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陳根
個人的精神健康是個人生活存續的必要條件，社會的精神健康則是
社會繁榮的必要條件
。
但是，愈發頻繁的與精神健康相關的社會新聞以及觸目驚心的調查資料，卻越來越昭示著人們與精神健康的背離。
據世界衛生組織（WHO）統計，全世界有近10億人患有精神障礙，
而在一眾精神障礙裡，抑鬱症則是離人們最近，也最令人們困擾的精神疾
病
。
全球約有
3。5
億人患有抑鬱症，我國抑鬱症患者超過
5400
萬人
。
也就是說，
每
25
個人中，就有
1
人患有抑鬱症。
在龐大的抑鬱症人群裡，年輕一代則是抑鬱症發生的“重災區”
。
近些年來，大學生患抑鬱症的比例逐年走高
。
2017
年，世界衛生組織曾指出，中國有四分之一的大學生曾感覺抑鬱。
而另據中國兒童中心的一份報告，中國
17
歲以下兒童和青少年中至少有
3000
萬人受到各種心理問題的困擾，如抑鬱、焦慮、強迫、自殺自傷等
。
如果不及時發現並有效干預，許多問題會延續到成年。
在越來越大的社會壓力的裹挾下，
那些被心理疾病壓垮的年輕
一代
，
能
找到出口嗎？
抑鬱背後，身心俱疲
《中國抑鬱障礙防治指南（第二版）》指出，抑鬱障礙是最常見的精神障礙之一，是指各種原因引起的以顯著而持久的心境低落為主要臨床特徵的一類心境障礙。
抑鬱症（major depressive disorder，MDD）
，
就
是抑鬱障礙的一種典型狀況
。
不同於普通的情緒波動，或者面對挫折挑戰時產生的短暫情緒反應，抑鬱症會對患者生活造成極大影響。尤其是長期的中度或重度抑鬱症，很可能導致患者在工作、生活中表現不佳
。
最嚴重時，甚至可能導致自殺
——
每年有近80萬人因自殺死亡，自殺已經成為15至29歲年齡組人群的第二大死亡原因
。
社交網路的覆蓋下，人們對抑鬱症人群已不陌生。但為什麼會抑鬱，卻常常說法不一。
雖然抑鬱症的發病原因並未完全被弄清楚，但醫學研究已經證實：抑鬱症的發病與腦內神經遞質、內分泌，免疫與遺傳等有關
。
腦內以去甲腎上腺素（
NE
）、多巴胺（
DA
）、
5-
羥色胺（
5-HT
）為主的某些神經遞質異常傳遞與消耗，打破了腦內控制情感系統的平衡
，
使抑鬱
佔據上風
。大約
60%
的抑鬱障礙患者表現為糖皮質激素分泌增加；抑鬱障礙患者也出現垂體和腎上腺增大，腎上腺皮質激素可能影響患者的甲腎上腺素（
NE
）、多巴胺（
DA
）、
5-
羥色胺（
5-HT
）功能。
約
25%
的抑鬱障礙患者血漿促甲狀腺激素（
TSH
）的含量顯著降低，而遊離
T4
水平明顯增高。甲狀腺功能減退的臨床表現，不少方面可以抑鬱障礙相混淆，如運動性遲滯
、
疲勞
、
性功能減退
、
抑鬱情緒值
、
自殺傾向等。
抑鬱障礙的家系調查結果比較一致，有40%~70%的抑鬱患者有遺傳傾向。
抑鬱障礙的親屬，特別子女罹患抑鬱障礙的機率高出一般人群
2~4
倍，並且抑鬱障礙家系遺傳具有發病年齡逐大減小和疾病嚴重程度逐代增加的特徵。抑鬱障礙的先證者中抑鬱障礙的子女發生率較正常人子女抑鬱障礙的發生率高出
2~3
倍。
抑鬱症的發生除了與生理相關，還與心理上的錯誤調節、
生活中的壓力事件
密切相關。
對於日益年輕化的抑鬱症患者群體來說，
父母不當的教養方式是造成
年輕一代
心理問題的最大誘因
。
一方面，
現代社會高競爭高壓力下，
家長
往往也
對孩子的人生髮展寄予了高期望。家長的高期望必然反映在對孩子從小開始的學習成績的期望上，於是
“雞娃”行為成為當下社會家長們工作之餘的主要任務。“高期望”、“高焦慮”、“高社會比較”成為家長群體的主要社會心理現象。
這種
期望和社會比較的心理和行為
無疑對孩子的少年時期造成
了巨大的心理壓力。
尤其是學業不良學生，由於長期學習成績不佳，常常處在更多、更強烈的自責、焦慮、抑鬱等負面情緒狀態之中。在一定的刺激情境下，極易出現過激行為。
另一方面，
當
現代化生活方式的改變，給青少年帶來了
相對優渥
的生活條件
。
與此同時，青少年也受社會普遍心理影響，自我意識強烈，自我體驗敏感而深刻。也就是說，隨著青少年對自我愈發關注，成功、快樂在他們心中放大的同時，失敗、挫折和傷害也被不斷放大
