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歷史上的宋朝， 給後世留下了慘痛的教訓。首先是北宋滅亡時的”靖康之恥“，宋徽宗、宋欽宗兩位皇帝 ，妃嬪， 百官 ，各色藝人三千多人，以及數萬百姓，被擄掠北去，受盡侮辱。

所有的金銀財物，全部擄走，繁華的汴梁城被破壞得十室九空，幾成廢墟。

然後是南宋，厓山之夜過去，數千年生於茲長於茲的華夏族由文明領跑者淪為元朝的三等公民，斷了紀統。

北宋的蘇洵在《六國論》中指出了，戰國時六國滅亡的根本原因在於“賄秦”，暗指宋朝的“賄敵”政策將導致亡國，卻沒有引起北宋從皇帝的大臣們的注意，直至北宋滅亡。

公元1004年12月，宋真宗與遼國訂立了〞澶源之盟“，每年向遼輸銀三十萬兩，絹三十萬匹。既然是訂了和約，就可不修邊防，河北州軍城池甚至已經傾塌。戌卒多是“老弱病患，短小怯懦”，“鐵刃不鋼（刀鈍），筋膠不固（弓壞）”，甚至羽箭射不過三十步就箭桿飛掉或箭頭卷折不入甲。

1042年，遼興宗又揚言發兵南下，派劉六符等使宋以索取關南為名，詐取歲幣。仁宗不敢抵抗，派富弼使遼議和，許每年增絹十萬匹，銀十萬兩，遼得絹幣，刻石記功。

公元1044年十月，宋冊封元昊為夏國主，宋每年”賜〞夏絹十三萬區，銀五萬兩、茶二萬斤。另在各節日和元昊生日共“賜”銀兩萬兩，銀器二千兩，絹，幣，衣著等兩萬三千匹，茶一萬斤。

有一種說法，宋朝財政收入很高，不在乎這一點銀絹。用這些銀絹換來和平是合算的。

這種說法的片面性就在於它只說了宋朝財政收入很高，而不說宋朝的財政支出高不高。

舉一個例子，據《宋史一食貨志》記載。1065年（英宗治平二年），朝廷的收入，達一億一千六百十三萬，但這年朝廷的支出有一億二千三十四萬，非常支出又有一千一百五十二萬多，仍然虧短一千五百多萬。

財政虧空，向農民加稅，農民不堪重負，紛紛起義。朝廷一方面鎮壓起義，一方面用“變法”解決財政困難。

1122年，宋軍要求金軍攻打燕京，金太祖提出燕京交宋，宋朝將原來獻給遼朝的“歲幣”四十萬全部獻給金朝外，再增加一百萬貫，稱為”燕京代租錢”。

1125年，金朝俘虜了遼天祚帝后，即舉兵南下，當逼近東京之時，徽宗拉著蔡攸的手說“沒想到金人會這樣！”說著氣塞昏迷，跌倒在床前。群臣趕快灌藥急救。徽宗甦醒後，索要紙筆，寫道“皇太子可即皇帝位，予以教主道君退處龍德宮。徽退位，號教主道君皇帝，稱“太上皇”。欽宗即位。

1126年（靖康元年）閏十一月三十日，欽宗出城到金營投降，由何慄等起草降表寫道“既煩汗馬之勞，敢緩牽羊之請“。“上皇（徽宗）負罪以播遷，微臣（欽宗）捐軀而聽命“。

接著金軍入城，把九十二個內藏庫中一百七十來年積攢的金銀錦綺寶貨全部查封，又索取金一百萬錠，銀五百萬錠，帛一千萬匹犒軍。……這些皇帝們，始終把“賄敵”作為他們的基本國策，至死不悔！同時他們至死不悟一個道理——忘戰必危！到了南宗，高宗皇帝更是把這“賄敵”的國策發揮到了淋漓盡致。

北宋那幾位皇帝，主要靠金帛來賄敵，高宗又加上了比金帛更有價值的東西：一，你們屢次建立傀儡政權，張邦昌的楚，劉豫的齊，但是他們都不成器，那麼我就取代他們，做一個合格的傀儡，主動稱臣納貢，建一個模範”藩國“。

