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九邊”成為大明王朝北疆邊防的代名詞被世人所熟知的時候，“邊牆”已經由“邊防之牆”成為了“邊界之牆”。山西鎮因北疆邊防形勢的嚴峻而為加強防禦而設，躋身“九邊”構成長城防禦體系中內長城最為重要且不可或缺的一環。“內恃三關為遮蔽”，成為了最刻骨銘心的一段山西長城記憶。

大明王朝的山西長城記憶---九邊重鎮之山西鎮

“九邊”是大明王朝在北疆相繼設立的九座軍事重鎮，構成了一套完整的長城防禦體系。山西鎮躋身“九邊”的過程隨著北疆邊防形勢變化反覆又曲折，稱鎮時間時至今日仍存在諸多爭議。

那麼，山西鎮是何時完成建制，其間留下的又是一個什麼樣的長城回憶？

“表裡山河”的山西在歷朝歷代都充當著重要角色，被冠以“治世之重鎮，亂世之強藩”的稱號。大明王朝從從洪武元年始，“度要害之地，系一郡者設所，連郡者設衛”，拉開了山西境內設定衛所的序幕。

洪武元年（1368），明軍佔領澤、潞二州（今山西長治、晉城）置潞州衛後追隨著潰敗的元朝勢力繼續北伐。

洪武二年（1369）相繼設蒲州守禦千戶所、平陽衛後，“山西遂定”，置山西行中書省。

洪武三年（1370）“常遇春自太原帥師徵大同”，設太原左、右、前三衛。同年攻克大同後，於太原府置太原都衛，隸屬大都督府，領上述衛所。

北元宗室勢力四大王藏匿於岢嵐山中據險頑抗，於洪武六年（1373）特設振武衛以控雁門山一帶，洪武七年（1374）“置鎮西衛於岢嵐州，建設磚城”。

洪武八年（1375），改“太原都衛為山西都指揮司”，衛所設定也初具規模，共轄8衛2所，覆蓋除大同外的山西全境。

此時的山西境內設定了山西都司和山西行都司兩個省級軍事機構，以恆山至太行山一線為界將山西分為南北兩塊軍事區域。山西都司負責除山西北部大同以外其他區域的軍隊日常操練、防守城池及屯田等事務。

洪武年間山西都司北部衛所

洪武十一年（1378）設寧化守禦千戶所（今寧武寧化鎮），直隸山西都司。

洪武十二年（1379）“於代北四十里設雁門守禦千戶所”。

鎮西衛所屬官兵分守沿邊、沿河各要地，尤其是西北靠近東勝衛的偏頭關、西部靠近黃河的河曲、保德等渡口。治所岢嵐州周圍群山環繞，特在蘆芽山地區設定行太僕寺，專職放牧馬匹以供邊鎮軍隊使用。

鎮武衛則依託“自宋有之”的“雁門東西十八隘”，在山間各隘口設定駐守。最重要的是“其兵馬糧餉胥皆仰給於此”，尤其是運往大同、宣府的軍餉、糧料等主要由此轉輸。

寧化守禦千戶所居於鎮西、鎮武衛之間，形成鎮西（今山西岢嵐）、鎮武（今山西代縣）兩衛為核心的兩大防區，初步構成了以偏頭守邊、雁門守險的內長城防線。

洪武年間山西都司衛所分佈

洪武、永樂年間山西都司屬於疆域腹裡，戍守任務並不繁重，其所屬衛所官軍常被調往大同協防操練。

需要明確一點的是，永樂年間相比較洪武時期形成的“數千裡聲勢聯絡”邊防體系雖已呈內縮趨勢，但以關隘、屯堡、煙墩、牆壕相結合最初的長城防禦體系依在外層防線以內。同時“以攻為守”的軍事策略，延續了洪武時期“王者無疆”的局面。

此時的大明王朝只有邊疆而無邊界，並無“邊牆”的概念。

宣德元年（1426）“命都督僉事李謙鎮守山西，撫卹軍民，操練軍馬”。以偏頭關的邊防建設為重點，掀起了山西都司轄區北部的第一個城堡修建高潮。

同時，請求大同鎮將調往協防的官軍“一萬三千”人“止留精兵五千，餘悉發還”。

有學者認為李謙鎮守山西為山西鎮之始者，以“宣德四年置總兵官，鎮守三關，駐偏頭”為據。當時李謙為鎮守官而非總兵官，更何況且尚無“三關”之說，也就談不上外三關內長城防禦體系的建立了。

正統六年（1441），“自今其即於境外要害之處，約量道里遠近，可置界碑”，“使外夷不得擅入為非，而我官軍亦不得私自出啟釁，庶內外各安其所”。宣德時期“不勤遠略”使得北疆防線再度收縮，永樂年間所修築的“邊防之牆”已逐步轉變為“邊界之牆”。至此，“邊牆”一詞才應運而生。

“土木之變”後“東勝、開平俱失”，山西都司所轄偏頭、雁門防線顯現重要價值。“都督僉事孫安鎮守山西”並“移駐雁門關”。“敕或砌城垣，或塞空缺，或鑿壕塹，多方設法斷賊來路”。由此，掀起了雁門關周邊防禦的全面建設，“東抵平型二百四十餘里，西抵蘆板之寨一百八四餘裡，城堡、墩臺煥然一新。壕塹之深，遙連萬里之城”。

