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歷史上有這麼一位皇帝，他號稱“得國最正”。

何謂“得國最正”？

古往今來，歷代開國者，無非兩種。

一是禪讓，二是革命。

禪讓，原本是指原始社會時期的權力更替，堯禪讓於舜，舜禪讓於禹。

三代之後，禪讓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由之前的主動變成了被動。

權臣強迫天子將皇位禪讓於他，這種“禪讓”的開創者是王莽，之後歷朝歷代屢見不鮮。

還有一種是革命。

其中最為突出的就是漢高祖劉邦和明太祖朱元璋。

劉邦和朱元璋雖然都是透過革命獲取政權，但還是有細微不同。

劉邦曾經在秦朝就職，泗水亭長雖然不是什麼大官。

可朱元璋不是，他就是一個普普通通的老百姓，一個放牛娃，一個小和尚。

而且朱元璋打敗的是非漢族的皇帝政權，屬於外夷，這在以中華為正統的古代，更有說服力。

所以，朱元璋才有“得國最正”的說法。

不過在歷史上，有一種聲音，對朱元璋極為不友好，很多人認為他是千古暴君。

這又是為什麼呢？

因為他殺害功臣。

民間有“飛鳥盡，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的諺語。

古代皇帝中把這一思想運用到極致的就是朱元璋。

朱元璋開國之後，對那些曾經一起打天下的小夥伴，幾乎屠殺殆盡。

除去常遇春、徐達早亡，僅剩湯和數人隻身倖免。

朱元璋為了剷除功臣，發動了赫赫有名的“胡惟庸案”和“藍玉案”。

其中涉及人口之多，達數萬人之眾。

這些開國功臣雖然犯了這樣那樣的錯誤，比如縱容下屬、家奴橫行鄉里，但要說“謀反”，那就是“欲加之罪”了。

藍玉在被捕之後，其餘罪名都供認不諱，僅這謀反的罪名，他死活不認。

朱元璋曾經的老夥計，被他比作蕭何的開國第一功臣李善長，也被牽扯到“胡惟庸案”被誅九族。

李善長被殺後一年，有一名官員上奏為李善長鳴冤。

他是這樣說的：說李善長謀反，那他到底是圖啥呢？他現在已經是位極人臣、一人之下萬人之上，就算他幫助胡惟庸獲得天下，他還能比今天的地位更高嗎？更何況，他是跟著陛下白手起家的，他難道會不知道造反成功的難度？當年群雄並起，可現在呢？所以說，李善長謀反，我實在是不相信。

