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京讀書期間，我仍堅持寫作。尤其是在第一年級之後，我們基本沒有了公共課和專業課。我的日常時間就是讀書和寫作，還有自由地參與座談會和討論會。這其實和一個自由職業者的生活沒有太多差異。只不過有些自由職業者獨居一處，不象我們幾十個人集體住在一起。在自由時間裡，我最大的慾望衝動就是寫作。在寫作中，人的思想得到了釋放和表達，由此人可以變得更加寧靜和愉悅。

在研究生階段，我基本上不再從事文學寫作。這卻成為了使我常常深感遺憾的事情。顯然只有詩歌和其他文學體裁的文字能夠表達生命的過程，能顯現為如尼采所說的用鮮血寫成的文字。但另一方面，我認為一般小說的感性敘事又具有它的侷限性，它很難說明人生的真相和事情的道理。即使它可以做到這一點，它也需要藉助於哲學的思索。在這樣一種哲學與詩的衝突中，我還是堅持了哲學，放棄了詩。我希望自己的語言能夠成為箴言，成為格言，它具有閃電般的力量，撕毀黑夜的幕帳。

但對於哲學我又抱有一種十分審慎的態度，彷彿總要詢問：這是一個什麼樣的哲學。哲學從事相關理性的事業，它的語言就是概念，它的工具就是判斷和推理。當時國內的哲學刊物和著作就充滿了這種死氣沉沉的文。有些人所構築的哲學體系彷彿是一個建築物，他自己沒有居住其間，更不可能讓別人居住其間。它們不過是一個空洞的物體而已。

我在想，如何建立起一個語言空間，它既是自己的安身立命之所，同時也能為他人的居住提供一定的啟示。我對自己意識得很清楚，我不滿足於學術界所說的語言，但自己也沒有找到一種新的語言。我不過是處在追求這種語言的途中。

針對當時的美學與文藝理論界所討論的熱點，我寫了一系列文章。我試圖把美學與藝術的現象不再置於一種概念的和邏輯的討論的領域中，而是建基於人的生命，變成人的生命的現象。同時我也不再使用一般流行的語言和大量引證名人名言為自己壯膽，而是努力將問題本身揭示出來。這些文章在一些刊物發表之後，引起了人們的注目，並引發了一些爭論。這樣我的名字也慢慢越過六公墳的範圍，被北京和外地的一些同行所知道。他們透過我的文章，瞭解到我對當代西方哲學和美學有些研究，同時還有一些自己獨到的看法。

這些民間輿論傳到一些敏感的編輯那裡之後，他們就開始向我約稿，要我寫一些書和譯一些書。我早就不滿足於那種東一榔頭西一棒子的搞法，想能集中注意力寫作和翻譯。將自己的想法系統的表達成一本書，這是我研究生學習階段的一大宏願。對於翻譯，我認為一方面可以提高自己的英語閱讀水平，另一方面能夠更直接的瞭解西方思想，避免他人的誤讀和誤譯。

一九八七年春，我開始動手寫作第一部試圖闡述自己觀點的書。在那一段時間裡，我的腦子幾乎什麼都不想，除了思考自己所要寫的那本書以外。當我在考慮要寫一本表達自己哲學觀點的書時，心情不免激動起來，彷彿是一個年輕的母親盼望著生產。但究竟寫什麼呢？我想還是寫一本美學書為好，它是我長期思考的領地，這樣我可以得心應手瀟灑自如。但我不想如當時的各種美學書那樣，變成各種中外美學理論的資料堆積，或者是用一些美學觀點來分析藝術作品，成為藝術的審美欣賞。

我的基本出發點是，將美學置於哲學的基礎，寫一本哲學化的美學著作出來。因此這樣一本書的核心問題將不討論一般美學理論中的美，美感和藝術，也不是所謂的審美心理學和藝術社會學的綜合。與此相反，它將審美現象匯入生存領域，即把美看成人的生存的自由實現。同時它也把生存現象匯入審美領域，讓人的生存在審美中獲得自身最高的意義。由此我將這樣一本書叫做“生命之詩”，為了更清楚地說明它，我還使用了一個副標題“人類學美學或自由美學”。

“生命之詩”的導論部分主要強調了哲學就是人類學，而它必須包括美學。美學的核心問題是人的審美化。由此出發，我闡述了七個方面的問題。第一，一般生存的意義。它明確了人的生存就是人的自我創造世界的過程，其本性就是自由。第二，一般審美的意義。它強調了不是美和美感，也不是藝術，而是審美活動才是美學的關鍵之所在。審美活動其實就是生存的自由活動的另一表達。第三，生存與審美的悖論。它分析了真善美與假惡醜作為人的生存的悖論的必然性，並且具體地解析了人與社會，人與自然以及人與精神三個層面中的二律背反現象。第四，生存的荒誕與審美的毀滅。它描述了在一個異化的情況下，自我不是自我，世界不是世界。第五，生存的超越與審美的超越。它指明瞭人對自身超越的幾種可能性，而根本性的超越只有審美。第六，生存的審美化與審美的生存化。它從歷史的角度解釋了生存與審美的分離以及它們相互生成的可能性。第七，審美化的人格和審美化的心靈。這回到了導論所強調的美學的核心：人的審美化。

我在那段寫作《生命之詩》的日子裡，始終處於一種興奮狀態，幾乎每天要寫上幾千字。我用的一種紙質非常粗糙的筆記本。當坐在寫字桌前開啟它，我幾乎是文思泉湧，思想的運動超過了筆尖滑行的速度。於是我的漢字龍飛鳳舞，已經完全線條化了。有時寫完之後連我自己都不認識那潦草的筆跡，只好結合上下文的語義，來確定它究竟是什麼意思。寫完初稿，我又工工整整地謄寫一遍，然後象抱著自己剛生下來的孩子送到編輯手上。

《生命之詩》作為我二十四歲時的作品，帶著一種明顯的新生者的氣息。後來我重新審視當時寫作它時是如何思考的，發現了其中隱秘的動機，即我要使我的文字成為我生命的表達。也許這一慾望一直支配了我，使我衝動，痛苦，快樂等等。當然它明顯的受到了尼采寫作的格言式風格的影響。它沒有論證，沒有推理，既不引經據典，也不列舉例子，講述歷史，甚至也沒有引文。但它仍然保留了體系化和結構化的痕跡。可以看出，它試圖營造出一個有開端，中間和結尾的整體。

本文作者系武漢大學哲學教授，著有系列學術專著“國學五書”（《論國學》、《論老子》、《論孔子》、《論慧能》、《論儒道禪》，均由人民出版社出版與發行）。本文圖片來源網路，標題為編者所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