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嶺南非江南
在沒有足夠詩興的時候，我往往會寫一篇散文，從我寫詩三十年的領悟來說，散文就是與詩毫不相干。如果在沒有足夠詩興的時候強迫自己寫詩，其結果就是“口水詩”“白話詩”，必然拉低了詩的底線。可惜，許多有足夠詩興的人一輩子也只能寫出“口水詩”，而這正是中國詩壇的悲哀。
散文雖是與詩毫不相干的一種文體，但要寫好也並不容易，它雖不需要語言的靈感即詩化，但必須有人生的感悟貫穿其中——而這又是極需要閱歷和閱讀的，否則它也是淺顯的。曾經“美文”盛行，但不管散文如何在語言上寫成美文，它終究不能與詩並稱，最多可稱為散文詩。散文詩是一個怪胎，有點不倫不類，如東施效顰。如果說不分行的散文詩僅僅是披著詩的外衣，最可恨的是極短的散文詩喬裝為詩的外形——分行，而這些不會寫詩的人偏偏又自稱詩人，不會讀詩的人又偏偏誤以為分行散文詩就是詩，這就導致了“微型散文詩”與詩之不分。寫詩是需要天分的，更需要嚴謹地遵守詩的內心準則，缺乏自我鑑定力的偽詩人與缺乏鑑賞力的廣大讀者群數量過於龐大，而真正的詩人卻又少之又少。
“微型散文詩”或可稱為“詩餘”或“詩歌”——與宋詞有些類似。詩歌起源於大眾，起源於民間，但顯然詩已經超越詩歌了，它是一個獨立的存在，至盛唐達到顛峰，已不利於唱了——只利於吟誦。但是在宋詞出現之前，所有的唐詩都是可以譜曲而唱的，但終究有了宋詞，再後來有了元曲。現代“詩歌”介於詩與歌之間，本身就是一個怪胎。
舉例來說，餘秀華是確詩人，賈淺淺算未入門的詩人——但至少寫出來的不是偽詩——不是分行的散文詩或詩歌。韓東說“詩到語言為止”，這是片面的，詩歌還需要有形而上，有意境，立意高尚，讀李杜詩、王孟詩，便知詩為何物。賈淺淺的詩沒有語言，有思想卻沒有意境，立意也不高，這就是最淺的詩了。餘秀華的詩有語言，有思想，有意境，但部分詩立意不夠高尚，成為詬病。
唐宋八大家之後，散文盛行。散文之寫作，不必過分追求語言，寫作比較自由、輕鬆，關鍵是立意。通常，散文的思想與立意更加明顯，大都直敘胸臆，不像詩那樣有興的手法，也缺少象徵與暗指。散文就是白話，於白話連篇中，使人能輕易地讀出人生哲理、世態人情，符合廣大讀者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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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秦漢以來，我國的版圖就與現今差不多了，西到西域，東到遼東，北到沙漠，南到南海。但南北朝以前，我國的政治中心都在北方，特別是所有大一統的中國，政治中心都在北方。政治中心決定文化中心，故中國的文化中心一直都在北方，確切地說在黃河流域。宋以後，經濟中心反過來影響文化中心，在以黃河為中心的華北平原和黃土高原，與以長江為中心的長江中下游平原，形成了兩大文化中心，北京作為元明清的都城即政治中心，仍然是一個傳統的文化中心。如此，自北向南，中國就形成了三大文化中心，即北京、中原、江南，此外還有蜀中成都，而西安就漸漸沒落了。
回到盛唐，長安無疑是第一文化中心，洛陽第二，江南第三，成都第四。隋煬帝洛杭大運河的開通，使南北朝時就已富庶的江南這一經濟中心倍受關注，南朝宋齊梁陳作為文化中心的江南也得以傳承。隋唐科舉制度的實施，文化不再僅掌握在名門望族士大夫和官吏手中，江南富庶地特別是人口大族有了更多的讀書人，有了茂才，有了更多的從事藝術創作的詩人、畫家，有了藝妓，有了遊子。那些因科舉制度中舉為官的，都渴望被外派到江南，蓋因為江南有著美好的氣候，且繁華似錦。在唐詩中，江南遂成為美好風光之地的代名詞。
