿著名單就開念，唸完了看皇帝等著皇帝表態，結果唐玄宗長時間地沉默，一句話不說眼睛看著房梁，那姚崇很鬱悶不知道怎麼回事，就又唸了一遍再看皇帝，皇帝眼睛還看著房梁，還不說話。姚崇就覺得心裡很擔憂，就趕緊退出去了。退出去之後玄宗派大宦官高力士給他傳話來了，說皇帝他不對你的名單做出任何評價，不說話不是輕慢你，而是皇帝想向你表明一個態度一般的官員任免，一般的事情宰相做主就可以了，沒必要事事請示皇帝。

皇帝放權，姚崇就放手地施展自己的才華。其實這也是唐玄宗的一個用人方略，他非常信任自己挑選的宰相，非常信任姚崇的才幹，那他就要給姚崇足夠大的空間讓他施展才能，就讓他大權獨攬，讓他放開手腳去工作。這個原則是挺好的，你要用人就得信任人，這是一個好原則，可是這個好原則它也有一個問題，存在著一個隱患。就是你給宰相這麼大的權力萬一他的權威越來越高，一個人又有權力如果時間再長的話必然會形成權威，必然會威脅皇權。給宰相權力是好事，可是宰相權力大了又怕控制不住怎麼解決？解決的方案就是唐玄宗摸索出來的這個任相的原則，專任但是不能久任。

如果專任就是給他足夠的空間，讓他足可以施展才華，這樣自己可以垂拱而至，但是絕不能久任，久任就會形成過分的權威，就會危及皇權。那只有專任而不久任，才能既發揮才幹又沒有隱患。那現在姚崇當宰相當了多久了，當了三年多了，三年多說長是不長，說短可也不短了，已經開始形成自己的小集團了，已經羽翼豐滿了，所以該讓他下臺了，這是姚崇下臺的第一個重要原因，專任就不久任。

第二個原因是姚崇的歷史使命已經完成。

姚崇的歷史使命用一個詞概括那就是撥亂反正。因為唐玄宗是在一連串的政治變故之後上臺的，所以他剛一上臺面臨的是一種百廢待興的局面，各種問題都沒有理順。面對這樣的一個爛攤子，姚崇一方面是提出十事要說，另外一方面是出現一個問題，解決一個問題，一件事一件事地辦。那按照《新唐書》的說法這叫做善應變，以成天下之務。

當時變化就是他的策略，那麼善變這個特點在歷史變革時期確實可以迅速開啟局面，姚崇做到了。可是一旦政治穩定下來，一旦國家需要建立穩定的制度，這個善變可就不再是優點了。相反，它可能成為依法行政的障礙。因為所謂依法行政就是要有一個固定的對策了，不能說這個問題這個問題，那個問題那個對策，那就不行了。

那這樣一來面對新形勢，善於變化的姚崇也就完成歷史使命了，一個人都完成歷史使命。

第三個原因是唐玄宗想要樹立新的道德形象。

如果拋開姚崇高屋建瓴

[líng]

的十事要說，拋開他做了那麼多的實際工作，單考慮道德的話我們絕對不敢說好，他做了好多小人才會做的事情。比方說打擊政敵，黨同伐異，招權納賄，搞小集團，搞個人崇拜，這樣的一些所作所為，怎麼看都像個小人。放在任何時代他都不符合一個真正的道德標準。正因為姚崇在道德上沒那麼高明，所以唐玄宗才讓盧懷慎去給他做搭檔。盧懷慎那是道德君子，在那兒坐鎮雅俗彌補姚崇的不足。

但在開元四年之初盧懷慎卻死了，盧懷慎一死唐朝高層領導班子的道德問題就突出起來了，可是一個國家要真想興旺發達不僅僅要有靈活的而且是完備的制度，還要有健康向上的道德風範。這就要求在上面當官的不僅僅要是行政領導，同時還希望他成為道德楷模。

可是姚崇這個人無論是性格還是為人恐怕無法完成這樣的任務，無法成為這樣的表率。那這樣一來玄宗也覺得得換人了。

唐玄宗準備換馬決不是心血來潮，姚崇罷相就成為勢所必然，換句話說姚崇罷相是唐玄宗深思熟慮的結果，所謂中書小吏的案子僅僅是一個導火索而已。因為當政府運轉走入正軌的時候，姚崇的歷史使命也就已經完成了，從這個意義上講姚崇罷相正應那句古話

“飛鳥盡，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