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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唯一影響國運興衰的文人,他的兩個特點,一個影響了整個民間!

北宋雖然國力沒有大唐那樣強盛,但是北宋因為趙匡胤採取重文抑武策略,是典型的文人政治時代,人才輩出,各領風騷。中國歷史上還沒有任何一個朝代文人是那樣的活躍,文化是那樣的繁榮。在這些文人中,有三個人影響極大,其中二人直接影響到國運興衰,其中一人在民間簡直就是神一般的存在,這三個人有一個共同特點,就是固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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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三個人當中,影響最大的,也是中國歷史上唯一影響國運興衰的文人,就是王安石。他是北宋時期最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文學家。王安石變法就是不懂歷史的人都聽說過,他的政治謀略讓他得以衝到權力金字塔的頂端,大膽對舊制度,也就是所謂的祖宗之法進行變革。這些,各種歷史書籍中寫的很詳盡,這裡不重複。

本文只說說王安石的固執,他的固執是跟他個人的性格和政治謀略相聯絡的,是一種開弓沒有回頭箭的豪邁和執著。在個人生活上,他不在乎外表,幾乎是蓬頭垢面,特別不講究衛生,很少洗澡,就更少換衣服,他說要一切時間都用在讀書上。

又一次,他的幾個朋友,為了讓他洗澡換衣服,想了一個辦法,邀約他一起去寺院,之前跟和尚們說好,其中必須有一個程式洗沉香木桶浴。第一次去了,王安石洗了,換上衣服,感覺很舒暢。朋友們第二次如法炮製,結果王安石怎麼也不去了,理由就是耽誤時間,影響讀書。

王安石在揚州做判官時,頂頭上司是韓琦,因為慶曆新政失敗以樞密副使知揚州。年輕的王安石每天夜裡都非常用功,有一次早上點卯時遲到了,韓琦以為他夜裡去娛樂場所玩過頭了,就當眾說:“年輕人不能貪圖享樂,荒廢書本,誤了前程。”當時揚州非常繁華,夜生活豐富,到處都是歌妓,處處笙歌燕舞。

韓琦誤會了他,但是他就是一句也不解釋不爭辯,固執地認為清者自清。後來韓琦雖然知道了真相,但是認為王安石太固執,再也看不好他。而王安石對韓琦也不感冒,覺得韓琦貌美,無一可道。只剩下美貌了。

對於工作,王安石就更加固執了,只要認準的,九頭牛也拉不回頭。在大宋,辭官次數最多的就是王安石,小官也辭,大官也辭,連副宰相那樣的不知多少人盯著的高官,也照辭不誤。

當然,這應該是王安石的政治謀略,他越辭名氣越大,人不在朝廷,稱讚他大才的人到處都是,可以說當時沒有任何一個人能跟他相提並論。

當初,王安石急於大展身手,給仁宗皇帝上萬言書,闡述了自己改革思想。仁宗非常看好,但是,老皇帝早就沒有了雄心壯志,根本就不想改革,把王安石的萬言書束之高閣,讓他非常失望。

從那以後,王安石就成了辭官大王,不是家裡窮就是身體不好,皇帝讓他跟在身邊做貼身秘書,根本正眼不瞧。那些沒有實權,無法實施自己改革的官,一律不做。他要求到地方任職,但必須是一把手,否則還是辭職。

那一年,仁宗同時任命王安石和司馬光為起居注,地位很高,記錄皇帝的日常生活,王安石連想都沒想就辭掉了。弄得司馬光很被動,也跟著遞辭呈。仁宗很不高興,司馬光也就不辭了,到第八次任命時,是仁宗親手寫的詔書,送到王安石居所時,他躲進了廁所,來人左等右等就是不見他出來,就把詔書放到桌子上走了。王安石這才勉強接受了任命。半年後,就升任知制誥,撰寫詔書以及對官員的評價,跟在皇帝身邊,但是王安石根本沒興趣。不是歐陽修說服,肯定又是無數次推辭不受。

在知制誥任上,王安石作為主官,與司馬光、範鎮等負責一次仁宗親自主持的進士科考試,蘇軾和蘇轍都參加了。最後結果出來後,交給王安石寫制詞,也就是評價和任命書,蘇軾的,他痛痛快快寫了,蘇轍的,他就是不寫,認為不適合錄取。

這個時候,韓琦已經是宰相了,就壓服他寫,結果王安石牛眼一翻,我就是不寫怎麼著?最後蘇轍就是沒有得到任命。固執如此,實屬罕見。

王安石是看到老皇帝安於現狀,就不跟他混了。後來,仁宗掛了,英宗上臺。王安石直接賦閒,因為他看到英宗一副病懨懨的樣子,根本幹不了什麼大事。確實不出他的所料,英宗早早就掛掉了。

這時候,有遠大理想的好青年神宗上臺了,他對王安石早已是如雷貫耳,但是一次又一次任命,王安石還是辭。這時候,王安石是在試探這個年輕人是不是真的有決心。當辭掉一次副宰相任命書再次來時,王安石接受了。於是,轟轟烈烈的王安石變法為中國歷史增添了精彩的篇章。

2

那麼,第二個固執的人是誰呢?他就是那一年和王安石一同被任命為起居注的司馬光。他在仁宗眼裡,也是個博學多才的人,跟王安石在伯仲之間。

開始,司馬光跟王安石是特別好的朋友,司馬光對王安石甚至有點崇拜,那些新銳的思想,確實不是一般人所具有的。但是,當他發現王安石變法跟自己想象的完全不一樣,差距達到鴻溝之距時,他站到了王安石的對立面,堅決反對王安石改變祖宗之法。

