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拼音打字法輸入舒城縣“西衖”這個地名時，許多人都會遇到這樣的煩惱，就是用“hong”這個拼音，怎麼也找不到“衖”這個字，而輸入拼音“xiang”，即可以找到。在現代漢語詞典中，“衖”同“巷”，即較窄的街道。那為什麼“衖”這個字在舒城非得念為“hòng”呢？2017年11月安徽電視臺經濟生活頻道播出的“地名語文課”欄目，當時作為“地名語文課老師”的主播，就按照字典裡的讀法，讀作“xī xiàng”，並解釋說，當地人有自己的方言，所以把“xiàng”讀成了“hòng”。之後，主持人在介紹此地的風物時，便使用“xī xiàng”來稱呼這個地方。但是舒城方言基本上屬於江淮官話，除了“n”、“l”不分，“x”、“s”不分外，其他與普通話差別不是太大。是獨有的方言原因，導致“衖”唸作“hòng”了嗎？

《續修舒城縣誌》書影（來源 | 資料圖片）

筆者查閱了清代及其之前的《舒城縣誌》，發現位於舒城縣南港鎮的東衖、西衖兩處地名，在歷代縣誌的“山川”部分中是這樣記述的：“東谼、西谼，縣南四十里，二谼相對，中多奇峰。”至於“谼”這個字，在《現代漢語詞典》和《古代漢語字典》中，筆者均未找到該字。在《康熙字典》（1985年版）中，查到了“谼”字，為“戶公切，從音洪”（讀作“hóng”），“大谷名，大壑也。”“孔子觀呂梁懸水三十仞，流沫四十里，今謂呂梁谼。”“又亭名，蘇軾詩，河漲西來失舊谼，孤城渾在水光中。自題雲僕在彭城，大水後登望谼亭。”“又作寺名，嶺名”。這也印證了當地老者所說：“西谼這個地方，是兩山夾小平原，比衝要大，所以形成了谼”。不論是光緒年間的木刻本《舒城縣誌》，還是嘉慶年間的手抄本《舒城縣誌》，均為“谼”字。

《舒城縣政府幹訓所學生畢業通訊錄》書影（來源 | 作者供圖）

那是何時、何人將“谼”改為“衖”呢？不論是新中國成立後的兩輪縣誌、黨史資料，還是1984年出版的《舒城縣地名錄》，皆為“衖”。再往前追溯呢，筆者又查閱了1952年舒城縣土地房產所有證存根，顯示“楓香樹區西衖鄉”。是否為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初期，土地改革時期誤將“谼”寫作“衖”？筆者又千方百計查閱到舒城民國時期的檔案資料，在1941年“民國舒城縣政府幹訓所學生畢業通訊錄”中，找到了“西衖鄉點壩保”的字樣。為進一步核實，又在《安徽省舒城縣旅臺鄉親通訊錄》一書中，找到“張新富 西衖鄉”字樣，這些赴臺人員均為解放前去的臺灣，用的家鄉地址皆為民國時的地名。而1907年，光緒丁未《舒城縣誌》出版，此時仍寫作“谼”，四年之後，1912年元月中華民國成立，因此筆者推斷地名變動的時間大機率在民國時期。

《安徽省舒城縣旅臺鄉親通訊錄》第60頁（來源 | 作者供圖）

究其變動的原因，筆者作出如下猜測：

一是“橫排”的書寫方式導致的文字訛錯。雖然全國性的漢字橫書在1955年之後，但早在清朝末年，一些知識分子學習西洋文化，提倡漢字改革，力主改變傳統書寫方式，改用從左到右的“橫行”排列方式。到了民國時期，可能是在偶然的一些橫排當中，將“西谼鄉”誤寫作“西衖鄉”，出現“魚魯帝虎”現象。

西衖風光（攝影 | 張凌雲）

還有可能是，“谼”本屬生僻字，在書寫流傳時，可能源於地名採集人的想當然，認為“衖”才是其正確寫法，因此寫作“西衖”“東衖”，並一直延用至今。

但是一百多年來，老百姓對於這個地名的讀音始終沒有改變，一直讀作“hòng”，只是聲調上的些許變化。讀音的延續更加證實此處地名應是“谼”而非“衖”。

鼓樓街（攝影 | 束文傑）

以上屬於一個特別的例子，其實地名在流傳的過程當中，產生變異或被訛傳的情況並不少見。原因主要有：一是地名採集人的想當然；二是原地名漢字筆劃多，後人嫌麻煩，選用讀音相同或相近的筆劃少的漢字代替；三是原地名不知道什麼意思，後人改成一些讀音相同或相近的漢字。比如舒城縣城的鼓樓街，以原城內鼓樓得名，後來寫作“古樓街”。雲路街，是舊城文廟前的一條南北向的路，取名“雲路”，意為“青雲直上，飛黃騰達”，後人據其讀音，聯想到“雲騰致雨，露結為霜”，誤寫作“雲露街”，其實此街與“雨露”並不相關。《嘉慶縣誌》有“南五里曰霍湖城”，而現在稱為“黑虎城”。城關鎮的“傅圩村”後寫作“付圩村”。舒茶鎮的“茶園村”，原地名應為“察院”，萬佛湖鎮的“沃孜村”原名叫鄔子樹。

黑虎城遺址（來源 | 資料圖片）

地名是一個地方歷史、地理等資訊的真實反映，訛稱應當更改。但是，隨著社會發展管理的深入，地名已經不是一個單純的文化問題，涉及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更改起來確有一定難度。但筆者認為老地名的校正，有利於歷史與文化的接續與傳承，有利於遊子對於鄉愁的寄託，有利於我們在歷史的印記中，找到“我們來自何處”的答案，讓我們生活的地方更具底蘊更具魅力。

作者：

中共舒城縣委黨史和地方誌研究室

賈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