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句話出自黃宗羲的《明夷待訪錄》裡的《原君》。
黃宗羲出生於萬曆三十八年（1610年），卒於康熙三十四年（1695年）。他的一生剛好處在明清換代期間。
明末清初是一個非常特殊的歷史時期，除了政治上的變化，經濟、思想等領域都在發生深刻的變化。
黃宗羲參與過東林黨和復社，對明朝朝堂有切身體會。他也參與過抗清鬥爭，對社會各層面也有了直接接觸。
抗清鬥爭失敗後，黃宗羲歸隱山林，開始著書立說，《明夷待訪錄》因此產生。這部著作是他對時代的反思，也是他個人政治和思想學說的總結。
一、對明末政治的反思
明朝皇權高度集中，自朱元璋廢除宰相後，君主獨攬全部朝政大權。但是皇帝的個人精力是有限的，他不可能一個人處理所有朝政，於是依附皇權的宦官集團禍亂朝政。
另一方面，皇帝賴以統治的官僚集團勢力膨脹，官僚集團處於各自的利益考慮，形成了不同的朋黨，導致了黨爭。
明末政治最突出的兩大問題就是閹黨橫行和黨爭不斷。
萬曆三十年，東林黨人顧憲成、高攀龍重建東林書院，議論朝政得失，引起當權者不滿。浙黨、齊黨、楚黨聯合起來攻擊東林黨。黨爭愈演愈烈。
明光宗期間，東林黨得勢，浙黨、齊黨、楚黨皆被貶斥。明熹宗時期，被貶斥的浙黨、齊黨、楚黨依附於魏忠賢，結成閹黨，對東林黨進行殘酷鎮壓。但閹黨得勢後，黨爭並未消停，又出現幾社、驚隱社、南社等等。黨爭無疑加速了明朝的滅亡。
黃宗羲的父親黃尊素是東林黨人，後來被閹黨所害。黃宗羲為了替父報仇，也成了一名黨人參與朝政。南明弘光政權建立後，黃宗羲積極參與，結果又因為黨爭遭遇排擠。
這段經歷對於黃宗羲後來的反思產生了巨大的影響。
二、對明末經濟的反思
明末商品經濟得到快速發展，尤其是江浙地區，城市經濟開始崛起。隨著私人財富的增加，統治階層剝削也日益加重。新興階層與統治階層的矛盾異常尖銳，比如圍繞礦稅的鬥爭。
傳統的農民階層與統治階層的矛盾也非常嚴重。各地藩王和官僚與民爭地，土地兼併愈演愈烈。大量農民失去土地，生活困苦。而明朝卻更加橫徵暴斂，苛捐雜稅多如牛毛，農民不堪其苦。
從萬曆年間，由於邊境問題，軍餉不斷增加，而且是成倍的增長。這些軍餉幾乎都壓到了農民頭上。
沉重的壓迫導致農民起義不斷，而為了鎮壓農民起義，明朝朝廷又進一步加大了對農民的徵稅，導致更多的農民起義，形成惡性迴圈，直至最終崩塌。
黃宗羲對此有過深入反思，提出了著名的黃宗羲定律，大概意思就是獨裁政權總會忍不住的對民眾加稅。
三、對明末思想領域的反思
明末，陽明心學廣泛流傳，成為民間主流。陽明心學肯定了人對利益和慾望的追求，對程朱理學的剋制形成了挑戰。
但在民間普及之後，陽明心學融入了大量佛家思想，心學逐步禪學化。
陽明心學發展到後期，變成了只談心性而忽視現實，淪為了一種空談。
明亡後，很多人批判陽明心學，認為空談誤國，才導致了明朝的滅亡。
黃宗羲對這種批判並不認同，他認為這只是表面現象，本質原因是“聖學不明”。黃宗羲的聖學是他所主張的經世致用之學，包含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學問。
四、自私自利說
鑑於對明末政治、經濟和思想領域的反思，黃宗羲提出了自己的一套思想，這套思想的核心內容如下。
社會最初，人都是自私自利的。這個自私自利的意思並非是指人性的惡，而是說最初的人可以自給自足，權利都能得到保障。君主的作用是服務公眾，保障人們自利自足。但是自從秦始皇開始，君主的存在侵害了公眾的利益，使得人們不能自給自足了。君主為了自己的利益，損害了萬民的利益，還把萬民的利益據為己有，甚至驅使萬民為自己謀利。
因此，黃宗羲提出“君主為天下之大害”。
黃宗羲所說的君主是指專制君主，具體針對的就是自從秦始皇開始，不斷加強的專制皇權。他認為明朝滅亡最根本的就是不受限制的皇權。因為皇權不受限制，才有了皇權下的黨爭，才有了不受控制的加稅導致農民起義，才使得具有真才實學的人得不到用武之地。
黃宗羲認為君主的職責是為天下萬民興公利除公害，使天下萬民能夠“各得其私，各得其利”，一旦君主不稱職，天下萬民就應該聯合起來，推翻君主。
不過黃宗羲對君主制本身是不反對的，他提倡的是一種開明君主制，要求君主必須稱職，要天下為公。所以他對上三代的禪讓制比較推崇，堯不稱職就讓舜來當君主，雖不稱職就該讓禹來當君主。
不過在黃宗羲所處的時代，禪讓制是不可能恢復的。因此，黃宗羲設計了一套制度，來限制皇權。
比如他提出要恢復宰相制度，為了防止出現宰相專權的局面，要加設幾個副宰相，皇帝決策時需要宰相和幾名副宰相共同議政，不能由一人獨斷。
為了防止權力的獨斷，黃宗羲還提出了新型學校制度，由大儒擔任學校的校長，這種學校擁有人事任免權和對皇帝和官吏的教育權。皇帝必須得到學校的認可，宰相和各級官員也要得到學校的認可。學校計程車人除了學習文化方面，還需要學習軍事知識，解決明朝時期的武將問題。
為了防止中央集權，黃宗羲還提出類似地方自治的方鎮。
總之，黃宗羲不僅是提出了限制皇權的理論，還設計了一整套治理方略。這套思想在當時無疑具有很大的進步性，但他的思想在當時沒有社會基礎，很快就沉寂了。直到200多年後，被梁啟超重新發現，重新進行了詮釋，成為全新的革命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