當時,神宗也是很看重司馬光的,就在王安石拉開變法大幕,新法不斷出臺時,司馬光是一場又一場地跟王安石辯論。當然,他確實不是雄辯之才的王安石對手。神宗對司馬光反對變法,並不生氣。為了搞平衡,王安石拜相後,任命司馬光為樞密副使。司馬光堅決不接受。

當時,司馬光說了這麼一段話:陛下誠能罷制置條例司,追還提舉官,不行青苗、助役等法,雖不用臣,臣受賜多矣。

這句話出自《宋史 司馬光傳》,這直接就是跟皇帝賭一把了。結果,皇帝自然不會聽他的,幾次任命,他這次是堅決不接受,被外放到洛陽,去寫他的《資治通鑑》去了。

後來,神宗掛了,小皇帝哲宗只有10歲,太后高滔滔執政,改元元祐,啟用了司馬光為相,一群保守派上臺了。蘇軾蘇轍兄弟也都回來了。蘇軾開始也是擁護司馬光的,但是很快就有了分歧,因為蘇軾看到,司馬光對於王安石的新法,不管利弊,一概廢除。

於是,蘇軾跟司馬光,跟當場司馬光跟王安石一樣,多次辯論、爭執,但是,司馬光就是不聽,蘇軾才知道,原來司馬光跟王安石一樣固執己見,只要他覺得對的,一定幹到底。

說真的,每次閱讀北宋的這段歷史,都被這班文人為國為民的執著所感動,但是,也為他們的固執所遺憾,如果沒有這些固執,歷史也許會改寫不少。

我一直在想,司馬光砸缸的故事,可能只是一個故事,按照司馬光因循守舊,他很難做出那種突破常人思維的舉動,放在王安石身上,才是最確切的。砸缸的,應該是王安石才對。司馬光是真正的保守派,他固執地遵循祖宗之法,不能有絲毫改變。

地震了,旱災了,水澇了,天上有彗星出現了,這些都是司馬光對付王安石的有力武器,上天發怒了,是因為變了祖宗之法。今天看來十分可笑,但是,在大宋時代,這就是利器。不過,我們不能苛責古人,畢竟他們的對這個世界的認識有限,像王安石那樣看得通透的,又能有幾個呢?

王安石跟司馬光,這一對固執的人,大大地影響了歷史的程序,這二人針鋒相對,一個是激進的變革派,一個是堅定的保守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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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我們來說說第三個最固執的人,這個人我們從演義和影視劇中,早就認識他了,是個被神話的人物,他就是包拯。

在民間,包拯被稱為包公,包青天,主要是他剛直不阿,清正廉潔,破案如神。包拯比王安石大了20多歲,王安石考取功名時,包拯早已是大名鼎鼎的名臣了。

對於包拯,幾乎三歲小孩都知道他在開封府,破案如神,這些當然是演義的成分,但他在開封府改革吏治是事實,本來老百姓告狀,是見不到政府長官的。包拯知開封府後,讓老百姓直接向長官告狀,中間府吏就失去了盤剝的機會。

包拯其實在開封府的時間並不長,在歷史上,包拯主要是擔任監官,監議大夫、御史中丞。包拯的固執確實適合做這樣工作。被包拯彈劾的官員上至宰相,下至縣官,各級官吏都有。那些貪官汙吏,聽到包拯的名字都有會顫抖。

他曾經連續彈劾三任三使司,最後皇帝沒辦法,直接就讓包拯兼任了。為這件事,包拯都受到了被歐陽修的批評,說是人家牽牛踩踏了田,包拯奪了人家的牛。所以,當時包拯不接受三使司職務,為了躲避,直接躲在家裡不參加點名,但是仁宗就認上他了,這件事拖延了很長時間,包拯才兼任三使司。

包拯和王安石外貌上有個共同之處,都是黑臉,兩人雖然有不小的年齡差距,但是走得比較近,王安石經常去開封府作客。有一次,王安石、司馬光等人在開封府作客,席上包拯勸酒,所有在場的人都喝了。司馬光因為身體不適,本不想喝酒,但是,在包拯面前,他是小字輩啊,所以包拯勸了幾句,司馬光就喝了。

但是,輪到王安石時,包拯怎麼勸,他就是不喝,包拯都生氣了,喝令部下要灌王安石酒,眾人都勸說王安石喝一點,但是他還是堅決不喝。在眾人的勸說下,包拯也只能作罷。包拯自己就是一頭犟牛,現在知道遇到了比自己還犟的,也只能苦笑,無可奈何。這件事是司馬光日記裡記載的:“介甫終席不飲,包公不能強也,某以此知其不屈。”

介甫是王安石的字,一場酒宴下來,都沒有飲酒,包公都沒辦法用強,司馬光從這件事上知道了王安石的固執和堅持。

由此可見,在北宋這三頭犟牛中,王安石排在首位。在對後世的影響上,王安石影響最大,爭議也最大。他的大膽改革,破除祖宗之法,不相信天命論的觀點,在當時是很先進的。他的改革最大的成果,就是使國庫充盈。司馬光廢除新法,享受的卻都是變法聚集的財富。未變法之前,皇帝搞活動,給大臣們發個獎金都拿不出錢,變法後是隨便發。不光是元祐時期,王安石變法後的二十多年,都在享受變法聚斂的財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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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筆者寫這三位固執的大學士時,真的是百感交集,如果,王安石、司馬光的性格能中和一下,歷史一定會改寫,大宋的歷史要光彩的多,不至於很快被金人打敗,也未必會有靖康恥,或許南宋的那一段屈辱歷史都能被省略呢。可是,歷史無法假設,現在的穿越戲,只不過是成人童話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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