中國的地理氣候分界線是秦嶺-淮河。北方的自然風光，以壯美著稱；南方的自然風光，以秀美著名。壯美指向豪放，自詩經、古風以來，描寫北方的詩歌，主流都是悲壯、雄渾，特別是一些邊塞詩。秀美指向婉約，自楚辭、漢賦以來，描寫南方的詩歌，主流都是悽麗、旑旎。
人都是愛溫柔的，愛閒適的，所謂溫柔之鄉，江南就是這麼一個所在。雖然“北方有佳人”，但那是漢代的詩歌，若論一方水土養一方人，則南方的女子更加水靈。我嘗疑惑《淮南子》為什麼又叫《淮南鴻烈》，只說明劉安之心仍在中原，未適於封地淮南，而他的門客卻稱“淮南小山”，是樂於淮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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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時，蜀中、嶺南皆偏僻，即使衡山以南也視為偏僻，韓愈貶陽山、潮州，柳宗元貶永州、柳州，劉禹錫貶朗州、播州，李白流放夜郎。而在漢代，賈誼被貶長沙就被後代文人感到痛惜。再到更遠時代，屈原被貶汨羅就鬱鬱而終。再再到更遠，季歷的兩位兄長大伯虞仲逃到江南就被視為蠻夷，屈原也自稱“帝高陽之苗裔”。
南宋時，江南同時作為政治、經濟和文化中心。南宋不能收復中原，只能向南發展，五代十國時還被稱為閩越、南越的福建、廣東有了泉州、廣州等大港口城市，中國最後一片南方之地得以開發，但蘇軾曾被貶的儋州因為隔海仍然蠻荒。
如果，明代朱棣不遷都北京，嶺南的開發將更進一步。雖然明代大移民“江西填湖廣”，但明代湖廣地域很大，從湖北湖南到廣東廣西，可以說，明代嶺南兩廣仍未充分開發。清代順治年間設兩廣總督，嶺南才被充分開發。清代大移民“湖廣填四川”，移民主要是來自湖南湖北的人口。
中國歷史上有幾次大的人口南遷，一般只遷到五嶺以北，只有極少數遷到嶺南。所以清代以前，廣東居民多是“廣府人”。清代是中國人口暴漲的一個朝代，由不足一億發展到四億，這就使嶺南成為最後一塊人口南遷之地，“客家人”延伸到兩廣全境。客家人遷往廣東的第一個中轉站是江西贛州，第二個中轉站是廣東梅州。再到清朝末期，無數客家人又“下南洋”，飄零海外。
所以，雖然自唐代嶺南就出了張九齡這樣的詩人宰相，但直到明末，嶺南的文化氣息仍不濃厚，主要原因還是地僻一隅，珠江三角洲土地未得到充分開發。如今，廣東客家人的宗祠鮮有超過六百年的。雖然，明代中期出現了“湖廣熟天下足”的說法，但兩廣的糧食很難轉運到北方，經濟上主要是靠海鹽供給和外貿。
兩廣之地於農民來說其實宜居，但於明代及以前官員來說則有遷謫之感，知識分子也不願前往兩廣遊歷。交通、文化上的閉塞也造就了粵語、客家話與中原官話的巨大差異，時至今日，所謂的“白話”基本上是指粵語，客家話、閩南話與中原溝通基本上沒有問題。
直到清初，雲南、兩廣、福建仍屬“三藩”，可謂閉塞。今日，雲南號稱“四季如春”，兩廣也三季如春，但因為前期各朝代缺少文化上的宣傳，我們心中的美好所在仍是江南——唐詩宋詞中的江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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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氣候上來說，嶺南屬亞熱帶季風氣候，江南屬亞熱帶溼潤氣候向暖溫帶氣候過渡，主要區別在季風氣候與溼潤氣候差異以及亞熱帶的緯度不同上。
