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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積貧積弱”是今天許多人對宋朝的習慣性評價，究其源，大概可追至錢穆先生的《國史大綱》：“宋代對外之積弱不振”；“宋室內部之積貧難療”。錢先生大才，屢有卓見，但所論也未必全然正確，他對宋代中國“積貧積弱”之說，就大可商榷。“積弱”且不論，我們單純來說宋朝到底是不是“積貧”。
作者 | 吳鉤 宋史研究者、專欄作家
張擇端《清明上河圖》中的商稅所
01
財稅收入
從國家的角度來說，
積貧與否，關鍵看財稅收入與財稅結構。
讓我先從宋朝說起。唐代的最高歲入為天寶八年（749）的5230萬（貫石匹屯），含錢、粟、絹、綿、布，其中貨幣性歲入為200萬貫錢。也就是說，唐代的賦稅以農業稅為主體，而且主要徵收實物稅，只有一小部分徵收貨幣，佔稅收總額不足4%。那麼宋代的財政歲入是多少呢？北宋治平二年（1065）的數字是11600萬（貫石匹兩）。
11600萬這個數目還不是北宋歲入的最高額，卻已是唐代最高歲入的一倍。其中貨幣性歲入為6000萬貫以上，比重超過了50%，顯示賦稅貨幣化已成大勢所趨。特別是王安石變法，將役也折成貨幣，這一役法變革，比張居正的“一條鞭法”早500年，比雍正的“攤丁入畝”早600年。儘管熙寧變法造成了一系列嚴重後果，受到蘇轍等人的抨擊，但今天我們得承認，王安石確實準確地把握到歷史發展的方向。
更具歷史標誌意義的是，宋人發現，“州郡財計，除民租之外，全賴商稅”。從宋真宗朝開始，來自工商稅與徵榷的收入超過了農業稅，北宋熙寧年間，農業稅的比重降至30%，南宋淳熙—紹熙年間，非農業稅更是接近85%，農業稅變得微不足道。顯然，這是歷代王朝從未有過的事情，若非宋代工商業發達、政府善用市場手段調動財富，不可能出現這樣的財稅結構。
宋代之後明清兩朝的歲入情況又如何呢？明朝弘治十五年（1502），全國田賦正額約為2680萬石，佔全部稅收的75%；隆慶朝與萬曆朝前期（1570—1590），國家的雜色歲入（含商稅、海外貿易抽稅、鹽課、輕齎銀、役與土貢折色等）約370萬兩白銀，這個數目只及宋代徵榷收入的零頭。明末在田賦中加派“三餉”，又派出稅監礦使，四處搜刮工商稅，搞得天怒人怨，歲入也不過增加了2000萬兩（其中稅監搜刮的工商稅每年只有四五十萬兩）。而兩宋的歲入，基本上都保持一億（貫石匹兩）以上。明代歲入不但總額不如宋代，而且農業稅又恢復了統治地位。
清代的歲入，從乾隆朝至道光朝，大體上都維持在4000萬兩左右的水平。道光之前，地丁銀（農業稅）佔全部歲入的70%以上，關稅與鹽課的比重不足30%。換言之，在被吹捧為所謂“康雍乾盛世”的清代中前期，工商業的表現並不出色。
洋務運動之後，工商業才逐漸崛起，表現在財稅上，便是工商稅比重擴大。到光緒時代的1885年，田賦的比重總算下降為48%，關稅收入上升到22%，鹽課為11%，晚清新設的厘金則貢獻了19%的歲入。光緒三十四年（1908），清王朝的歲入總額開始突破兩億兩銀，終於超過了宋代的紀錄。
當然，單純比較歲入總額，也可以看出宋代的稅率應該是高於其他王朝的，這是一個事實。但這個事實的另一面是，
宋朝建立了一種擴張型的財政系統。
財政的擴張推動著政府必須積極去了解市場、開拓市場、創造市場，由此便可能建立起資本主義的生產體系。
此外還有另一個事實：
兩宋立國三百餘年，從未因為較高的稅率而誘發全國性民變；
而明末加徵“三餉”、遍設稅監，搜刮到多少錢且不論，卻已導致民不聊生，民變蜂起，最終王朝被民變推翻。可見宋代的民間財富與市場活力大致還可以支撐起一個較高的稅率。
趙佶《文會圖》區域性
02
社會財富
從國民的角度來說，
或貧或富，當然要看國民收入水平。
