萬曆雖然“懶政”，但是明朝老祖宗們打造的“政治機器”，註定了明朝皇帝不上朝也不可能存在被架空的事，當然啦，這種皇帝不上朝但又不會被架空的“好事”，付出的代價就是整個大明朝逐漸走向末路。

關於萬曆不上朝一事，還得從萬曆立太子這一事說起。

明朝末期，明朝發生了一件號稱“國本之爭”的君臣紛爭，這事，和萬曆帝選皇儲有關。萬曆的長子是朱常洛，是符合禮法和禮制的“太子”，但問題是，朱常洛是萬曆“衝動後的結果”，是萬曆和宮女王氏所生，萬曆自己本身就不喜歡這個兒子。

而萬曆真正喜歡的兒子是福王朱常洵，所以萬曆想要越過禮制，立第三子為儲君。這件事引起大臣們的不滿，君臣之間爆發矛盾爭論，這便是“國本之爭”。萬曆十四年，國本之爭開始後，萬曆帝備受“打擊”，覺得自己沒有當皇帝的自由，於是開始了“罷工”之旅。

不過“罷工”，並不真正意味著朝政就停止轉動了。

要知道，明朝的“朝議”，在朝會上討論國事，已經沒有以往朝代那麼重要了。從明太祖朱元璋開始，廢掉丞相之後，皇帝總理了朝廷大事，這就造成了皇帝是“絕對中樞”，而心腹大臣們也只有“建議權”，沒有決策權，無論開不開朝會，皇帝都可以釋出命令。

到了建文帝、明宣宗時期，兩朝先後確立了“內閣制度”、“宦官分權”的政治牽制體系，通俗地講。內閣裡就是一群真才實幹的文人官員，他們有著豐富的治國理念，長官是內閣首輔，他們的作用是對國事提出“建議”。而宦官則是“司禮監”，長官是掌印太監，他們雖然不直接參與國事，可是有“批紅權”，也就是代理皇上審閱內閣的“建議”。

這套政治機器，就形成了宦官和內閣的制衡。

這樣的設計其實非常保險，起碼在萬曆時期，宦官和內閣互相牽制，別說架空萬曆帝了，他們都還在皇權面前互相“爭寵”表現，鬥個你死我活都還來不及，根本不可能有動作架空萬曆皇帝。而萬曆皇帝就是靠著這套“政治機器”，一邊“懶政”，但一邊也在自行地處理國事。內閣對國事進行清理，司禮監進行批覆，他們就等同於“皇帝在上班”。

而當年萬曆之師張居正，之所以能夠成為“權臣”，就是因為內閣權力、司禮監權力都拿到了手上，除此之外，代表著幼年萬曆皇權的是李太后，連李太后都是支援張居正的，這樣的張居正自然權力不亞於實權皇帝。明朝最高的三權都在手上，張居正對幼年的萬曆造成了巨大的“心理陰影”，後來萬曆在張居正死後，對張家人抄家，還差點“戮屍”張居正，就是這個原因。

也是因為張居正架空萬曆太長時間，讓萬曆心裡對朝臣有著很強的牴觸感。所以“國本之爭”時，眾多官員對萬曆的反對讓萬曆再次回想起關於張居正時代的心理陰影，於是他乾脆罷工，不再上朝，表示著自己的不滿。可即便他這樣做，大臣們很顯然也沒有想過要退步，依舊決定要立朱常洛為太子，而不是立朱常洵，國本之爭持續了十五年，最終都還是以萬曆“失敗”告終。

不得不說的是，萬曆做為人父，偏頗三子朱常洵，當著孩子朱常洛的面如此偏心，很難說不讓朱常洛心寒。

雖然沒有人架空萬曆，但是萬曆在位期間，為了保證制衡朝廷，所以萬曆對於“黨爭”的萌芽還是睜一隻眼閉一隻眼，因為只有保證了黨爭的存在，才能保證權力的互相制衡。

剛剛罷工不久，懶政的萬曆就被人上書“教育”，當時的禮部主事盧洪春上書萬曆帝，大意是指責萬曆帝因噎廢食，而且還隨心所欲，沒病裝病：

陛下春秋鼎盛，諸症皆非所宜有。不宜有而有之，上傷聖母之心，下駭臣民之聽，而又因以廢祖宗大典，臣不知陛下何以自安也。

盧洪春的質問直接深入萬曆的“靈魂”，發問萬曆怎麼就能夠“安心”。萬里看到了這封上書十分氣憤，於是給了盧洪春六十大仗，並沒有再嚴厲處置盧洪春，可惜的是，萬曆被如此指責，也沒有迷途知返，依舊我行我素，保持不上朝的慵懶作風，每天都貪圖享樂，這樣的狀態長達二十餘年，其實有些時候，都不知道萬曆是“演戲”還是已經“陷入其中”。

再到後來，萬曆乾脆放棄了“司禮監”，或許萬曆又想出了“制衡”的辦法。不再給予司禮監牽制內閣的權利，直接皇帝本人對標內閣，這樣做，為的是防止還有類似於張居正這樣內閣、司禮監大權一把抓的人。可是這樣一來，朝政那真是的進入了“半癱瘓”狀態，因為萬曆帝本來是很懶的，動不動就罷工，現在還把“批紅”的太監們淘汰了，這就造成了一種現象：

朝廷運轉真的出現了問題。

在萬曆三十年的時候，這是萬曆罷工的第十六個年頭，因為“懶政”，當時的明朝重要官員有了缺員，但是一直沒有補充上去。例如兩京的尚書，就有三個尚書之位空缺，但是沒人補位。除了尚書以外，還有十個侍郎之位也是空著的，而巡撫大員都能少了三個，這就意味著有幾個地方沒有行政長官，地方的管理混亂程度可想而知。

不管怎麼說，雖然萬曆不上朝，權力沒有被架空是為“制度上”的奇蹟，但是，這種奇蹟的本質是明皇朝進入了惡性迴圈。

官員缺失，朝廷大事擱淺，事項停滯，這讓萬曆時代的國家陷入了一個巨大的泥潭。最為災難的便是萬曆年末，東北女真的強勢崛起，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萬曆作為明朝在位最長的皇帝，但也是帶給大明最大的滅亡隱患的皇帝。萬曆在張居正死後，縱容官員們把張居正的新法給廢除，讓明朝得以翻身的“萬曆中興”毀於一旦，最終萬曆的孫子崇禎皇帝積重難返。

直到萬曆四十三年後，被稱為明末三大懸案之一的刺殺太子朱常洛的“梃擊案”發生，萬曆為了保住鄭貴妃，緩和太子和寵妃的矛盾，只好出來主持大局。再到次年的萬曆四十四年，萬曆皇帝面對來勢洶洶的女真，已經不能夠再裝傻，只好嚴陣以待。

可是萬曆朝就已經形成了極重難返的局面，在萬曆四十七年的薩爾滸之戰中，明軍被後金聯軍打敗，這一戰可謂是讓大明朝正式全面意識到危機感，可是萬曆皇帝根本無法解決，一年後，明朝在位最長的皇帝萬曆駕崩，太子朱常洛即位，是為明光宗。

總結萬曆的“懶政”，其實他的懶政的動機非常地“幼稚”，就是在耍脾氣，不過在耍脾氣之餘，經歷過張居正的控制，他又明白“制衡”之道，可這種制衡卻是以國運為代價，來滿足他的個人私慾，最後讓神州沉落，先是國內的農民起義，再到新政權的替換，大明就是隕落在這三十年的“懶惰“中。

可悲可嘆，可憐又可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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