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語：

士族不是貴族，士族雖然可以世襲，但必須建立在獲得朝廷的官職之上，權力來源是朝廷而不是地方。所以無論是北朝隋唐士族還是東晉南朝士族，所有計程車族天然都有向京城集中的趨勢，他們不再紮根地方不代表士族及其權威在中晚唐走向衰落。

實際上中晚唐士族人丁依然興旺，而且還壟斷了朝廷。甚至這些紮根於京畿計程車族雖然早已脫離地方，卻由於屢屢出任順德藩鎮的節度使觀察使而依舊對地方保有相當程度上的非世襲的影響力，士族的“道統”在黃巢起義以前也依然被包括地方在內的主流社會所接受。

所以從整體角度來說，黃巢起義前計程車族完全沒有衰落的趨勢，唐代科舉對於士族來說反而是有利於加強其壟斷地位的，士族在中晚唐依然擁有很高的權威並被社會各界所認可。士族的衰落完全是黃巢起義以後三十年內，圍繞京畿的高烈度戰爭所導致的急劇變化。

士族不是貴族，士族發源於地方，但權力根基在朝廷。不能在朝中任職計程車族，是不可能成為大士族的，其與宋代庶族的區別在於九品中正制下士族可以世代壟斷朝中的高官地位而已，並不意味著士族就一定要千百年居住於地方。東晉南朝計程車族也有明顯的向建康集中居住的趨勢，最終在侯景之亂的時候也被一網打盡。

所以士族集中在都城附近，反而是士族在朝中地位加強的表現，沒有任何證據表明士族會因此衰落。唐宋變革論裡提到的變化是士族衰落的結果，而不是原因。也就是說，是黃巢起義以後士族被大量肉體消滅，才讓士族在民間的權威被消滅，而不是傳媒/科舉讓他們的權威被消滅的。

換句話說，士族的滅亡不是一個技術發展導致的量變到質變的過程，而是一個單純的毀滅性事件導致的結果。

土地經濟是個重要原因，不光是技術進步的問題，還有土地競爭從增量競爭進入存量競爭。唐中期之前，實行的是均田制，鼓勵開墾荒地。建立在有荒地可開的情況下。而唐中開始，已無更多無主之地，兼併風起，在足夠時間長度下的而政府又不作出平抑的情況下，馬太效應就會凸顯。

至到唐德宗建中元年（780年），“丁口滋眾，盲無宋田”。在宰相楊炎的建議下，兩稅法頒佈，均田制瓦解。而均田制瓦解的同時，府兵制義務兵制也瓦解。中央徹底失去對部隊的掌控（經濟後勤不由中央說了算）。

而地方豪強和士族傾軋兼併的壓迫，短期內豪強的個體利益增加，但是長期來看，整個基層失序導致國家由下而上的整個失序，也導致士族豪強建立在秩序之上的利益獲取不再能轉化為實力。

失地農民以募兵參軍，聚結在軍頭麾下爭取自己的利益（也有部分依託士族豪強）。從理念道義和利益上，都形成了對士族所謂道統的倒逼。

仇富的根源，不是因為別人富，而是在於自己不得活。但是，即便如此，也會是一個長期試錯和整合的過程。因為反對一個人容易，但是反對或者推倒之後怎麼重新建構秩序和分配利益不容易。

鐵質農具的普及，作物輪種制，以及水利等等農業技術的發展，讓庶族小地主/自耕農徹底在經濟上打破了豪門莊園制經濟的優勢，河朔三鎮的老家河北能在唐朝/五代時做到高度開發也離不開這一點。個人認為從宏觀上來看，晚唐/五代的軍閥碎片化，是中國社會由三國兩晉南北朝這種豪門封建向著宋代的扁平化社會的一個過渡期。

當時的主流士族成員基本上已經完全集中在長安洛陽一帶了，主要表現就是坊望在中晚唐已經成為了郡望以後族望的主要體現。士族成員即使被派往地方上任職，期滿以後一般也會返回朝廷，難以像以前那樣大規模紮根於地方了。所以長安洛陽計程車族被消滅以後，士族這個群體就基本上可以告別舞臺了。

中晚唐計程車族與魏晉士族不同，他們脫離了地方並集中寄生於長安朝廷，所以中晚唐士族的經濟基礎，與朝廷的經濟基礎是具有同一性的。隨著黃巢起義對運河大動脈的破壞，朝廷失去了東南財稅來源，關中土地又經歷大亂，寄生於朝廷的中晚唐士族群體在失去經濟來源以後，伴隨著大規模的殘酷的肉體消滅而自然走向滅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