搜狐文化講堂第10期 石曉軍：講談社《興亡的世界史》是怎樣的一套書？
主講人：石曉軍（日本姬路獨協大學教授）
近日，理想國引進並出版了日本講談社《興亡的世界史》，這套書是由日本一流的歷史學者面向大眾讀者而撰寫的，聚焦全球變遷的各個時段，以帝國為錨點，橫向連線各個地區，構建出全球歷史的圖景。本期搜狐文化講堂，邀請到叢書《絲綢之路與唐帝國》一卷的譯者、日本姬路獨協大學教授石曉軍，帶領大家走進這套《興亡的世界史》，品讀日本學者筆下的英雄、帝國與歷史故事。
以下內容為演講摘要：
《絲綢之路與唐帝國》體現了日本歷史學研究的何種特色？
《絲綢之路與唐帝國》這本書是從歐亞大陸的角度來對唐進行一個定位，這裡邊我覺得有一點可能需要說明一下，像森安孝夫先生，這本書的作者，他並不是一箇中國史研究者，他不研究中國史，他主要的專業是什麼？叫內亞史或者中亞史、亞洲中部史。所以這一點，他並不是要力圖給唐朝、唐帝國一個定位，重點是把歐亞分成幾大塊，從歐亞史的角度來重新審視以及解釋這幾個區域的互動。
日本從戰後開始，對日本史的研究廢除了“國史”這種自我本位的叫法，將日本史放在一個大的範圍來進行研究（在東亞的範圍內），即提出了東亞史觀。同樣，研究中國史也是這樣的，在東亞範圍之內來觀察中國史，觀察日本史，觀察朝鮮半島的歷史，這是日本的一個總體傾向。
但這個傾向到了近十來年，又有了進一步的發展。人們覺得僅僅從東亞這個視點來說，不能解釋很多現象，需要用更大的視野，就是說全球史的視點。
中國實際上有沒有世界的視野？有，從司馬遷時代開始，司馬遷的眼光是從中國看世界，看到整個周邊所謂的四夷，但是缺乏的是什麼？缺乏從世界看中國。所以我覺得這是一個很重要的東西。
我們過去經常說中日關係在中日之間，實際上要從歐亞的角度來看這個問題，會有很多新的視點。比方說從歐亞大陸的歷史來看的話，歐亞大陸的構成有遊牧民族，有農耕民族，還有半農半牧的民族。在森安孝夫這部書裡，強調的一個很主要的理論，就是講半農半牧、農牧接壤的地帶是推動歷史的原動力之一。
同樣，我們觀察在農耕和海洋接壤地帶，也催生了很多港口城市。所以說像中國沿海區域，比方說過去在我們講的這個時代（唐朝）是叫明州，現在的寧波，當時是東方最大的港，這些都是在這種兩種文化的撞擊之下產生的，都是我們今後思考問題的一個很好的角度。
日本的“自虐史觀”與“反絲綢之路史觀”
日本明治時代以後，全面引入了西方的史學，包括德國的蘭克這樣的史學（學派），所以說整個明治以後，也就是說從19世紀的後半期以來，日本是向西方一邊倒。
這樣就形成了一個問題：一些人就開始認為，說日本一直在說自己不好，全是向西方一邊倒，日本自己寫的史書，就是對日本是一種自虐的這樣一種東西。森安孝夫先生是在這個意義上來談這個問題的，他說這個不是自虐，真正的自虐是不能正視歷史，所以說他書裡的主旨是批判西方中心史觀。
在批判西方中心史觀的同時，他也批判了所謂的中華中心史觀，因為在日本是這兩種史觀在相當程度上佔據著主流。所以他講自虐史觀是這樣的，他不同意90年代初期出現的一些右翼的學者的（觀點），說日本是自虐史觀，要重新編寫日本史書，森安孝夫先生不同意這樣的觀點，他說那不是自虐，真正的自虐是不能正視歷史。
他書裡邊還講到日本存在著一種反絲綢之路史觀，這是怎麼回事？
大概是70年代以後，日本國內無論研究日本史的，研究中國史、東亞史的，都非常熱衷於從東亞的角度來講這個問題。在這裡邊就談到了一個問題，就是說有一個對絲綢之路的問題。
所以說日本最早在1980年就和中央電視臺合作，拍了一個長片《絲綢之路》，在日本的收視率非常高，實際上現在70歲以上的人大概都看過這個。到2005年前後，日本又拍了一部《新絲綢之路》，這說明絲綢之路在日本是一個家喻戶曉的話題。
