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 南風窗新媒體主編 李少威
今天是五四，你正在閱讀的是一篇紀念五四的文章，這篇文章有如下三個重要特點：
1、它是用白話文寫的，很容易讀懂；
2、它有標點符號；
3、它是從左到右橫著排的。
你肯定會想，這算是哪門子特點！
我們現在讀書寫字，不都是這樣麼？對於認得字的人來說，這不是像空氣一樣正常的麼？
的確如此。
然而，在100多年前，這些在中文裡習以為常的東西，統統的沒有。這是一群年輕的知識分子，用無畏的勇氣和卓越的學識，為後人爭取而來。
說是開天闢地，也不為過。
新中國成立以後，還有了簡體字。中國文字和文學的系統性重新整理，至少具有兩個重要意義。
1、破除了知識被少數人壟斷的格局，人人都可以知識化；
2、中文活了起來，能夠運用於現代理性思維，真正可以和世界話語對接。
這一切，都和一本雜誌有關。在中國歷史上，沒有任何報刊對於文化進步的貢獻，能與這本雜誌相提並論。
它叫《新青年》。
雜誌的背後，是一個個鮮活的人。他們性情各異，研究領域也不同，共同點是：每一個名字都驚天動地。
01
不世英雄出
1915年6月，一個36歲的男人從日本回到了上海。
他找到了老朋友——亞東圖書館的經理汪孟鄒，希望對方幫助自己辦一本雜誌。
“我早就想辦一本雜誌，只要十年、八年的工夫，全國的思想都要改觀。”
好大的口氣！
影子還沒有，就誇下如此海口。別人說出來，怕是要被當作笑話，但他不是別人，他是陳獨秀。
陳獨秀何許人也？
一個不要命的革命家。
陳獨秀
1903年在日本留學期間，他夥同鄒容、張繼，一刀剪掉了清朝學監姚煜的辮子，掛在房樑上示眾，上書“禽獸姚文甫之辮”，隨後三人被日本警方驅逐出境。
回國後，1903年8月7日，和章士釗在上海創辦《國民日日報》，鼓吹排滿革命，4個月就倒閉了——被查封。
1904年，創辦《安徽俗話報》，力倡革新，辦了23期，1905年停刊。
1905年，發生了吳樾用人肉炸彈襲擊出洋五大臣的故事。《安徽俗話報》停刊以後，陳獨秀就參加了暗殺團，創辦了嶽王會，從事反滿革命。
1911年辛亥革命後，安徽成立了都督府，柏文蔚為都督，陳獨秀是秘書長。汪孟鄒來找他這位高官，希望謀個差事，陳獨秀陰沉著臉說，這哪是什麼長久之計。
《辛亥革命》劇照
他叫汪孟鄒去上海辦書店，名字都替他起好了——亞東圖書館。
1913年，宋教仁被刺殺，共和被踐踏，孫中山舉起了反袁義旗，進行“二次革命”。
安徽都督府響應革命，遭遇軍事上的失敗，向蕪湖方向突圍。陳獨秀一到蕪湖就被龔振鵬逮捕，佈告貼了出來，要執行槍決。
陳獨秀說：“要槍決，就快點罷！”
蕪湖還有一支軍隊，由張永正率領，揚言龔振鵬敢殺陳獨秀，他就率兵拼命，陳獨秀得脫。
袁世凱的干將倪嗣沖不會放過他，列出20人通緝名單，“陳逆仲甫”位列第一。
陳獨秀只能逃跑，跑到上海，躲進了他讓汪孟鄒創辦的亞東圖書館，潛心著述。寫了兩本書——《英文教科書》和《字義類例》，但社會動盪，這樣的書賣不出去。他給遠在日本的章士釗寫信說，我“已擱筆，靜待餓死”。
章士釗正在日本創辦旨在反袁的《甲寅》月刊，便函約陳獨秀前往日本，共同編輯。1914年陳獨秀抵達日本，11月10日，在《甲寅》上發表了《愛國心與自覺心》。
《甲寅》是民國初期及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的政論性期刊，1914年5月10日在日本東京創刊
用今天的話概括一下，這篇文章的主要立意，是愛國不等於忠君，愛國家不等於愛政府，如果政府是個壞政府，“存之無所榮，亡之無所惜”。
