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太祖朱元璋是中國歷史上著名的草根皇帝，他出身貧寒，從小飽受元朝統治壓迫，對貪官汙吏恨之入骨。

明朝建立後，剛經過長期戰亂，國力衰弱，百姓財力俱困，但仍有不少官員假公濟私，魚肉百姓。朱元璋總結了元朝滅亡的原因，“吏治不修，腐敗橫行”，並將吏治腐敗視為嚴重弊病。為了讓百姓休養生息，為了大明王朝長治久安，朱元璋開始了轟轟烈烈的“反貪腐”運動，“凡遇官吏貪汙蠢害百姓的，絕不寬恕”、“此弊不革，欲成善政，終不可得”，這一時期也成為中國封建歷史上有名的“法制”時期。

朱元璋畫像

朱元璋主張“重典”，“立國之初，當先正綱紀”，透過嚴刑峻法，使人心有所懼，不敢輕易犯法，在這些意識的驅動下，“重典治吏”便順理成章的成為了明初治國、治吏的指導思想。

把貪官汙吏趕盡殺絕，朱元璋反貪腐的特點“重典治吏”、“嚴酷刑罰”、“除惡務盡”

由於朱元璋除貪務盡的決定，致整個反貪程度之嚴酷超過了以往任何朝代。

“重典治吏”下嚴酷的懲罰手段

古代反貪哪家強？大明王朝朱元璋！

朱元璋的反貪特點就是“重典治吏”、“嚴酷刑罰”、“除惡務盡”，要把貪官汙吏剷除乾淨。

洪武元年，朱元璋釋出了由李長善等人編制的《大明令》，在一百四十六條律令中，有二十條是吏令，並且居於令文首位。

洪武六年，朱元璋頒行了《大明律》，這部大名主要刑法承襲《唐律》，但比《唐律》要嚴厲數倍，並且有大量篇幅吏律，還專設《貪贓》篇。

洪武十八年，朱元璋又陸續頒行了《明大誥》，比起《大明律》，《明大誥》的嚴酷程度又上升一級，治吏條文多達150多條，還恢復了株連、剝皮揎草、凌遲、磨面紋身、挑筋去指等酷刑，並且還擴大了適用範圍。

那麼貪多少算貪呢？據《大明律·職制律》規定：

受財而枉法者，一貫以下杖七十，每五貫加一等，至八十貫則處以絞刑；受財而不枉法者，一貫以下杖六十，每五貫加一等，至一百二十貫，杖一百，流三千里

《明大誥》要比《大明律》的範圍更廣，如依《大明律》處以鞭刑但在《明大誥》中卻可能被處以極刑，朱元璋就是這麼不按套路出牌，貪官即便貪的不多也難逃一死。

比如建昌縣知縣，貪汙四百貫，被凌遲處死。德安縣縣丞，收受羅、絹、布共十匹，鈔八十貫，被凌遲處死。萊陽縣丞收贓一百貫，凌遲處死。

此外還有更為殘酷的“剝皮揎草”，將貪官的皮拔下來填入稻草，立在衙門或土地廟前，警告繼任官員，切勿貪贓枉法。這些酷刑雖然慘無人道，令人髮指，但在整頓吏治方面確實起到了很大作用。

朱元璋不僅立法嚴格，執法更嚴格！不論宗親，不管權貴，一經貪汙，必定嚴懲。

侄子朱文正被人舉報違法亂紀，立即被罷了官；駙馬歐陽倫因“數遣人販茶出境”，被處死。洪武十五年“空印案”，誅殺數百名官員。洪武十八年，“郭桓案”涉案金額巨大，朱元璋大發雷霆，牽連全國十二個布政司，查出的貪官汙吏皆被處死，其中包括尚書、侍郎等朝廷重臣，誅殺官員數以萬人，殺的是片甲不留，一度在一段時間內一些官府衙門無人辦公，或者已經被判了刑，下了大獄的官員戴罪執行公務。

