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今的山東省被稱為“齊魯大地”，原因是在周朝，這裡有齊國和魯國兩個重要的諸侯國。兩個諸侯的文化特徵相差很大，齊國是工商業發達的泱泱大國，在文化上具有包容性；魯國是周文化的嚴格傳承者，是春秋戰國的儒家文化中心。最終兩國的命運也不同，魯國是各大諸侯尊敬的物件，卻一直是小國；齊國則一直活躍在春秋戰國的爭霸舞臺上。為什麼會出現這樣的差距？本文從兩國的治國方式去分析。

一，齊國因俗而治，魯國變俗革禮

山東這個地區，是古代東夷族活動的地區。在遠古時代，他們創造了北辛文化、大汶口文化、龍山文化等。商朝的建立者就屬於東夷的一支，因而商朝在山東擁有很強的勢力。周武王滅商後，在商朝的核心地帶分封管叔、蔡叔、霍叔，讓他們監視東方各族，統稱為“三監”，同時分封紂王之子武庚為殷國，以撫慰商朝遺民。歷史已經證明，武王時期對東方的控制是遠遠不夠的。武王去世後，東夷各族就聯合三監、武庚發動了叛亂，在這些叛亂中就有來自於山東半島的奄國、蒲姑。

周朝初期局勢

叛亂爆發後，周公和召公“分陝而治”，召公負責管理宗周大後方，周公負責征伐東方。經過了三年的艱苦戰爭，“三監之亂”被平定。當時東夷族和商朝殘餘勢力依然十分強大，他們隨時可以進行反撲。面對這樣的局面，周公進行了新的一輪佈局：一，在洛陽修建洛邑和成周，作為東都。在此駐紮殷八師，成為了周朝在東方的主要軍事力量。二，進行了新一輪分封，將王族子弟分封到東方的交通要道和軍事要塞，形成點線面結合的網路。這些分封中最重要的有分封召公於燕國、太公於齊國、伯禽於魯國。三，安撫商朝遺民，分封微子啟於商丘，建立宋國。至此，周朝在東方的統治開始穩定下來。

齊國和魯國同處於山東半島，深入了東夷族的核心地帶，在東方擔負著重要的任務。這時候，兩國面對的新地區是這樣的：在地理上，山東半島深入大海，有漁鹽之利，適合發展工商業；在社會上，四周的東夷族社會為落後，許多還停留在氏族時代；文化上，東夷族信仰鬼神，重視宗教祭祀。同時東夷族缺乏周人那種嚴格的倫理禮儀觀念。面對如此一個相對“野蠻”的“殖民地”，齊魯兩國採取了什麼樣的治理方式呢？

《世紀·魯周公世家》記載了姜太公和魯公伯禽治國的差異。姜太公治國，五個月就向周公彙報，周公問為什麼如此快。太公說：“吾簡其君臣禮，從其俗為也”。伯禽到達魯國後，三年才向周公彙報，周公問為何如此晚。伯禽說：“變其俗，革其禮，喪三年然後除之，故遲”。這也就是說，姜太公是因俗而治，伯禽是全面推行了周公制定的禮樂制度。周公事後預感魯國未來會成為齊國的附屬，他說：“夫政不簡不易，民不有近；平易近民，民必歸之”。

周公說的很有道理。齊魯兩國深入東夷地區，只有因俗而治才能和當地的民族更好的融合，才能夠平易近人，使得更多百姓歸附。《漢書》記載姜太公用人“舉賢而上功”，也就是能夠打破周禮傳統，任用賢人。魯國用人“尊尊而親親”，也就是是隻重用貴族。其結果是魯國的治國人才十分稀少，而齊國卻擁有管仲、晏子、田文經世之才。最終，魯國因為政治被束縛而走向衰落，也是可以預料的了。

二，齊國重視漁鹽之利，魯國重義而輕利

上文已經提到，山東半島有漁鹽之利，適合工商業發展。不過當時這些優勢還沒有完全展現出現，姜太公剛到營丘時，這裡“負海潟鹵，少五穀，而人民寡”，也就是土地鹽鹼化嚴重，農業也不發達，地廣人稀。針對這樣的現象，姜太公採取了因地制宜的措施，大力發展漁業、鹽業、紡織業、商業，在適合耕種的地區推廣周人先進的農耕技術。很快，齊國成為了“煮鹽墾田，富甲一方、兵甲數萬”的強國。

姜太公

齊國的經濟政策從姜太公制定後，就一直沿用，不論是春秋時期管仲、晏嬰，還是戰國時代田氏，都十分重視漁鹽之利。齊國一直是各諸侯中最富裕的國家，藏富於民也是齊國的一種經濟思想。

魯國的地理條件和齊國差不多，其工商業也較為發達。和齊國相比，魯國主要發展手工業，魯國生產的薄酒、魯縞、魯削在列國中比較有名氣，《韓非子·說林上》雲 “魯人身善織履，妻善織編”。另外，魯農業是比齊國較為發達的，管仲時期，齊國還缺乏糧食，就採取提高糧價的方式向魯國等進口。在商業領域，齊國遠遠領先於魯國，齊國幾乎壟斷了當時的鹽業，在國際市場上獲得了暴利。雖然齊國在部分領袖缺乏競爭力，但繁榮商業使得齊國能夠買到各國的特產。總體而言，齊國的經濟是比魯國發達的。

