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以為自己比一般人更努力，可是等我反應過來，周圍的人已經事業有成、有丈夫、有孩子了。可能因為我努力不夠吧，一想到這點，我就非常痛苦。”
川口澄子女士（42歲），家在四國地區，一直以來的優等生、好孩子。她考上了縣裡最好的高中，一邊在籃球部訓練一邊忙考前複習，還一次就考上了關西地區很難考上的私立大學。由於父親去世，家中並不寬裕，她一邊打零工賺房租，一邊擔任著橄欖球部的經理。
“打工、社團活動和學習把我忙得不可開交，但我覺得很充實。上大學後我才發現，有些事情再努力也沒用，女性會因為外貌和身材被別人指指點點。有的女性可以僅僅因為漂亮可愛就廣受歡迎。上高中時，我還堅信人只要努力一定有回報，很久之後才明白過來，原來世界並非如此。”
後來，川口女士在求職中遭遇了人生第一次挫折。她開始求職的時間是1995年。那年發生了阪神大地震，還有地鐵沙林毒氣事件。就在幾年前，泡沫經濟崩潰，招聘也從賣方市場瞬間墮入了超冰河期。
川口女士希望發揮自己的英語特長，便去應聘了旅遊和航空行業，均以慘敗告終。在求職後期，她甚至不問職業廣撒網，卻依舊不順利。
大學畢業後，川口女士不得不一邊打零工一邊找工作。
“我覺得，要是回到只有母親一個人的老家，我可能再也去不了大城市了。我很愛母親，不希望讓她擔心，所以想進入一家有名的大公司讓她放心。”
其後，川口女士又不拘泥於大企業，繼續尋找，最終收到了一家大型旅遊公司旗下的活動策劃公司發來的offer。那裡無論男女都只招聘綜合崗位，任何人都可以發揮特長。
“那份工作讓我很受用，因為我原本就想找一份英語類的工作，但是，經常需要休息日上班，每天加班到晚上9點是常態。因為公司氛圍偏向體育社團風格，往往透過訓斥和激勵來培養新人。公司會把重要的工作安排給新人，新人壓力也非常大。但是我精神比較脆弱，每次有重要活動時，都會在事前搞垮身體。前輩的斥責讓我很痛苦，甚至因為壓力而得了蕁麻疹。”
最後，川口女士只在那家公司待了三年。身體狀況在她離職後馬上有了好轉。於是她開始重新找工作，不久就在大學謀得了崗位，負責接待外國研究人員和留學生。
“我被那份工作的內容吸引了。但是有一個問題——這個崗位不是正式僱傭，而是籤三年合同的合同工。當時非正式僱傭還不像現在被視作問題，我覺得三年之後再找工作就好，便高高興興地去應聘了。”
這份工作的薪水比之前少了很多，但是勝在有獎金，足夠維持川口女士的獨居生活。三年合同結束後，川口女士又成了另一所大學的合同工，這回是教授秘書，合同期限為五年。那份合同結束後，她又在另一所大學待了五年……經過幾番輾轉，她現在依然在某大學做教授秘書。
“等回過神來，已經過去十幾年了。每次合同結束，我都想找一份正式工作，但是考慮到勞動時間等因素，我又會心生遲疑。我已經離不開大學這個溫水池了。”
川口女士以合同工身份工作的十年間，大學的僱傭條件不斷惡化。在一連串的行政改革浪潮中，國立大學成為國立大學法人，越來越多的崗位成為臨時工，還出現了“官制窮忙族”這種說法。川口女士的工作待遇也隨之惡化，工資中不再有獎金，現在的月收入不足12萬日元。
“因為不在首都圈，房租比較低，只要爭取每頓飯都自己做，就能勉強支撐。但是這樣一分錢都攢不下，所以理所當然會擔憂將來。”
但是，川口女士目前最擔心的是，現在這份工作的合同可能還有半年就終止了。
“我現在輔助的那位老師半年後就要離開教研室，那時我就沒有工作了。雖然我跟大學籤的合同還有一年，但有可能突然終止。我現在已經過了40歲，沒有任何正式僱傭經驗，不知道能否找到下一份工作。每次想到這裡我都會擔心得睡不著覺。”
