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備早年顛沛流離，先後依附過公孫瓚、袁紹、劉表，攻取過多座軍事重鎮，但都沒有站穩腳跟，直到公元214年取得成都之後，憑藉益州這塊穩固的根據地，劉備才擁有了問鼎天下的資本。

而最終劉備也長眠在了成都。可以說，成都是劉備的幸運福地。

所以，當劉璋接受勸降，帶著父子兩代苦心經營的“民殷國富、沃野千里”的大禮包和城中3萬精兵跪拜在劉備面前時，時任左將軍的劉備早已沒有了一年前在雒城痛失鳳雛龐統的哀傷，他興奮的向帳下將官下達了2條軍令：

益州險塞，劉備取蜀之戰前後打了兩年之久，辛苦異常。所以，入主成都後，劉備大開府庫，僅給諸葛亮、法正、張飛、關羽個人的賞賜就多達五千萬錢。錢分完了，劉備又打算分田宅。

《三國志》記載：劉備下令將成都城中屋舍及城外園地桑田分賜諸將，以犒賞全軍。但是，這條軍令遭到了翊軍將軍趙雲的否決。

趙雲認為，天下尚未安定，益州百姓又剛剛遭遇戰亂，怎麼能就此享樂呢？應當將田宅歸還給百姓，讓他們安居樂業，以爭取民心。趙雲的“民心論”最終被劉備所採納。

事實上，劉備在大肆封賞諸將後，新的難題很快出現：府庫空虛，軍資不足。

在北有曹操虎視眈眈，東有孫權染指荊州的不利境況下，劉備採納劉巴建議，做出了第2條決定：“鑄直百錢，平諸物價”，這也成為蜀漢軍事優先型經濟體制的開端。

漢代法定貨幣為五銖錢，但因東漢末年的戰亂加上董卓鑄小錢對經濟的破壞，全國甚至出現以糧食、布帛等以物易物的嚴重倒退。劉備下令鑄造直百錢不僅有建立政權的象徵意義，更重要的是可以依靠“一枚金屬錢幣抵幣值一百”這種虛高值，迅速將民間財富收攏。

果然，新錢發行僅數月，劉備的府庫迅速充實，此後，劉備的蜀漢政權又先後發行太平百錢、太平百金、定平一百等多種大錢。

然而，奇怪的一幕出現了。

公元263年蜀漢滅亡時，蜀漢府庫中有“米四十餘萬斛、金銀各二千斤、錦綺彩絹各二十萬匹”，卻沒有見到錢幣的任何記載。而1800年後的考古發掘中，卻先後在原東吳轄地發現大批次的蜀漢錢幣。

武昌任家灣東吳黃初六年（227年）出土159枚蜀漢錢幣，而湖北鄂州新庵2號東吳墓葬出土的蜀漢錢幣多達3522枚。就連東吳大司馬朱然墓中也發現了上千枚蜀漢錢，反倒是東吳自己鑄造的大泉錢僅有區區2枚出土。

與蜀漢錢幣在東吳大量出土形成鮮明對比的是，蜀地的考古發現中，至今沒有東吳錢幣的出土。這也就意味著，蜀漢錢幣是向東吳單向流動的。換言之，蜀漢向東吳輸出了貨幣，而東吳向蜀漢輸出的則是物資。

上文已述，蜀漢鑄造的直百錢、太平百錢、太平百金等，均為大額錢幣，可以用較低的價值換取較大的實物，劉備剛入主成都正是靠著這一手段實現了府庫充盈。

那麼東吳君臣為什麼會接受這種“盤剝”呢？

事實上，在漢朝五銖錢崩盤後，孫權曾下令鑄造大泉五百、大泉當千等貨幣，但因減重嚴重，幣值甚至還不如蜀錢穩定。史載：“東吳錢既太貴，但有空名，人間患之”，孫權不得不下令廢止。自此，蜀錢大量湧入，而蜀錢的發行權卻牢牢控制在蜀漢手中。

顯然，人口僅及東吳一半的蜀漢政權，在看不見硝煙的戰場打贏了一場經濟仗。蜀漢這種依靠“輸出通脹”模式來換取大量廉價戰略資源的方式，為後世的美國所常用，並被奉為了經典經濟手段。

從1944年確立的佈雷頓森林體系，再到國際貿易中的美元結算，美國超發的貨幣透過全球輸出，不僅成功緩解了債務，也將原本在國內爆發的通脹輸出到了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