雁門關明長城

同時，“山西惟偏頭亦稱外邊，與宣、大峙”，不僅增築煙墩、構築黃河東岸七堡和東北四堡以及置保德千戶所等措施完善偏頭關區域防守體系，還如臨邊軍鎮開始實施“燒荒”策略。

天順元年（1457）“命五軍左哨把營總署都指揮僉事王信往代州守備，兼提督雁門關一帶關隘”保障京師之西部通道。

鑑於偏頭、雁門之間綿延八百餘里，無法協調策應。成化二年（1468）改寧化守禦千戶所為寧武關，次年肇建關城。

成化三年（1467）“鎮守山西署都督僉事王信代州，提督雁門、偏頭、寧武三關”，開啟了內長城外三關防禦體系的建設。也是從這一年開始，向朝廷提出設定總制三關武將的建議，但被駁回。

成化十六年（1480）“命山西分守代州都督同支玉充右參將”，這是山西第一次設參將，“督雁門、寧武、偏頭三關守備”駐代州，這是三關初次形成統一防禦體系。

成化二十二年（1486），“偏頭關距山西往還千里，猝有邊警，俟聽鎮守、巡撫節制而行，恐致誤，請改分守為鎮守”，結果將分守參將改為鎮守右副總兵，這是三關第一次設副總兵。

成化二十三年（1487），終於命“周璽充總兵官，仍居代州”，這是山西第一次設總兵官。

有學者認為任命周璽為總兵官之時應為山西建鎮之始。但設定總兵官不到兩年便又復改參將，僅為一時暫行之例，並未形成固定建制。

偏關老營堡望河樓

值得注意的是，成化十一年（1475）才在偏頭設定守禦千戶所，成化十九年（1483）之時“雁門關軍馬僅八百餘，步軍不滿二百”。未能成鎮的主要原因還是“雖有侵擾，然賴大同之威遠、平虜地方，遮蔽於外，猶若腹裡”。

進入弘治時期，在以宣、大為中心“守為長策”的軍事戰略下，“修築偏頭關邊牆一百二十里，補黃河邊牆二千六百餘丈，添築寧武墩堡十座，挑浚橫山壕塹長二里，補雁關牆及鏟削壕塹共五十八處”。

弘治十一年（1498）增設寧武守禦千戶所。

弘治十三年（1500）“增設鎮守山西副總兵一員，專駐代州，往來提督三關，原來設參將改分守，駐偏頭關”。至此，“副總兵鎮守山西，提督代州三關”，形成了山西“準軍鎮”地位。許多文獻及學者均認為此為山西稱鎮之始，但進入正德年間後又在副總兵和總兵之間反覆三次，故建制為臨時設定並未固定。

寧武道轄中路

岢嵐道轄西路

雁平道轄東路

進入嘉靖年間，“虜宼無歲不警，警告無不至鎮城下者”，長城防禦體系儼然“邊界之牆”了。

嘉靖二十一年（1542），“俺答諸路兵經朔州破雁門關，越太原南下，列營汾水東西，四出劫掠潞安、平陽諸州縣。復返回太原北上，分掠定囊、五臺、盂縣，自代州出繁峙、靈丘、廣昌，由廣武出關，徐徐透過大同左衛及陽和塞而去。”

此次俺答部自六月入塞，至七月出關先後擄掠山西十衛、三十八州縣，殺害男女約二十萬人，掠牛馬羊豕共二百萬，焚燬官軍民舍八萬餘所，蹂踏田禾數十萬頃。

訊息傳至，“京師戒嚴，朝野震驚”。

嘉靖二十一年，大明王朝“特設重臣，提督三關，遮絕宼衝，障蔽畿甸”，“升山西副總兵戴廉為總兵官，鎮守山西地方”，以總兵鎮守制度為標誌的山西鎮正式確立，總兵官駐守寧武關居中排程偏頭、雁門二關。

山西鎮又稱“三關鎮”，轄大同鎮以外的山西全境，即恆山以南之地。還兼“分守大同自丫角山至右衛雙溝墩一百四十里”，“遇警互相應援”。

山西稱鎮是隨著大明王朝北疆邊防形勢的嚴峻而為加強防禦而設的，“畿輔之地安危系焉”，“三關疆域所繫非輕，與宣大並稱重鎮”，與居庸、紫荊、倒馬三關形成了內外長城三關拱衛京師為主的防禦體系。也是在“棄地守牆”軍事策略下“邊防之牆”成為“邊界之牆”的縮影，構成了大明王朝內外雙層防線的立體縱深長城防禦體系。

宣、大、山西三鎮 長城沿線分佈的內三關與外三關

明內外長城關隘整體佈局

躋身“九邊”後的山西鎮開始大規模修築邊牆，直至萬曆四十年（1612）七月方才結束，形成了西起保德黃河岸邊，經偏關、寧武關、雁門關等關隘，至黃榆嶺一千六百餘里的山西邊牆。

“隆慶和議”後戰爭不再，山西鎮的軍事功能逐漸弱化。隨著晉商的發展，逐步形成以代州、雁門關為中心的商貿圈、以寧武為樞紐的商貿要地和以偏關、保德為邊境交易的水旱碼頭。

“清室一統天下，四海為一家，九邊一隅不復為邊防重地”，至雍正三年，因山西鎮所轄衛所都設置於府州縣境內，軍民雜處，“或改郡縣”，多數成為了村落。基本奠定了今天的行政建制，比如寧武關“改作郡城，屬以寧武、偏頭、神池、五寨四邑”，“寧武、偏頭各營堡改為郡邑”。

至此，山西鎮退出歷史舞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