二、你們不是還有土地要求嗎？拿去吧，到哪？淮河？大散關？好！定了。

3。你們最忌憚岳飛，怕他哪一天直搗黃龍府，要求我們殺他，好！一定辦到。

四，為表忠心，把投降了上國，當過上國 參謀，又返回下國的秦檜。任為幸相。在我們兩國條約存續期間決不撤換，寫進條款。將其他宰相罷黜，由秦檜獨攬朝政，有秦檜在，我們的一舉一動都在上國的監督之下，遇有重大事項，不違背上國的意旨。（秦檜1132年罷相，並告喻朝廷，永不敘用，於1137年又重新任用）

五，以非凡的毅力，霹靂的手段，打擊一切主戰言論。努力渙散宋民的抗戰決心。

1138年，宋金準備議和之時，張浚五次上書，反對“議和”，韓世忠奏請拒絕“議和”，岳飛奏稱“金人不可信，和好不可恃”，直指秦松“相國謀事不臧，恐貽後世譏”。樞密副使王庶建議高宗“深戒前轍”，”與中外知兵大臣謀長久保邦至計。

館職員官員胡珵等人聯名上書，揭穿

金朝的〞和議““是”馳我邊備“，”竭我國力”，“解體我將帥”，“懈緩我不共戴天之仇”的陰謀。樞密院編修官胡銓上疏請斬秦檜、孫遷，王倫。疏中說：“願斬三人頭，竿之藁街。……不然，臣有赴東海而死，寧能處小朝廷以存活耶？“……

能將這樣的群議洶洶壓制下去，將他們貶斥，打擊，不許他們出聲。夠意思了吧！

宋高宗的所作所為，固然有其

自私的主因，他認為當“藩國”的皇帝是最穩妥的。北伐、收復失地，振興大宋，固然是好，但是有風險，如果岳飛等將領來個“黃袍加身”怎麼辦？

宋朝從建國以來，防備武將已經從一種“家風“發展成一種政治特徵，或說是一種政治氛圍，就在高宗剛站穩腳跟，還來不及鬆口氣的時候。當朝的那些士大夫們，”皇上不急士大夫急”；1130年5月，御史中丞趙鼎奏說：今諸將各總重兵，不隸三衙，，則民政已壞。””是祖宗之法，廢於陛下之手”。高宗於是下詔限制將帥轉移財用和任免官員的權力。

北宋以來，政治和軍事分立兩府。仁宗以後，宰相不兼樞密。高宗用宰相兼領軍事說是為了“收兵柄，一賞罰，節財用。”中書舍人季陵又上奏說：”張浚在川陝，區處軍事、安置從臣，偏於太專”。1131年2月，輸林學士汪藻上“馭將三說”，大意說：將領只能聽命，不能參預謀劃、議論政事；”自古以兵權屬人久，未有不為患者”，“不早圖之，後悔無及”。他建議”漸銷諸將之權。”

這幫人當外敵入侵之時，立即投降，不在大朝廷做官就去“小朝廷”作官。治理國家，毫無辦法。一旦發現軍隊戰鬥力增強，將帥有能力打敗敵人的時候。他們惶惶不可終日，盡其所能打擊和壓制將帥，削弱軍隊的戰鬥力。它們對南宋朝廷、對高宗的影響力也不容小覷。這也是使金人滿意的一種政治局面。

瑞士著名的軍事理論家約米尼說過：一個國家，不管它的政府採取什麼形式，為了避免受到子孫的譴責和國家的獨立受到威脅起見，提倡尚武精神、尊敬軍事職業實在是一種明智的政策。他還進一步尖銳地指出：假使在一個國家裡面，那些犧牲生命、健康和幸福去保衛國家的勇士們，其社會地位反而不如大腹便便的商賈，那麼，這個國家的滅亡就一點都不冤枉。

宋朝的教訓不是值得我們記取的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