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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隴本位與隋唐易代

李唐自太原起兵，武德元年（618年）降薛仁杲，二年執李軌，關西悉定，三年走劉武周，四年擒竇建德，降王世充，五年又破斬建德餘黨劉黑闥。僅六年而海宇大定。如果以武德四年為四海清，則僅及五年。唐朝開國前後的六場大戰，其中李世民主導了四場，虎牢關一戰擒雙王，從而定下了天下歸唐的大局。

馬上打天下，但不可馬上治天下，治理天下需要考慮平衡各方面的力量。唐之統承隋，隋之統承北周，北周之統承西魏。我們從西魏說起。

西魏以來，宇文泰想抗衡高歡和南朝梁，除了整軍務農、力圖富強等充實物質政策外，還有自成系統的文化政策，用來維繫西魏境內胡漢諸族的人心，使其融合成為一家，這就是關中本位政策。這個政策最終形成了關隴集團。

關隴集團人員有三類：一是西魏八柱國和十二將軍家族及其後裔。這類是關隴集團的核心人物，如宇文泰、隋文帝、隋煬帝、唐高祖、唐太宗。二是宇文泰所籠絡的關中漢族士族，這類是州郡望族，如關隴地區京兆韋氏、杜陵杜氏、弘農楊氏、武功蘇氏、隴西李氏等。三是與關隴集團結成姻親關係者。如竇威、竇抗、長孫無忌、高士廉等。概而言之，關隴集團是關中本位政策下集結的各類人員，以北周八柱國及其後裔為核心，以關中漢族士族為主體，加之與關隴集團結為姻親的人員。

關隴政權自成立半個世紀以來，在人事任用和軍事部署方面，一直堅持關中本位政策。到隋朝成立之後，該政策開始出現了動搖。大業元年（605），楊廣在《營建東都詔》中回憶稱：“我有隋之始，便欲創茲懷、洛，日復一日，越暨於今。”這說明，隋文帝即位之初就有遷都洛陽的計劃。

長安與洛陽作首都的優劣，與形勢有關。創業時期適合定都長安，因為關中固若金湯，進可攻退可守，而河洛乃四衝之地，無險可據；但如果天下安定了，局勢就反過來了，長安作為首都，全國其它地方的人進出很不方便，而洛陽則四通八達。開皇初年，隋文帝定都長安，這是形勢使然。但幾年後，隨著北方突厥降服、江南陳朝被平定，洛陽為國都的優勢又轉而勝過了長安。於是，不少朝臣又開始勸隋文帝遷都洛陽。

以上情形說明，隋朝建立之後，長期存在拋棄關中本位政策的聲音。隨著隋煬帝即位，關中本位政策遭到了進一步弱化。隋煬帝一上臺，就在長安之外又相繼建設了洛陽、江都兩座都城。此後，隋煬帝對關中本位政策進一步偏離。大業十二年（616），隋煬帝帶著十餘萬關中籍驍果軍來到江都。此後，因洛陽遭到瓦崗軍的攻擊，隋煬帝又從關中抽調兩支軍隊趕去增援洛陽，使關中更加空虛，不久就被李淵給攻破了。

關中丟失之後，隋煬帝決定永久定居江東，此舉刺激了麾下十餘萬驍果軍的思鄉情緒，結果被宇文化及利用，引發了江都宮變。隋煬帝為何放棄關中？一是中原的亂局使他灰心，二是他個人或許更喜歡河洛和江南，三是他的妻子蕭後也是南朝的公主，他父母早年為他選妃的舉措，或許就存在平衡南北的政治考量。

隋末大亂，最後由同是關隴貴族出身的李唐取得了天下。在對關隴人士的選拔重用方面，唐太宗經過精心的佈局與安排。武德年間，當時還是秦王的李世民，其麾下的幕僚集團共計115人，來自關隴地區的有45人，約佔39%，可見，在武德年間，李世民就大量吸納了山東（崤山以東）、江南人士。在貞觀年間受封賞的48人，來自關隴地區有21人，約佔44%。

誠然，關隴集團與李唐皇室有著共同的利益關係，是一直支援與協助李唐皇室的重要力量，秦王李世民登基後，自然要照舊任用關隴人士，以保障這個集團的利益。但貞觀年間，唐太宗對於不利於自己的關隴集團成員進行剪除，主要提拔關隴集團中與自己有親密關係的成員。唐太宗用的關隴集團人員，大致可以分為兩類：一是與自己有姻親關係的關隴貴族，如長孫無忌、高士廉等；二是原秦王幕僚集團的關隴人士，如杜淹、杜如晦等人。

唐高祖的統治基礎幾乎完全為關隴集團，這是承襲宇文泰關中本位政策發展下來的。到了太宗時期，大量吸納了非關隴勢力的山東、江南人士。究其原因有以下幾點：一是統治區域範圍擴大，不同地域人才前來歸附；二是李建成立為太子，不是儲君的秦王吸納人才需要另闢蹊徑；三是為緩和山東的局勢，加強對該地的控制。

概而言之，在貞觀年間，唐太宗倚仗的統治集團已非傳統意義上的關隴集團了，而是融合各方政治勢力的新集團。這是隋煬帝一直想做卻沒有做成功的，也是歷史發展的趨向，從西魏到李唐，從關隴到全國，局勢的變化也必然意味著統治基礎的變化。

參考資料

（後晉）劉昫《舊唐書》、（宋）歐陽修《新唐書》、（宋）司馬光《資治通鑑》、岑仲勉《隋唐史》、崔瑞德《劍橋中國隋唐史》、陳寅恪《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戴文傑《暴君還是明主：黑白隋煬帝》、李君《從潛邸幕僚到貞觀重臣—李世民功臣集團研究》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