這是陳獨秀早期非常著名的文章，因為一發表，就遭到許多來信謾罵。“何物狂徒，敢為是論！”
1915年1月，袁世凱接受日本的“二十一條”，人們看到了亡國氣象，12月12日，袁世凱稱帝，共和已死，舉國唾罵。
此時人們才發現，陳獨秀說得多麼在理，多麼深刻，多麼具有預見性。罵他的人，紛紛轉向尊敬和推崇。
陳獨秀從來不在乎譭譽。
有的人這樣想，但不敢這樣說，陳獨秀是怎麼想就怎麼說。“故作危言，以聳國民力爭自由者之聽，勿為印度，勿為朝鮮……”
今天這篇文章，不談政治，只說文化，為什麼還要說這麼多陳獨秀創辦《新青年》之前的歷史呢？
因為我們要首先知道，這是一個什麼樣性格的人。性格暴烈，敢作敢當，直率坦蕩，光明磊落，一往無前，從不知恐懼為何物。
這樣才能理解，為什麼《新青年》這本雜誌，能夠燃起熊熊的文化變革之火。
02
在美國的年輕人
1915年，陳獨秀的妻子高君曼病重，陳獨秀歸國。
當年9月，《青年雜誌》在上海創刊。1年後，因為與上海另一刊物同名，改名《新青年》。為免庸贅，我們就統一用《新青年》來稱呼它吧。
下面用一組資料，來說明陳獨秀的戰鬥力有多強——大約相當於《七龍珠》裡的超級撒亞人。
《新青年》一月一號，每號約100頁，6號為一卷，從1915年創刊到1917年8月，一共3卷，也就是18期，1800頁，都是陳獨秀一個人主寫。
在這不到兩年時間裡，知識青年爭相追捧《新青年》，把陳獨秀尊為青年領袖。
第一期，陳獨秀寫了創刊詞《敬告青年》，“青年如初春，如朝日，如百卉之萌動，如利刃之新發於硎，人生最可寶貴之時期也。青年之於社會，猶新鮮活潑細胞之在人身。”
《敬告青年》
青年要用“橫厲無前”的美德，去征服“惡社會”，“戰勝惡社會”，“而不可逃遁惡社會”。
就是在這創刊詞中，陳獨秀提出，“國人而欲脫矇昧時代，羞為淺化之民也，則急起直追，當以科學與人權並重。”
這就是德先生和賽先生的起源。
石破天驚，多少青年被他激勵得熱血沸騰，紛紛給他寫信，其中就包括後來被稱為“戰神”的葉挺將軍。
此時，在大洋彼岸的美國，一個年輕人正在哥倫比亞大學讀書，和陳獨秀一樣，安徽人，叫胡適。
胡適沒有陳獨秀那樣轟轟烈烈的革命經歷。
1906年，他15歲到上海入讀中國公學，生活糜爛，花天酒地，打牌招妓，醉生夢死，最後終於進了“局子”（巡捕房）。
在“局子”裡，他突然醒悟，決心全力準備官費出國留學的考試。
他考上了庚款留學，1910年8月赴美。
胡適
庚款留學生，生活費是按月寄給每個人。社會改革熱心人士鍾文鰲在華盛頓的清華學生監督處工作，負責寄月票。他總是夾帶私貨，往信封裡塞入一些改革漢字的傳單。
胡適收到一張傳單，上寫：“欲求教育普及，非有字母拼音不可。”
他年少氣盛，回信說，你們這些不通漢文的人，不配談改革中國文字的問題。
畢竟內心善良，寫信罵人一頓之後，又感到很不安，盼著鍾文鰲回信，再做解釋。但是他沒有等來回信，自那以後也沒有再收到傳單。
正是這種自責，驅使他開始認真思考文字改革的問題。1915年夏天，他在留學生年會上宣讀了自己的論文。
他說，中國文字的教授方法是死記硬背，費時費力，誤人子弟。
他說，漢字是“半死之文字”。文字有死文字、半死文字、活文字三種，白話文是活的，而文言文是死的，就像狗字是活語，犬字是死語，騎馬是活語，乘馬是死語。
他說，中國人學自己的文字，如果學死文字，那麼跟學外語沒有差別，閱讀的時候，腦袋裡要先把死文字翻譯成活文字，才能理解含義，多麼愚蠢，多麼麻煩。
他說，文言文沒有標點符號，密密麻麻，烏黑一片，屏氣閱讀，不知可在何處換氣。