老家的母親不僅不知道她可能還有半年就要丟掉工作，甚至對她一直做合同工的事情也一無所知。川口女士曾經有過幾次成為正式員工的機會，但她覺得都被自己白白浪費了。
“大學定期會舉行轉為正職的考試，我也去領過申請表。可是考試的透過率非常低，我冷靜一想，同樣是轉正，人家肯定更願意選擇年輕人……進入社會以來，我什麼建樹都沒有，一直混到了現在。所以我不禁懷疑，像我這種沒有絲毫附加價值的人，真的能找到立足之地嗎？”
假設現在這份工作結束後，川口女士能找到另一所大學的合同工崗位，那也必須在三年或五年後重新尋找工作。當她45歲、50歲時，還能找到願意僱傭她的地方嗎？不安無止境地向川口女士湧來。
“沒有穩定的工作，也沒有成家……我現在沒有一樣能讓自己踏實的東西，太痛苦了。”
而這種無法向人傾訴的痛苦也把她逼到了極限。
“老同學都結婚了，正忙著帶孩子。她們這麼忙，應該不想聽我傾訴我可能很快就要丟掉工作的事。我有時也會跟朋友見面，但還是感覺我們處在不一樣的世界……不過大家可能都差不多。朋友雖然表面無所謂，其實可能也有很多煩惱。我們在一起只會談讓人開心的事情，但是會隨時調整話題，避免觸及深層部分。
川口女士說，她為年近四十卻沒有結婚生子而感到自卑。
“我不希望別人可憐我，所以完全不把那種情緒表露出來，而是假裝自己在享受獨身生活。但實際上，我心裡特別痛苦。尤其是別人為了照顧我的情緒，刻意繞開婚姻和家庭話題的時候，我會很受不了。”
川口女士從未對結婚產生過焦慮。因為她覺得不管早晚，只要時候到了自然就會結婚，而且也沒有把結婚當成幸福的唯一形式。她認為，對工作胸懷抱負，從中找到自己的價值，並追求自由的“單身女王”生活其實也不錯。
“但是快40歲的時候，我開始預感到今後可能沒辦法讓母親抱上外孫了。既然沒法讓她抱上外孫，那至少要把工作穩定下來，好讓母親放心吧，但是也不順利。我曾經以為工作、婚姻和生育都會順其自然，萬萬沒想到“順其自然”竟會這麼難……”
川口女士的故事源自飯島裕子撰寫的《日本貧困女子》一書，該書被稱為21世紀女性生存現狀實錄。飯島裕子對47位女性的訪談調查，直擊日本的貧困女性這一群體，對她們的生存現狀、就業與婚育狀況進行了詳細考察。結果發現，與男性始終處於社會焦點相比，女性往往被邊緣化，進而被遮蔽在巨大的陰影之中，特別是貧困女性群體。貧困成為女性獨立需要直面的首當其衝，並且血淋淋的殘酷真相。
階級分化越發明顯，日本女性，尤其是大齡單身女性生存現狀令人擔憂，她們要麼死死抓住正式員工的崗位一直到身心受損，要麼只能從事非正式僱傭工作與貧困為鄰。這些女性並非能力低下，也絕非努力不足，她們甚至把自己逼到罹患疾病，可謂拼盡了全力。
日本大概有35%的成年人單身，早在2018年，中國的單身人口，就已經超過了2。4億人，中國正式成為“單身大國“，超過36%的單身女性選擇不婚，對於婚姻的全新觀念，正一點點地成為社會關注的焦點。但是相比於日本男主外與企業”僱傭制“文化相比，日本女性選擇權相對侷限，所謂全新的婚姻觀念與低下的生育率何嘗不是血淋淋的現實生活所迫。
當一個人單身又處於沒有工作或非正式僱傭狀態，那麼不僅是“血緣”和“社緣”，往往連“地緣”也會被割裂。現在這個社會彷彿已經不存在“地緣”關係，因此育兒就成了與周邊人產生聯絡的重要轉機。一個地區的育兒社團、幼兒園、小學等機構經常能夠將該地區閉塞的人際關係打通，然而，單身人士如果自己不積極努力與地區產生聯絡，就會被從“地緣”中割裂出去。在社會上，“沒有歸屬感”“沒有立足之地”，恐怕不僅僅是她們個人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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