管仲

在西周時期，主要的產業都控制在貴族或者官方。到了春秋時期，傳統的經濟體制開始解體，各國開始區域性地進行改革。最先改革的是齊國管仲改革，在農業方面推行了“相地而催徵”，也就是開始按畝徵稅，土地私有制開始出現；在行政方面，打破了傳統的國野制，推行了縣、鄉、卒、邑的四級管理體制，加強了中央集權，增加了軍隊規模。齊國在春秋時期的改革算是比較領先的，順應了時代的潮流。

魯國作為一個傳統禮儀之邦，是不會主動對廢除貴族的經濟體制的。關於魯國的經濟變動，《春秋》記載了魯國在前594年推行了“初稅畝”，也就是按畝徵收，這比管仲改革晚了幾十年。況且，魯國的改革是十分有限的，只有區域性的變動。在春秋時期，各國私有制經濟普遍興起，追逐利益成為了社會經濟發展的動力。然而魯國在周禮“重義輕利”的限制下，一直沒有放開對私有經濟的控制，直到魯國衰亡後，這裡的百姓才能夠下海經商，追逐利益。司馬遷在《貨殖列傳》中說魯國“頗有桑麻之業，無林澤之饒。地小人眾，儉嗇，畏罪遠邪。及其衰，好賈趨利，甚於周人”。

因此，總體而言，齊國的經濟政策是相對開放的，與時俱進的，魯國的經濟政策就十分保守，難以取得重大的突破。齊魯兩國的地理位置相近，地理環境也差不多，但是齊國卻成為了富裕的大國，魯國的經濟則相對落後。司馬遷說“魯人俗儉嗇”，“地小人眾，儉嗇，畏罪遠邪”，魯國人之所以儉嗇，其根本原因就是經濟不發達，社會財富較少。可見經濟政策對兩國的影響是十分巨大的。

三，齊國文化相容幷蓄，魯國文化以禮為尊

雖然人們常常將齊魯地區化為一個文化區，但實際兩地的文化具有很大的區別。魯國周文化的傳承者，是周代的三大文化中心之一。這和魯國的立國思路是分不開的。伯禽受封之時就定下了魯國的建國使命是“以法則周公，用即命於周，是使之職事於魯，以昭周公之明徳。”也就是要將周公的禮樂制度十分徹底地推行。

到春秋時期，各國都禮崩樂壞了，但是魯國依然保持著西周的傳統，因此人們讚美到“周禮盡在魯也”。魯國的文化傳統是儒家文化產生的基礎，春秋時期的魯國不僅出現了孔子這位儒家的創立者，還出現臧僖伯、臧哀伯、臧文仲、柳下惠、左丘明等禮樂大師。戰國時期，魯國的附屬鄒國又出現了儒家的“亞聖”——孟子。

孔子講學

齊國在治國的基本政策是因俗而治，因此在文化上並沒有採取多大的干預措施。因俗而治，使得齊國本地的東夷鬼神文化能夠得到較好的儲存。直到戰國時代，齊國還十分盛行方術文化，這在魯國是難以出現的。因俗而治，也使得齊國容易吸收外來文化，形成相容幷蓄的文化特徵。

百家爭鳴

戰國初期，田氏代齊，將陳國的道家文化和軍事思想帶到了齊國，使得齊國成為了道家文化的傳播中心。同時，齊國又創辦了稷下學宮，吸引各國優秀人才到齊國著書立說，使齊國成為戰國的學術中心。道家文化、三晉法家思想和本地的方術文化融合了起來，產生了以道家思想為基礎，又包容百家的黃老學派。漢朝時期，黃老學進一步和方術文化融合，由此產生了道教。

我們比較齊魯兩國的人才，就會發現其間的重大差異。魯國的人才基本都是儒者，而齊國的人才就豐富多彩了，有軍事家、政治家、說客、方術士，甚至雞鳴狗盜之徒。文化政策的包容性是齊國人才資源充足的保障，人才的充足也是齊國能夠在戰國時代立足的重要的原因。早在春秋時代，吳國的公子季札就對齊國文化有了高度的概括“美哉！，泱泱乎，大風也哉。表東海者，其太公乎？國未可量也。”

結語

齊魯兩國，同處於山東半島，地理、民族和經濟基礎都相近。然而，泰山南北，卻形成了跫然不同的兩種發展模式。總體上來說，魯國的治國模式是理想化的，也是僵化的、保守的，而齊國的治國理念比較偏向功利主義，也就是什麼有用就用什麼。魯國的治國理念使得魯國成為了一個弱小的空中樓閣，在春秋戰國被人們尊敬；齊國的功利主義讓齊國成為了一個霸權型的大國，影響著整個春秋戰國的格局和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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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史北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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