士人作為中國古代傳統意義上的知識分子，是整個封建社會的主導群體之一，也是中國古代政治文明的主要繼承者，

世風就是這些人身上表現出特有的行為風氣。

將視角聚焦於北宋，其主流世風大體分為5種，

隱逸、忠義、政爭、奔競和奢靡之風，

其特徵也有明顯的階段性。北宋開國之初，世風還延續著五代十國頹喪的氣質，以隱逸和奔競消極的世風為主。

中期在范仲淹、歐陽修等極具影響力的人的帶動下，世風日趨積極，等到了熙寧前期達到頂峰，但隨著國局不穩，朝局變化，世風又轉入低、敗壞。

要了解其演變，大體還是要從多個方向去解讀。

一、 北宋世風之背景

1、 宋太祖的“與士大夫共治天下”

宋在古代中原統一政權中是一個極其特別的朝代，與之類似漢朝被後代史學家分稱為西漢和東漢，

宋也分為北宋和南宋，但是其中原因卻存在本質上的不同。

如果說漢分兩漢是因為外戚專權，那麼宋就是活脫脫的被外敵打成了南宋。造成這一原因，辱沒“犯我強漢者，雖遠必誅”的名號的根本原因之一就有宋太祖在開國之初就確立好的

“重文輕武”“與士大夫共治天下”乃至於“不得殺士大夫及上書言事人”。

從宋太祖的思路來考慮，此舉也無可厚非。按照宋太祖對於唐朝盛衰興亡的經驗教訓以及五代十國無序地感同身受，使得他採取了要去抑制宦官、外戚、宗室的力量的措施，

其次更重要的是避免唐朝節度使保有權力的同時還擁有極大的軍事權。

最終一番權衡之下，選擇了“與士大夫共治天下”，將士大夫群體作為唯一可信賴依託的物件。

甚至將此舉作為治國基本方針，用現在的話講就是要寫進憲法裡的內容，這也導致了後來但凡有君王想要

提高武人地位乃至升武將的文職都會引來強烈的反對，是為“不合祖宗家法”。

因此，這樣的治國方針也導致了士大夫勢力的一枝獨秀，而朝堂上極具影響力和最具權力的這批人的世風，其重要性就要遠遠甚於其他朝代了。

2、 五代十國的後遺症

北宋從大看，承繼於唐，但是實際上是由五代十國的大無序社會中逐漸誕生的統一政權。五代十國實際上也存在了將近100年，

因此，要說北宋初年，還是繼承了那個年代的很多問題。

北宋初年，承五代舊習，世風衰敝，士大夫鮮有氣節。而這正因為五代時人大多隨時更換主子。就比如宋太祖朝的宰相範質，

五代便先後於後唐、後晉、後漢、後周四朝任職。

再有名宦陶穀歷仕後晉、後漢、後周。《宋史》本傳中記載“太祖將受禪，未有禪文，榖在旁，出諸懷中而進之曰：“已成矣。”太祖甚薄之。

其為人“奔競務進”，“多忌好名”。

甚至“更事四姓及契丹”的馮道在北宋初年去世時，

“時人皆共稱歎，意謂與孔子同壽”。

可以看出經歷五代戰亂的北宋士人，很多儒家傳統觀念喪失，以投靠逢迎、邀寵固恩為能事，對政變、叛亂更可謂是習以為常。

事實上，在宋太祖兵變時正是利用此心理得到了許多士大夫的支援“汝等貪富貴立我為天子”，這也導致了北宋初年奔競之風佔據了主流，而另一方面五代時期的武夫獨尊的時局，導致了文人們

“縶手絆足，動觸羅網，不知何以全生也”

，其隱逸之風也較為盛行。

3、 政治經濟的快速發展

全期來看，北宋始終沒有實現過真正的統一，北邊有契丹族建立的遼政權，西北邊則是党項族建立的夏政權，此外還有云南的大理國，西邊的各個小國。

宋太宗時期就曾兩度出動大軍徵遼，企圖把契丹政權逐出長城但是都失敗了，

對於西夏的戰爭也多失利。

而戰爭的結果就是宋方的屈膝求和，奉獻所謂的“歲幣”。因此，北宋的民族矛盾是一直都存在而且屬於整個宋時期的主要矛盾。另外北宋在土地制度上採取“不抑兼併”和“田制不立”的政策，

使得北宋前期地主侵佔土地的現象已相當嚴重。

要知道大多數朝代滅國的底層原因就是後期土地兼併嚴重導致的。

北宋事實上也不例外，農民起義大大小小達數百次，足見階級矛盾之嚴峻，不過對於大部分人來說，尤其是有影響力的人來說，國家最大的問題是外患，

宋朝獨有的發達的經濟又為持久的“歲幣”提供了基礎，不至於矛盾進一步發展。

相反商品貨幣經濟的高度發展使得許多士大夫沒有衣食之憂，加之從宋太祖開始就推行崇儒重教的政策，逐漸使得忠君報國、建功立業的思想顯著增強，其中大部分人開始懷揣

“食君之祿，為君分憂”的思想進行政治活動。

在此背景下，范仲淹出現了，並颳起一道引領積極世風的潮流。

二、 天降偉人之范仲淹

1、 范仲淹的發跡

事實上，范仲淹的發跡是和北宋的科舉制度的進一步發展是密不可分的。宋代科舉徹底取消了門第限制，同時取消“公薦”制度，採取一系列措施最大限度地防止了考場內外的徇私舞弊行為。