而
就國民收入水平而言，宋朝堪稱歷代中最為富庶的一個王朝。
宋之富庶，宋人自己也感受得到，真宗朝宰相王旦說，“國家承平歲久，兼併之民，徭役不及，坐取厚利。京城資產，百萬（貫）者至多，十萬而上，比比皆是。”往汴京的大街上隨便扔一塊石頭，便能砸著一個腰纏十萬貫的土豪。
不妨將宋朝跟其他朝代比較一下。漢朝人說，“百金，中人十家之產也。”再據《漢書•食貨志》，“黃金重一斤，直錢萬”，可知漢之“百金”（黃金一百斤），相當於一千貫錢。換言之，在漢代，1000貫錢是10戶中產家庭的財產總量；即一戶中產之家的財產，為100貫。
那麼宋代的中產，又有多少家產呢？一位北宋人說，“萬緡，中人十家之產也。”一戶中產家庭的財產為1000貫；另一位南宋人說，“三千緡，在今日亦中人之產也。”則家產3000貫才稱得上中產。換言之，宋代一戶中產的財產，是漢代中產家產的10倍乃至30倍。
所以宋人對漢朝的富豪頗瞧不上眼。一位叫做吳箕的南宋人說：“（司馬遷《史記•貨殖列傳》）所載富者，固曰甚盛，然求之近代，似不足道。樊嘉以五千萬為天下高貲。五千萬錢在今日言之，才五萬貫爾。中人之家，錢以五萬緡計之者多甚，何足傳之於史？”漢代史書大書一筆的富翁，在宋朝不過是一不足為道的中產而已。
同樣，唐人眼中覺得驚豔的富貴之物，在宋人看來，則是稀鬆尋常的東西。唐朝有個詩人貫休，寫了一首《富貴曲》，說“刻成箏柱雁相挨”，意思是唐人制作的古箏十分考究，箏柱上都刻滿雁紋。沈括對此很不以為然，說，“貫休《富貴曲》雲：‘刻成箏柱雁相挨。’此下里鬻彈者皆有之，何足道哉？”這樣的古箏，宋朝鄉間賣唱的藝人都有，何足掛齒？
又有一個叫韋楚老的唐朝詩人，也寫了首炫富的詩：“十幅紅綃圍夜玉。”沈括也嘲笑詩人沒見過世面：“十幅紅綃為帳，方不及四五尺，不知如何伸腳？此所謂不曾近富兒家。”沈括的結論是，“唐人作富貴詩，多記其奉養器服之盛，乃貧眼所驚耳”。
唐德宗年間，由於朝廷長年與藩鎮交兵，國庫日漸空虛，政府決定向長安的商人“借錢”，說是“借”，其實跟搶差不多，“京師囂然，如被盜賊”，哪個不乖乖掏錢，便抓起來拷打，有人因為“不勝鞭笞，乃至自縊”，一番搜刮下來，也才“借”到八十萬貫。可見唐代長安的商民並不富有。
無獨有偶，北宋慶曆年間，因為與西夏打仗，宋廷也是“急於財用”，三司預算下來，尚未有數十萬貫的財政缺口，“議者請呼數十大姓計之，一日而足”政府只向京師數十位富商求助，一日之內便籌借到數十萬貫錢。唐宋之間民間財富儲量的巨大差距，由此可見一斑。
後世的人又如何評價宋人的生活？我從研究宋史的學者那裡看過幾個例子。來看明人王鏊《震澤長語摘抄》中的說法：“宋民間器物傳至今者，皆極精巧。今人鹵莽特甚，非特古今之性殊也。蓋亦坐貧故耳。觀宋人《夢華錄》、《武林舊事》，民間如此之奢，雖南渡猶然。近歲（指明朝）民間無隔宿之儲，官府無經年之積，此其何故也？……古稱天下之財不在官，則在民。今民之膏血巳竭，官之府庫皆空。”
另一位明朝人郎瑛也感慨說：“今讀《夢華錄》、《夢粱錄》、《武林舊事》，則宋之富盛，過今遠矣。今（明朝）天下一統，賦稅尤繁，又無歲幣之事，何一邑之間，千金之家，不過一二？是皆無儲糧者也；及詢官府，又無贏餘之財，此則何也？”
明朝讀書人是這麼比較宋明兩朝的民間財富的。
近人張孝友先生《礬樓夜市圖》
03
國民收入
最後，我們還要來
估算具體一位宋朝人他的工資收入與日常消費水平。
富商的收入與消費難以統計，不過
官員的俸祿、僱工的工價與小商販的日收入，還是可以比較的。
許多人都知道，歷史上宋朝官員的俸祿最為豐厚，以致清代的趙翼在《廿二史札記》中驚呼“宋制祿之厚！”北宋元豐改制之後，官員領雙俸：“本俸”與“職錢”，其中宰相的月薪為本俸400貫、職錢50貫，此外，還有各種補貼，如“餐錢”（餐飲補貼）、“薪炭錢”（燃料補貼）、“芻粟”（養馬補貼）、“傔人衣糧”（保姆補貼），以及“養廉錢”（職田租金）等，加起來不會少於600貫。宋朝一名知府（知州）的月薪——本俸、職錢加上“公使錢”（特別辦公費）、職田租金及各種補貼，大概也有500貫上下，相當於年薪40萬美元，跟美國總統的年薪差不多。