為什麼會家喻戶曉？一個解釋是，從東亞史從歐亞史來看，日本是絲綢之路的延長線。
比方說日本每年11月份有一個正倉院展，正倉院展裡展出的是什麼？是藏到皇室倉庫的一些文物。這些文物是從飛鳥、奈良時代以來，經過中國帶來的中亞、西亞的這樣一些文物。這就使日本從七八十年代以來，覺得絲綢之路是日本文化的一個源頭，絲綢之路因而家喻戶曉。
在這個前提之下，一些研究中亞史的學者後來就提出來，用絲綢之路來涵蓋整個中亞史是不恰當、不合適的。
中亞歷史並非只是絲綢之路，所以研究中亞應該怎麼樣？更應該重視在遊牧民、農耕民之間的融合、衝突、交流。北方的農耕遊牧民族以及在沙漠綠洲地帶的農耕民族，他們之間的東西推動了中亞史的結構，即南北的結構，而不是東西的結構。所以在這種情況下，有人就把這種觀點命名為反絲綢之路（史觀）。
白居易詩文中反映出唐玄宗時代的排外心理，在當時是否有代表性？
在唐朝，出現了比方說白居易的詩中顯示出了一些排外情緒。
中宗肅宗復鴻業，唐祚中興萬萬葉。
法曲法曲合夷歌，夷聲邪亂華聲和。
——《新樂府·法曲》（節錄）
這確實也是個史實。這個事實並不是因為白居易排外，而是中國的這種勢力，從先秦時期以來形成的華夷思想，一直是兩種勢力在打架，要講天下一家，又要講華夷大防，看哪個佔上風了。
唐朝的前期應該是天下一家的這種思想佔據著主流，所以大家只要是有能力、有本事，我就用，各方面的人都有。像日本的阿倍仲麻呂也好，像朝鮮半島的崔致遠也好，等等，這樣一些人都是受到唐朝重用的。有人有個統計，唐朝有過宰相經歷的大概有350多人，其中有四五十人就當時而言，也是所謂的異族。所以說前期的這種狀況是天下一家，大家不分彼此。
所以唐朝前期還提出一個“形夷心華”的問題，在《全唐文》裡邊有這篇文章，就叫《華心》。就是說你外觀是所謂的夷，因為當時裡面有一個關鍵的地理因素，比方說在當時看來，來自於西域的所謂的胡人，那是夷了，但是他只要心是華，這就是華，真正的華；還有一種是外觀是華，內心是夷。
唐朝的大部分時期，“形夷心華”是主流。但是到了後期也有所變化，另外一種思潮又開始佔上風了，華夷再天下一家，華還是華，夷還是夷，所以白居易的詩文實際上只是當時那種思潮的一個反映。這種思潮到了宋代，愈演愈烈。
講談社《興亡的世界史》是怎樣的一套書？
這套書從組織成一個編輯委員會以後，到尋找作者的階段，制定了一個方針，“我們不做任何要求，你可以自由寫，就是說不要像一般總結那樣面面俱到，政治、經濟、文化面面俱到，不是這樣寫，而是由你寫你自己最有心得的部分”。
所以這本書出來的話，大家會看到，它並不是像教科書一樣面面俱到，它只是在某一個點發揮出來，這是一個特點。此外，這套書的作者並不一定都是歷史學者，按說世界史或者歷史這種系列的書，是由歷史學者來執筆的。但（這套書）其中有好多（作者）都是別的領域的學者，比方說建築史，比方說美術史，這套書的主編之一，就是研究西洋美術史很有名的一位學者。
所以說，這套書在編寫思路上很有特色。具體表現在我翻譯的這本《絲綢之路與唐帝國》，作者是研究中亞史的日本頂尖學者森安孝夫先生。他也並沒有寫這個問題，他只是從這一點上切入，你可以看到，包括在他的前言、後記裡邊也出現過很多，本來在教科書裡不應該出現的，或者是大家應該不出現的表述方式，他講了很激烈的一些話語，例如自虐史觀，不像一般教科書那樣四平八穩。如果說這套書讀了之後會讓人耳目一新的話，也是在這個意義上來說的。
《興亡的世界史》 理想國 2019年1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