他後來又專門寫文章，推行10種標點符號。
胡適曾稱“由初唐到晚唐，乃是一段逐漸白話化的歷史”（圖片來源：《建黨偉業》劇照）
他這時的說法，是“文學革命”。為了找到革命的合理性，他認真研究中國文學和文學史，發現歷史上也在不斷革命。
從三百篇到離騷，又到五言、七言古詩，從賦到無韻駢文，從古詩變為律詩，從詩變為詞，從詞變為曲，變為劇本，都是革命，歷史上一共已有6次。
不論是否在理，“託古改制”是中國改革的常用模式，從古代尋找依據，說明改革的決心已經堅定下來了。
然而，他的文學革命論一出，在美國的同學、朋友之間掀起軒然大波，大多都是反對和攻擊之辭，胡適本性敦厚，就有點害怕。
他的安徽老鄉陳獨秀，透過汪孟鄒知道了胡適，就讓汪孟鄒向他約稿。“陳君盼吾兄文字，有如大旱之望雲霓。”
《文學改良芻議》，這篇胡適名聲最大的文章，就這樣從美國寄往上海。
胡適作品《文學改良芻議》的一個版本
因為捱了罵，“膽子變小了”，“革命”改為“改良”。
陳獨秀拿到文章，異常興奮，“今得胡君之論，竊喜所見不孤”。他可從來不知道什麼叫害怕。“餘甘冒全國學究之敵，高張‘文學革命軍’大旗，以為吾友之聲援。”
這就是革命！1917年1月《新青年》一發出，這個只有26歲的帥氣青年一下子名滿天下。
發表之後，胡適捱了身邊人更多的罵。他寫信給陳獨秀，說文學革命不是一朝一夕之功，也不是一兩個人就能定下來的，應該和國人共同研究，共同討論。
“吾輩已張革命之旗，雖不容退縮，然亦決不敢以吾輩所主張為必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也。”
陳獨秀可是個革命家。他把給胡適的回信發表在《新青年》上，讓這件革命的事情再無轉圜餘地。
他說，學術當然可以自由討論，容納異議，“獨至改良中國文學當以白話為正宗之說，其是非甚明，必不容反對者有討論之餘地，必以吾輩所主張者為絕對之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也”。
胡適後來承認，沒有陳獨秀，文學革命搞不成。“文學革命的進行，最重要的急先鋒是我的朋友陳獨秀。”
搞革命，兩個人還不夠，更多“牛人”還會出現。
03
“錢二瘋子”
1917年1月4日，蔡元培就任北大校長。此前他一直在思考，怎麼改革北大死氣沉沉的學風。
蔡元培上任後第一件事，就是聘請陳獨秀為北大文科學長。
陳獨秀捨不得《新青年》，蔡元培建議一起遷到北京。於是，德先生和賽先生，伴隨著陳獨秀一起進了北大。
北京是是舊派學人云集之地，鼓吹新文化，處境比上海艱難得多。
就拿北大來說，原來的文科教授們，大多是國學大師章太炎先生的朋友或者故交，多屬舊派，而且大多很有名望。
蔡元培
蔡元培相容幷包，把辜鴻銘、黃侃、劉師培、陳漢章等人都容納下來，這些人，就是陳獨秀的死敵。
陳獨秀推薦了胡適，蔡元培同意。
胡適正好因為文學革命在美國被圍攻，也想脫身，博士學位還沒有拿到，就決定歸國赴任。
他引用《伊利亞特》中的一句話來顯示雄心：“如今我們已回來，你們請看分曉吧！”
守舊派不斷攻擊陳獨秀和胡適，要求蔡元培解聘陳獨秀，制約胡適。
蔡元培說，“北京大學一切的事，都在我蔡元培一人身上，與這些人毫不相干”。
《覺醒年代》中蔡元培就任北大校長時發表演講
陳獨秀為了給蔡元培減輕壓力，則在《新青年》發表文章，“我們的議論完全歸我們自己負責，和北京大學毫不相干”。
艱難之中，又有一員猛將出現。
這人名叫錢玄同，後來被認為是《新青年》中“說話最有膽子的一個人”。