季風氣候常伴隨颱風，這是不利於農業生產和唯一不宜居的——古代民居多為土牆，江南則沒有這個短板。另一方面，雖然嶺南的穀物可以一年三熟，且水果眾多，但暴雨導致土壤相對貧瘠，穀物畝產量沒有江南高。在民國以前，江西為中國稻穀產量第一大省。
緯度不同，冬夏氣溫與江南存在較大差異，除三季如春外，嶺南的夏天就比較令人難以忍受了。雖然，長江流域也有幾座“火城”，但那是城市，有“熱島效應”，鄉村的夏季氣溫還是適宜的。冬季，嶺南無雪，這也是一種缺憾。我們以中原為主確定的四季，已有四千多年的歷史，四季分明是一種文化基因，不同季節有不同的美，雖然春季是最美的。
江南的最大特點就是“溼潤”，如此成就了“水墨江南”。“江南春”“江南如畫（裡）”“煙柳畫橋”，千百年來已成為固定意象，如在眼前浮現，是不需要多加解釋的。霧裡看花，那花是最美的；露中看草，那草是最美的。劉禹錫說“零陵香草露中秋”，漢代董仲舒曾作《春秋繁露》，古代宮庭有承露盤，露與雪、霧一樣，被視作聖潔之物。在道教中，晨霧被稱為紫氣，朝陽被稱為紫陽。在古詩中，霧又與煙、雲混為一談，有云煙、雲霧、煙霧幾種稱呼。如此，更衍生出“煙花”一詞。“煙花三月下揚州”，大概就是江南春最適遊的寫照了。嶺南、雲南雖有霧氣，但在古時被視作瘴氣，杜甫詩有“江南瘴癘地”之說，何況嶺南、雲南。而且古人又把蠻荒之地染了瘴氣的河水稱為毒水，故《三國演義》中寫諸葛亮南伐孟獲，蜀軍有遇瘴氣、毒水而死的。
嶺南多梅，梅原產南方，然而只有江梅才被視作最美，因為梅花傲雪、迎春。江南又多柳，隋煬帝修大運河，令河岸遍植垂柳，故稱楊柳。垂柳倚河而生，與梅花一起報春，“梅柳渡江春”是江南春早的景象，也是萬物春心初開之時。
江南二月三月，草長鶯飛，這些在嶺南也不能看到。凡物有損有榮才讓人覺得生之可貴，春草一歲一枯榮、候鳥一年一南北、雁字回時，引發多少才人之思。民風，燕子來時有新社，梨花落後有清明、上巳。
秦漢以農業立國，二十四節氣兩千多年來深入人心，而嶺南是不適用二十四節氣的。二十四節氣適於華北平原、長江中下游平原乃至成都平原，但不適用於珠江三角洲平原和東北平原。好歹，東北還能對應上大雪、冬至、小寒、大寒這些節日，嶺南則完全對應不上。桃梨花應該在二三月開得最旺，有梨園春和桃花汛，可是如果將桃梨花移植到嶺南，立春前後就開花了，顯得季節錯亂。立春後的雨水，江南細雨濛濛、柳絲含煙，在嶺南卻是大雨滂沱。前天剛到驚蟄，在嶺南有什麼可驚蟄的呢？
四季、二十四節氣合稱季節，在江南則相當吻合。《荊楚歲時記》，是南北朝時南陽涅陽縣人宗懍所作，因為南陽在春秋戰國時期屬荊楚地。雖然南陽屬漢水流域，但與江南在緯度上是差不多的，宗懍委身北魏在洛陽為官，荊楚歲時也適用於洛陽黃河一線，更適用於江南。春秋時的楚國，滅越國後據有江南吳越之地。
如今，無數新時代的客家人移民珠江三角州這些城市，交通、通訊便利不再有客家之感，由鄉下人轉變為城市人之後，深感這裡環境宜居。珠海、深圳被中國科學院評選列為2020年中國宜居城市前十，此外還有昆明、三亞、廈門三座南方城市，江南的城市僅有蘇州，但並不說明嶺南就取代了江南，因為城市畢竟是城市，是以經濟、人口就業為第一要素來考量的。若非改革開放，珠海、深圳還是鄉村，會有這麼多移民嗎？會被評為宜居城市嗎？
每個人心中都有自己的宜居城市或者宜居鄉村，我向往的還是江南，嚮往的城市還是蘇州、杭州、武漢、南京、南昌、長沙、合肥，也包括成都、重慶，更包括我的故鄉小城信陽。
2021。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