在這一時期的明朝你會看到這樣一幅奇怪的景象：官老爺坐在高堂之上審著犯人，而官老爺自己也戴著鐐銬，自己也是個犯人。

疑北平二司官吏李彧、趙全德等與桓為奸利，自六部左右侍郎下皆死，贓七百萬，詞連直省諸官吏，系死者數萬人。《明史》

朱元璋還在午門外設有“鳴冤鼓”，百姓若有冤情在地方討不到公道，可以上京擊鼓告御狀，賦予百姓監督權，百姓可以直接舉報官員們的違法行為。設定錦衣衛，監視百官一舉一動。

可以說在在洪武年間做官真是一件極其危險的事兒，無論大官小官，個個膽戰心驚，今早出門，今晚就不一定回不回得來了。朱元璋嚴刑峻法的手段確實極大地打擊了貪官 ，讓官員望貪生畏，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震懾作用，但高壓嚴法下並沒有杜絕官吏貪汙，貪官汙吏就像長江後浪推前浪，一浪接著一浪。就連朱元璋自己也無奈的感嘆：“欲除貪贓官吏，奈何朝殺而暮犯”

如此嚴厲的打擊下，官員們都不要命了麼？為什麼會出現“朝殺暮犯”的現象呢？

為何會出現“朝殺暮犯”現象？

（1）官員俸祿太低

十年寒窗苦讀，一朝中第是為了什麼？還不是為了實現個人抱負，帶著全家老少過上好日子。但奈何明朝官員的福利待遇實在是太差了。

朱元璋讓明代成為了中國歷史上官員俸祿最低的時代，正七品縣令月俸只有七石五斗，而且這些俸祿在發放時還會被打折扣，用鈔票、物品代替成米發放，並且折價遠低於市場價。

由於制度原因，明朝的官員不僅要養自己和家人，還要自己給手下發工資。比如一個縣令需要師爺、賬房、跟隨、門房等，但這些人的所有開銷並不屬於朝廷，而是歸縣令。

一個縣令，每月俸祿七石五斗，發放俸祿的那天還要打點折，既要養活自己，又要養活家人，還要養活手下，還有不可避免的迎來送往，交際應酬，這怎麼可能夠？

海瑞太了不起了

“千里做官，只圖吃著”若不是有利可圖誰願意離幾千裡，拖家帶口去異地做官？無論是官員還是平民，飢寒交迫下，各種信念都會置之腦後，雖然朱元璋懲治貪腐手段嚴酷，輕則挨板子，重則流放，掉腦袋，甚至遭酷刑，但奈何窮啊！一入官場深似海，為了生存，大部分官吏甘願鋌而走險。

（2）官員財產不透明

官員並不都是出身寒門，明朝的很多官員都出身於世家大族，這些大家族家境殷實，本身就很有錢，所以即便官員俸祿極低，但仍舊生活滋潤，這就導致一個問題，如何去界定官員們花的錢是自己的俸祿，還是家族的補貼，亦或是收受的賄賂？

官員的財產不透明，就無法得知他們的開銷是否已經超出了實際收入，進而去了解是否貪汙受賄，沒有官員財產申報制度，反貪腐只能是事倍功半。

（3）制度可操作性不強。

朱元璋提出讓每一個百姓都監督官員，一旦發現官員貪腐，即可押送貪官到監察部門，理想很豐滿，現實很骨感，自古人們心中就有“民不與官鬥”的思想根深蒂固。雖然午門外設有“鳴冤鼓”，但在山高皇帝遠的地方，百姓很難主動去監督官員，即便真有冤情，能不能走出村口都不好說，何況上京告御狀。加上貪腐如此重罪，做官的也不是傻子，怎麼可能放到明面上讓百姓抓到把柄？所以，傳送群眾監督官員，這一措施看似美好但卻很難在現實中執行。

總結

貪腐是歷代政府都難以避免的難題，朱元璋雖然嚴刑峻法，手段嚴酷，以至於大小官吏戰戰兢兢，但“重典治吏”的效果還是非常顯著的。朱元璋始終將反腐倡廉作為重要的治國方針，並嚴格貫徹實施，手段雖然嚴酷，卻極大地震懾住了官吏，使其“想貪卻不敢貪”，他所建立的廉政制度達到了我國古代社會的極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