他有個兒子叫錢三強，中國的原子彈之父。
錢玄同和黃侃一樣，是章太炎的學生，都是國學大師。
然而，錢玄同思想激進，敢“犯當世之不韙”，把那些守舊的文人稱為“選學妖孽，桐城謬種”。選學指的是以《昭明文選》為宗的古文，桐城派則是清朝最負盛名的古文散文流派。
《覺醒年代》裡，劉半農與錢玄同雙簧著自問自答《復王敬軒書》
他說古書裡，“說什麼關帝顯聖，純陽降壇，九天玄女，黎山老母的鬼話。其尤甚者，則有嬰兒奼女、丹田泥丸宮等說，發揮那原始人時代生殖器崇拜的思想。所以二千年來用漢字書寫的書籍，無論哪一部，開啟一看，不到半頁，必有發昏做夢的話”。
錢玄同對《文學改良芻議》“極為佩服”，他的加入，對陳獨秀是強大的奧援，陳獨秀自然大喜過望。
“以先生之聲韻訓詁學大家而提倡通俗的新文學，何憂全國不景從也？可為文學界浮一大白！”
有了錢玄同的入夥，陳獨秀膽氣更壯。錢玄同有陳獨秀這樣大名鼎鼎的人傾力支援，說話也更不客氣。“打倒古文！打倒漢字！打倒國粹！”
林紓、辜鴻銘這些舊派大家，恨陳獨秀是無疑的，但相比之下肯定更恨錢玄同，因為他罵起人來，簡直讓對方要爆炸。
電影《建黨偉業》中劉佩琦扮演的辜鴻銘
作為同門師兄弟，錢玄同和黃侃思想上完全對立，經常當面“掐架”，恨不得把對方摁在地上摩擦。
黃侃被稱為“黃瘋子”，錢玄同則被稱為“錢二瘋子”。
錢玄同主張，徹底廢除漢字，推廣世界語；為免思想守舊，年過四十就該槍斃。
大師們也有“重口味”，意圖說理的文字裡，不時“氣味芬芳”。1918年，錢玄同和陳大齊在《新青年》上相互通訊，討論中國教育問題，就是“糞便橫飛”。
陳大齊把舊文化譬喻為臭糞，而“我們中國人苦於沒有辨別力，不知道那種是糞，那種不是糞”。他建議錢玄同用點工夫，編寫一部《糞譜》，“使我們同胞見了，也可以知道糞的所在”。
陳大齊還講了一個笑話，說一個患有眼病的人去看醫生，醫生說他眼睛不乾淨，拿出來洗一洗，洗完放在院子裡晾曬，不料被老鴉銜走。醫生就給患者裝了一雙狗眼，從那以後，這人香臭不分，把糞便當作香噴噴的飯來吃。
錢玄同回信說，《新青年》出了將近30本，千言萬語，一言以蔽之曰，保護眼珠，換回人眼而已。“國粹萬不可儲存，糞萬不可不排洩。”
錢玄同
戲謔也罷，瘋狂也罷，錢玄同是真的有功於後代，我們每一個人都是直接受惠者。
前面說了胡適提倡白話文和標點符號，錢玄同的重要貢獻之一，是主張應用文改革，其中對今天影響最大的是文章從左到右橫迤。
他說，人的眼睛是“左右相併，而非上下相重”，站在屋裡，橫視左右很省力，縱視上下、一仰一俯則很費勁。然後你看，每一個漢字都是從左到右書寫，為什麼把它們堆在一起就要從右到左呢？
這確實是符合人體結構、人體工學的議論，而且也指出了過去漢字書寫真實存在的自相矛盾，陳獨秀當然認同。
錢玄同是個急性子，他說，既然都認同，那麼《新青年》就要開始幹啊，把從右到左豎排，改為從左到右橫排。同時，既然主張白話文，那我們就應該都用白話文寫作，不再搞文言文或者半文半白的東西。
陳獨秀也是急性子，但他考慮得更多，在這一點上有點蔡元培的風度。
他認為不應該操之過急，有些人確實寫不好白話文，但也要繼續讓他們說話，這樣才吾道不孤。
白話文，還在等待一個人。
04
荷戟獨彷徨
魯迅。“兩間餘一卒，荷戟獨彷徨”的魯迅。
這個人的戰鬥力和意志力，在20世紀的文學界無出其右，正是《新青年》需要的人。
陳獨秀可能不知道，自己在十幾年前曾經幫助過魯迅。
1902年，周樹人被公派日本留學。
魯迅先生留學日本時期
1903年，在江南班，他第一個剪去了被西洋人稱為“豬尾巴”的辮子。政府派來的“監督”姚文甫雷霆大怒，要對他嚴加制裁，遣送回國。