。
然而，在這樣的背景下，成長階段抗挫折教育卻往往存在缺失，大部分的學生沒有經歷過失敗、挫折、壓力、否定等的磨練，在遇到困難時會出現卡位現象。
因此，
一旦
生活
遭遇負性事件，
他們
就
易長期陷於負面情緒體驗中而不能自拔。
生理和心理的互相影響和作用，合圍了年輕一代人們的生活。就是在這樣的環境下，抑鬱症在年輕一代的群體裡愈演愈烈。
困境裡的抑鬱症
抑鬱症，是疾病，卻無法得醫治。
抑鬱症患者自身的病恥感，以及社會上整體對抑鬱症以及相關精神疾病的輕視與汙名化，
往往
使很多患者抗拒尋求專業幫助，耽誤了治療時間。
病恥感是全社會的合謀
，
時至今日，仍有許多人對
“
抑鬱症
”
這個詞懷有
不屑、輕蔑，甚至敵意的態度。
2015
年，華中師範大學心理學博士李鳳蘭以來自全國不同地區共
2222
名成年人為樣本進行大規模問卷調查，分析中國公眾對心理疾病的整體評價和態度。
結果發現，中國公眾對心理疾病的評價是患者表現怪異、行為難預測、整體糟糕、原因複雜、個體影響嚴重、處理困難、社會危害嚴重
。
正因如此，
許多抑鬱者患者
不敢被親人發現，不敢被朋友發現，更不敢被社會發現。抑鬱研究所創始人任可在確診抑鬱症後，父親的第一反應
就
是憤怒的：
“有你這樣的女兒是我這輩子最大的恥辱。”
也正因如此，
一則青少年自殺新聞下
才
有不少網友評論
“還不是他自己脆弱、矯情”。在一部分“正常人”眼裡，抑鬱症就是矯情病。
但顯然
，這些話不會讓裝抑鬱的人受到任何影響，卻
會使
那些真正被抑鬱困擾的人滑向深淵的更深處
——
他們明明那麼需要求救，卻因對周遭輿論的恐懼而無法說出口
。
這樣的情況加上不可忽視的日益龐大的抑鬱者患者群體，於是在
2020
年
9
月
11
日，國家衛健委公佈了《探索抑鬱症防治特色服務工作方案》。其中明確，各個高中及高等院校將抑鬱症篩查納入學生健康體檢內容，建立學生心理健康檔案，並重點關注測評結果異常的學生。
衛健委發文
，
要求普查抑鬱症學生，
這
意味著
，
抑鬱症將
真正
被“拿到檯面上來”
。
根據《工作方案》，在
2022
年前，國家將在試點地區初步形成全民關注精神健康，支援和參與抑鬱症防治工作的社會氛圍。公眾對抑鬱症防治知識的知曉率達
80%
，學生對防治知識知曉率達
85%
。抑鬱症就診率在現有基礎上提升
50%
，治療率提高
30%
，年複發率降低
30%
。
然而，醫療資源不足的困境隨之而來。
實際上，高校在抑鬱大學生應對能力上的不足，也是我國整體精神衛生預防與治療能力不足的一個縮影
。雖然大多數高校都設有心理健康教育中心、心理諮詢室，
但其工作模式常常滯後於學生需求，與高校生活的結合度、融入度都較低。
截止至2014年，在中國就職的專業精神疾病醫生比總人口數
為
1：10萬。美國是中國的十餘倍，而同一比例在日本則有20：10萬之高
。
2016
年，一份由北京大學心理諮詢與治療中心和簡單心理
app
共同釋出的心理健康與心理專業服務報告顯示，
我國心理諮詢師從業資格相對歐美過低，且實際從業門檻比行業標準更低。
國家衛健委
2015
年的資料顯示，全國開設精神醫學本科專業的高校數僅
29
家，每年招生數
1600
人。截至
2017
年底，全國共有精神科執業（助理）醫師
3。34
萬人
。
這
與
幾百
萬嚴重精神障礙患者量級間巨大的懸殊
足以令
醫生疲於應對。
在心理健康服務行業整體人才匱乏、專業化不夠的大環境下，高校能夠為學生提供的資源自然也會受到限制
。
抑鬱症篩查
或將成為年輕一代心理健康的第一道防線，但這遠未到達終點。
除了要面對
心理問題
的
汙名化
——
這始於青少年和父母缺乏對該問題的正確認識，
更要解決的
是
心理諮詢
服務的可及性
，
解決當前
轉介資源的不充分、不均衡
的
突出
問題
。
隨著抑鬱症人群的日漸龐大，社會的黑狗也在生長著，這是社會向我們提出的新的挑戰。面對越來越多
被心理疾病壓垮的年輕
人
，
尋找
出口
勢在必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