朱元璋看到這份奏章後，並沒有降罪這名官員。

由此可見，朱元璋只不過是假借謀反罪名來清理功臣。

除了屠殺功臣，朱元璋之所以被稱作暴君，還因為他的“嚴酷治吏”。

朱元璋時期的官員應該是歷朝歷代最難的官員。

自西漢開始，各個封建王朝都是上行用儒，下行效法，而朱元璋恰恰相反。

他對於官員的嚴苛可謂是前無古人後無來者。

洪武時期，凡貪汙60兩以上的官員，一律砍頭。

他為了約束官員，在已有《大明律》的基礎上，自己又編寫了《大誥》，成為了法外之法。

《明大誥》中的刑罰明顯要比《明律》重得多。

比如《大明律》中規定衙門隱瞞文卷不報的處罰是杖八十，而《明大誥》中則變成了凌遲處死。

自隋律起，正式形成了笞、杖、徒、流、死這五刑體系，但在朱元璋親自編寫的《大誥》中，刑罰之殘酷，駭人聽聞。

可以舉幾個例子。

剝皮揎草，將剝下的人皮製成鼓或者填入稻草製成人皮稻草人立於衙門門口或者當地土地廟的門口，用以警告繼任官員，切勿貪贓枉法。

凌遲處死，民間俗稱千刀萬剮，雖然此項刑罰並非朱元璋首創，但在朱元璋一朝使用最多。

明初有四大案，剷除功臣的政治案件是胡惟庸案和藍玉案，還有兩大案是經濟案件——空印案和郭桓案。

空印案牽扯人員之多，萬人以上。

朱元璋下令，全國各州府，凡主印者，殺；副職充軍。

兩案加起來，死亡人數超過了七八萬。

這其中，有一些人確實是犯了罪，但更多的人只是被無辜牽連。

大家可以想想，當時在朝為官的那些人是怎樣的心態。

有人問，那能不能不當官啊？

眾所周知，張良在漢朝開國前夕就解甲歸田、迴歸故里，全身而退。

與張良齊名的劉伯溫也有這樣的打算。

可惜的是，即使是迴歸故里，朱元璋還是對他不放心，對他百般“折磨”。

劉基之死究竟是胡惟庸的擅作主張還是他在朱元璋的授意之下行使權力，那就不得而知了。

不管怎樣，朱元璋時期和劉邦時期的政治環境不可同日而語。

洪武時期，採用科舉和薦舉兩種選官方式，科舉大家不陌生。

什麼是薦舉？薦舉就是推薦、推舉。比如說，聽說哪兒有賢士，只要有人薦舉，找到了你，你就得出來做官。

那個時候有人為了不做官，自己剁掉手指，但依舊沒有逃脫。

要麼出來做官，要麼就去死。

再加上朱元璋一手建立的錦衣衛，當時的朝堂之上，風聲鶴唳草木皆兵。

為什麼朱元璋要這麼嚴厲地對待官員呢？

我覺得這和他的出身有關。

因為他出身貧寒，經常被貪官惡吏欺侮，所以在他心裡，從小就有種下一個種子。

——“當官的沒好人！”

你不犯事還好，只要犯事，絕對沒有好果子吃。

其實，有很多基層人民心中也是這樣想的，只要殺罰夠重，貪官汙吏就會變少。

事實上還真不一定。

朱元璋時期的刑罰如此之重，可官員們的貪腐依舊層出不窮。

這就形成了一個惡性迴圈，官員貪腐，朱元璋大開殺戒；

官員繼續貪，朱元璋繼續殺。

洪武時期的貪官之所以頂風作案，除了貪念作祟之外，薪水低也是一個很重要的原因。

根據史書上的記載，明朝縣令每年俸祿約九十石糧米，而且經常還會用實物來折算，所以實際大約只相當於現在的一兩千塊錢一個月。

難道這些官員就不會勸諫朱元璋，讓領導給他們加薪？

還是因為朱元璋的出身，朱元璋認為官員的俸祿雖然不多，可與百姓相比，已經很多了，百姓可以生活，為什麼你們不可以？

貪腐問題自古有之，從上往下的反貪雖然有一些成效，但總體來講，治標不治本。

個人覺得，反貪應該由下到上，讓群眾行使監督權。

如果放到今天來講，百姓媒體監督，官員資產公開。

這樣一來，對貪腐將是致命的打擊。

如果光靠上面重罰，效果暫且不提，搞不好還得落一個暴君的罵名。

朱元璋雖然對臣下嚴酷，但就百姓而言，他真的是一位好皇帝。

朱元璋因為出身農家，所以對農民、民間特別瞭解。

經過元末的戰爭，很多地方都成了荒地，開墾荒地需要一個過程。

為了使農民不被稅賦所累，朱元璋規定，開墾荒地的地方三年之後再收稅。

有些地方官員為了政績，第二年就強行收稅，並且上奏朱元璋，說我們這兒生產好，所以農民們爭著搶著要交稅，攔都攔不住。

朱元璋看後大怒，農民搶著交稅？你騙鬼呢？

朱元璋主張老百姓告御狀，以及越級上奏。

為政者最為擔憂的就是“壅蔽”。朱元璋曾經對廷臣說：“自古人君所患者，惟憂澤不下流，情不上達。”