朱元璋建立明王朝，則採取了極端的低薪制，並且官員的薪俸以實物（糧食）計算、發放，正一品高官的月薪為87石大米，折成錢的話，大概只有34貫。正四品知府的月薪為24石大米，折錢則不到10貫。跟宋朝的差距之大，令人震驚。如果不是明前期的經濟出現非常嚴重的大衰退，甚至可能退回到以物易物的自然經濟狀態，還真難以想象這樣的“低薪制+實物制”能夠長期執行下去。
拋開生活得比較體面的宋代官員不提，來看處於社會底層的那部分宋朝人，收入又幾何呢？程民生先生的《宋代物價研究》提供了一些案例——北宋詩人張耒的一首詩寫道：“山民為生最易足，一身生計資山木。負薪人市得百錢，歸守妻兒蒸鬥粟”，山民賣柴每日可得100文；北宋淮西的傭工，“力能以所工，日致百錢，以給炊烹”，日收入100文；南宋長江漁民“賣魚日不滿百錢，妻兒三口窮相煎。朝飧已了夕不飽，空手歸去蘆灣眠”，日收入也是100文左右；都昌縣一名農婦“為鄉鄰紡緝、漧濯、縫補、炊爨、掃除之役，日獲數十百錢，悉以付姑”，也是日收入100文左右。這是農村人的日收入水平。
城市的情況：舒州官營酒務的雜工，“每名日支工食錢二百五十文省”，日工資有200多文；饒州市民魯四公，開食品店“煮豬羊血為羹售人，以養妻子。日所得不能過二百錢，然安貧守分”，日收入100多文，不到200文；吳中也有兩名市民，“同以鬻鱔為業，日贏三百錢”，每人每日也有100多文的收入；滄州有一婦人，“幼年母病臥床，家無父兄，日賣果於市，得贏錢數十以養母”，每日收入則不到100文；比較有意思的是一個叫樂生的鄂人，“任水鬻於市，得百錢即罷休。以其僦屋飲食之餘，遨嬉於邸戲中。既歸，又鼓笛以歌，日以為常”，每天賺夠100文，便不再做生意，回家吹笛唱歌。
說到這裡，你大概已經發現了，不管是當傭工，還是在城市做點小生意，宋代底層人的日收入基本上在“100文”這個水平線上下浮動。
每日收入100文，一個月即有3貫，這個收入水平相當於明朝知縣的月俸。另據黃冕堂《中國曆代物價問題考述》的統計，明代城市傭工的日工價以30文為常價，農村傭工則以20多文為常價。到清代時，日工價才回升到50~70文。換言之，
一名宋代傭工的收入，相當於一名明代傭工加一名清代傭工的收入。
當然單純比較收入，意義不大。
還需要考慮貨幣的購買力。
在宋代，維持一個人的基本溫飽，每日需要20文。100文左右的日收入剛好能夠養活一個五口人的家庭。而以這個收入水平，放在明朝的江南，則可以讓一個五口之家的日子過得相當滋潤，因為明代江南人家一年的生活開銷也就30兩銀子光景（約30貫錢）。顯然，宋代的物價普遍高於明代。
值得特別指出來的是，明前期幾十年間，糧價竟跌至約300文每石，僅為南宋糧價的四分之一。表面上看，物價下降，意味著生活成本降低了。似乎是好事情。但實際上，糧價跌幅如此巨大，十分反常。若非經濟發生大衰退，在經濟學上是無法解釋的。
上面這些統計資料顯示了一個確鑿的事實：明代前期是“低收入+低消費”的時代，市場經濟之規模非常有限；宋朝是“高收入+高消費”的時代，市場經濟之規模遠遠大於明代。
歷史地看，“低收入+低消費”正是中古社會的特徵，“高收入+高消費”則是近代化展開的特徵。
從宋代的“高收入+高消費”轉入明前期的“低收入+低消費”，歷史發生了一次倒退。
➴“清友會會員沙龍”第4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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