而皇帝本身也因為有意抑制世家從而讓更多下層非世家士人進入仕途，

在國家政治生活中發揮重要作用。

譬如當時時任參知政事的呂蒙正堂弟呂蒙亨以及宰相李昉的兒子李宗諤在參加殿試的時候，宋太宗就說

“此並勢家，與孤寒競進，縱以藝升，人亦謂朕為有私也。”

看似是怕有閒話，但事實上明眼人都能看出是有意打壓世家，而最終的結果當然還是以世家士人不宜與孤寒子弟競爭為由罷了兩人的名次，

將機會讓給寒門子弟。

而范仲淹“二歲而孤，母更適長山朱氏”，是為標準的寒門學子，事實上這樣的政策傾斜一定程度上為范仲淹、歐陽修等非世家名士的登場提供了政治基礎。

2、 范仲淹的個人主張

范仲淹是忠實的儒家信徒，而儒學恰恰注重的是個人品德的自我修養和完善，《左傳》中更有

“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

的說法對於個人追求的規範。

范仲淹最有名的恐怕就數《岳陽樓記》，表達了其以天下為己任、

“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的精神，

而這恰恰是范仲淹一生言行最精練的總結。

在范仲淹因直諫被貶饒州之時，作了《靈鳥賦》，

表達了“寧鳴而死，不默而生”的觀點，

並且其針對當時世風敗落、善惡不辨，“學者忽其本，仕者浮於職”的情況寫下《四民詩·士》，專門討論了士人品德，認為世風的敗壞會導致“天下無所勸，賞罰幾乎息”。

雖說批評數落了一通，但是范仲淹意是想借此詩警戒士人，

要求“以德為先”，恢復“道從仁義廣，名由忠孝全”的儒家倫理道德規範。

除此之外，范仲淹在不斷強調“修身”的前提之下，

也要求自己在現實中有所作為，利國利民。

在其《嚴先生祠堂記》之中，范仲淹極其推崇嚴子陵，而且尤其強調了其不追逐名利的品質，甚至將其地位抬高到所有開國元勳之上，

與之不同的是范仲淹並非像嚴子陵那樣隱逸避世，而是一個鑑定的入世者。

總之，范仲淹不光是自身踐行著崇高的個人修養品質，同時積極表達和倡議士人們積極入世，有所為，在其一生之中，無論身居高位還是被貶四方，

“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

已經成為北宋知識分子士人們的新的精神風貌最凝練的表達。

3、 范仲淹的表率作用

從北宋初年世風衰敝的情況，到宋仁宗時期由於多個方面的因素世風已經有了積極的轉向。而其中范仲淹的作用極其明顯，在他之前，世風本敗壞，在他一系列發言和以身作則之下，影響和聚集了一批積極向上，

對國家社會想要有所作為計程車人。

在慶曆年間，范仲淹已經成為政治集團的核心人物，

受其影響最深的就是歐陽修，歐陽修在仕途之中就反覆推薦范仲淹，並且在政治、德行上都追隨他，稱其為“王佐之才”。

此外，當時范仲淹因為上《百官圖》被貶，群臣面對宰相對於範的詆譭指責紛紛表達自己的觀點和對於範的支援，

正體現了當時朝堂之上不畏強權、正直磊落已經成為很大一批士人的特點。

即便在南宋，名臣王十朋也說：“先憂後樂不為身，上與夔禼相等倫。”

足見其影響之深遠。

總之，范仲淹確實因為其獨特的個人魅力和特殊的形勢成為宋朝世風轉好的重要積極因子。

然而，一個偉人的努力實難挽救頹勢，在范仲淹時期前後，北宋士人事實上仍然對於國家最終收復燕雲十六州，解決直接的外患還是抱有積極的願景的，

在儒學重新推崇的背景之下，有機會得此大功必然是名垂千古的機會。

然後隨著戰爭常年的失利和王安石的變法失敗，北方政權越來越強勢，朝堂之上計程車人也慢慢不再暢想統一大業，只想某種程度上的明哲保身，

而因為商業的發達也導致奢靡之風的再次興起，這自然也預示著趙宋天下最終結局。

然而，不可否認的是，以范仲淹為代表的一批北宋士人曾經一度發揮了積極作用，

無疑也對於後世有著極其深遠的影響。

參考資料：

《范仲淹與北宋士風演變》

《北宋世風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