偏在這時，姚文甫通姦事發，被3個留學生捉住，一剪刀去掉“豬尾巴”，懸在廳堂的房樑上。這三個留學生，一個是鄒容，一個是張繼，另一個就是陳獨秀。
姚文甫自身難保，也就顧不上處罰周樹人。
陳獨秀想起他的時候，周樹人正在教育部任職，意志消沉，看著文學革命風生水起，雖然認同，卻無聲息。
“見過辛亥革命，見過二次革命，見過袁世凱稱帝、張勳復辟，看來看去，就看得懷疑起來，於是失望，頹唐得很了。”
他心情抑鬱，有時間就躲在宣武門外南半截衚衕的紹興會館，抄寫古碑碑文聊以紓解。
《覺醒年代》中的魯迅
一個星光燦爛的夏夜，錢玄同來了，帶著陳獨秀交給他的使命——激起魯迅——而來。
在《吶喊》自序裡，魯迅記錄了這個過程。
那時偶或來談的是一個老朋友金心異，將手提的大皮夾放在破桌上，脫下長衫，對面坐下了，因為怕狗，似乎心房還在怦怦的跳動。
“你抄了這些有什麼用？”有一夜，他翻著我那古碑的抄本，發了研究的質問了。
“沒有什麼用。”
“那麼，你抄他是什麼意思呢？”
“沒有什麼意思。”
“我想，你可以做點文章……”
我懂得他的意思了，他們正辦《新青年》，然而那時彷彿不特沒有人來贊同，並且也還沒有人來反對，我想，他們許是感到寂寞了，但是說：
“假如一間鐵屋子，是絕無窗戶而萬難破毀的，裡面有許多熟睡的人們，不久都要悶死了，然而是從昏睡入死滅，並不感到就死的悲哀。現在你大嚷起來，驚起了較為清醒的幾個人，使這不幸的少數者來受無可挽救的臨終的苦楚，你倒以為對得起他們麼？”
“然而幾個人既然起來，你不能說決沒有毀壞這鐵屋的希望。”
是的，我雖然自有我的確信，然而說到希望，卻是不能抹殺的，因為希望是在於將來，決不能以我之必無的證明，來折服了他之所謂可有，於是我終於答應他也做文章了，這便是最初的一篇《狂人日記》。從此以後，便一發而不可收，每寫些小說模樣的文章，以敷衍朋友們的囑託，積久就有了十餘篇。
魯迅回憶起來很平淡，但他丟擲第一篇白話小說《狂人日記》時，簡直就是平地驚雷。
魯迅先生
“我翻開歷史一查，這歷史沒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葉上都寫著‘仁義道德’幾個字。我橫豎睡不著，仔細看了半夜，才從字縫裡看出字來，滿本都寫著兩個字是‘吃人’！”
陳獨秀說，“魯迅兄做的小說，我實在五體投地的佩服”。
胡適1922年在《五十年來中國之文學》裡說：“他短篇小說，從四年前的《狂人日記》到最近的《阿Q正傳》，雖然不多，差不多沒有不好的。”
1923年，魯迅接受陳獨秀的建議，把他在《新青年》《新潮》上發表的十幾篇小說，編成一本集子，就是《吶喊》。
魯迅說，自己的小說是“遵命小說”，都是在《新青年》編輯們的催促下寫出來的。其中催促最繁的，就是陳獨秀。
這個“二十世紀東亞文化地圖上佔最大領土的作家”，幾乎就是陳獨秀逼出來的。
他的白話小說，以及白話雜文，成為了白話文運動實踐的標杆。
05
後記
一篇文章，說不盡當時風流。以《新青年》為中心的新文化運動干將，還大有其人。
一本雜誌，以及團結在這本雜誌周圍的一群人，在100年前，篳路藍縷，以啟山林，開創了我們今天的現代文化背景和最基礎的思維方式。
《新青年》的功績，不止於文學的革命，還有現代思想的啟蒙與播火，但僅就文學一端，也足以讓後代子孫，心旌動搖。
這本雜誌和這群人多年艱辛，播下的火種，在1919年5月4日，燃成燎原之勢。
適逢五四，致敬這本雜誌，致敬這群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