所以，洪武時期的皇宮幾乎成了斷案的縣衙。

朱元璋設立了通政司，全稱為“通政使司”，掌受內外章疏敷奏封駁之事，凡四方陳情建言、申訴冤滯、或告不法等事，於底簿內謄寫訴告緣由，呈狀以聞。

其中就有“申訴冤滯、或告不法”的作用。

不僅如此，他還在皇宮門口設立“登聞鼓”，並設有專人管理，一有冤民申訴，皇帝親自受理，官員如有從中阻攔，一律重判。

朱元璋規定不許官員下鄉，一旦有官員下鄉，老百姓可以把他抓起來。

有人說，這是為什麼？

官員瞭解民情民風難道不是好事嗎？

朱元璋有他的想法。

在他小時候，經常有官員借下鄉之名，行土匪之事。

每次官員過後，雞犬不留。

所以，他才立此規，保護老百姓的權益。

曾經在浙江有一名縣級官員下鄉，就被老百姓給抓了起來。

後來還是知縣出面求情，事態才得以平息。

朱元璋積極推動人口遷徙，江西填湖廣、山西洪洞大槐樹，解決了有民無田、有田無民的狀況。

那個時期的人口遷徙，除強制之外，還有利誘。

比如，你從A地遷到B地，除了答應給你的畝數外，你如果願意還可以再開墾荒地，而這些額外開墾的荒地是不需要交稅的。

正是種種惠民政策，使得明朝在建國之後沒有多久，不管是糧食總產量，還是人口數量，遠遠超過了前朝元世祖時期。

朱元璋對百姓這麼好，那他是不是就有民本、民主思想呢？

那倒不是。

中國歷史有名的愛民皇帝唐太宗，他對於《荀子》裡的一句話就很贊同，並且把它奉為座右銘。

“君，舟也；人，水也。水能載舟，亦能覆舟。”

朱元璋有沒有這樣的想法呢？

沒有。

從他對《孟子》的態度可以窺其一二。

許多人認為朱元璋是一個文盲，他確實沒有接受過系統的文化教育。

但朱元璋是一個很勤奮的人，投軍以後，軍中也有一些文官主簿，他經常不恥下問。

所以，當皇帝之後的朱元璋是可以識文斷字的。

朱元璋在讀《孟子》時，他很不高興，因為《孟子》裡有一些話不合他的心意。

《孟子》裡有這麼一句話：君視臣如草芥，臣視君如寇仇。

朱元璋對待臣下就如同草芥，如果按照孟子的觀點，這不是鼓動臣下鬧事嗎？

《孟子》裡還有很多這樣的對話。

比如，“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

……

看到最後，朱元璋不高興了，他下令將孟子移出孔廟，並且打算將《孟子》銷燬。

好在那個時候的讀書人有骨氣，以命據理力爭。

有官員甚至說，我能為孟夫子而死，是莫大的光榮。

無奈之下，朱元璋被迫妥協，將《孟子》中不合他意的章節刪減，作《孟子節文》。

不過，這《孟子節文》並沒有傳下來，朱元璋死後，《孟子節文》被廢，大家看到的還是完整版的《孟子》。

說一千道一萬，他還是一個封建王朝的皇帝，他對於老百姓的仁愛也好、慈善也罷只是因為童年悲慘的經歷。

我是這麼評價朱元璋的：

洪武有秦皇之酷，漢文之仁。

按理說，秦始皇和漢文帝實在是沒有啥聯絡，一個是法家推崇的千古一帝，一個是後世儒生敬仰的三代以下第一明君。

可朱元璋兩者皆有。

只不過他酷的是官吏，仁對應的是百姓。

胡軍主演的《朱元璋》裡有這麼一句臺詞：

“這朝堂之上的血腥殺戮換來的是鄉野民間的太平盛世！”

泱泱中華，暴君很多，明君也不在少數，像朱元璋這樣既明又暴的君王，只此一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