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八、國家和社會形態的本質（9）

雅典的社會階層大致可分為佔有土地和不佔有土地的氏族成員、從事工商業的歸化民、從事手工業、可能取得公民權的外邦人以及奴隸，同時也可以把這些人劃分為富人、窮人和中產階級。在雅典，佔有大量土地的氏族貴族仍然是最富有的人，他們與不佔有土地的氏族成員存在著矛盾，歸化民與氏族成員存在著矛盾，外邦人與雅典公民存在著矛盾，奴隸和奴隸主之間存在者矛盾。梭倫的改革則是為了平衡大部分的矛盾，給予工商業者和窮人一定的權力，防止富有的貴族利用手中的土地和債權奴役大多數雅典公民，使得雅典社會階層之間的公正得以形成。但他僅僅依靠個人的能力維護著社會的公正，但無法在各派別之間達成思想上的統一，以終止黨派之爭。沒有一個強有力的社會組織和官僚機構的存在，國家內部就會顯得鬆散而缺少必要的秩序。不同派別之間的利益爭奪和觀點衝突遲早將打破這種短暫的平衡。雅典的政權就在社會的各階層之間搖擺，找不到一塊土壤能長久地紮根下去，政權的穩定全憑當權者的個人能力和威望來維持。

雅典社會創造財富的方式包括農業、商業貿易、手工業。農業在雅典並不佔優勢，擁有土地資源的貴族也就失去了傳統的話語權，而商業貿易對希臘經濟增長的貢獻越來越大，貴族也越來越依賴商業，並把產業向商業轉移。因此，從事商業貿易的雅典公民的社會地位在逐步上升。梭倫的改革雖然在政治上沒有多大的進展，但在經濟上取得了豐碩的果實。工商業和手工業的大發展使得雅典在商業世界中贏得了比較高的地位，也增強了民主派的實力。雅典的權力鬥爭主要出現在寡頭派和民主派之間，寡頭派代表了貴族的利益，民主派則代表了中產階級和窮人的利益，但誰也沒有絕對的實力把政權掌握在自己手裡，從而導致強人乘機奪權實行僭主統治。僭主統治所起的積極作用也是毋庸置疑的，它建立了雅典以前所沒有的強有力的國家組織，把國家利益置於氏族利益之上，打擊了貴族的政治特權，加強了歸化民的勢力，並對平民的個人利益加以保護。但僭主的寡頭統治始終沒有得到雅典人的認同，雅典人追求平等的願望仍然強烈。

僭主統治被推翻後，雅典又恢復到民主制度的推進中。雅典和斯巴達之間“性格”和利益的不一致，導致他們即使聯合在一起也是“同床異夢”。波斯的入侵使希臘各城邦走到了一起，暫時解決了希臘城邦缺少權威和統一領導的問題，使他們形成了團結一致的態度。伯利克里強有力的領導增強了聯盟的實力，但他對雅典的私心使得其它聯盟成員顧忌雅典的勢力和野心。一旦外部的威脅消失，城邦間的利益衝突就開始增加起來，城邦內部的民主情緒也會高漲起來。雖然雅典已經強大到唯我獨尊的地步，但聯盟的完整更多的是依靠武力的威懾，而不是心悅誠服的合作。雅典採取的是內外有別的兩種政策，從其他城邦索取金錢用來資助雅典的中下階層，這種做法最終讓雅典人走向了帝國的模式，而軍隊則成為維持帝國統治力不可或缺的工具。這讓我們不得不聯想到斯巴達人的統治模式，只是雅典在對內方面顯得更加人性化。總之，依靠軍隊實現國家的擴張是難以持久的，必須有源源不斷的財富做保證，而資源的瓶頸便會使國家進入“高危”狀態。

人們在缺少權利和自由時嚮往民主制度，而在獲得權利後，卻因為慾望的膨脹不願意自制。自由和自制是一對矛盾的組合，缺少其中任何一個，民主都不能誕生。

民主並不如表面看上去的那麼美妙，就像浪漫、性感和美貌並不能代表婚姻的全部。

民主制度在大部分情況下帶來的並非是激情，而是溫文爾雅；並非是願望的膨脹，而是對奢求的剋制。

雅典雖然開始與斯巴達走在不同的道路上，但最終還是同樣被慾望引領著走上了帝國之路。雅典與民主的理想和美名漸行漸遠，它在聯盟中的威信也隨之喪失，等待雅典的便是在權力運用到極限以後的慢慢衰落。

當斯巴達及其同盟的經濟也同樣出現了高度的繁榮時，長期的明爭暗鬥變成公開的對抗，於是歷時28年的伯羅奔尼撒戰爭終於爆發了。公元前404年，同仇敵愾、寧死不屈的斯巴達人獲得了勝利，缺少團結一致、自我犧牲精神的雅典人以失敗告終，提洛同盟也一起瓦解。雅典民主政體被推翻，“三十僭主”肆虐一時。公元前403年民主政治得到重建。公元前378年，雅典第二次建立了海上同盟，此後國內政局比較穩定，經濟、文化都有一些發展，但公民內部貧富分化加劇，矛盾加深。從公元前4世紀50年代起，新興的馬其頓的崛起嚴重地威脅著色雷斯和黑海海峽地區的獨立和安全，雅典在此地區的利益關係重大。公元前338年，馬其頓擊敗了希臘各邦的反抗，從而確立了對包括雅典在內的許多希臘城邦的霸主地位。公元前323年，雅典戰敗，附屬於馬其頓，從此完全失去政治獨立，民主政體名存實亡。

建立一個民主制度並不意味著要失去社會的核心組織，更不意味著一種無政府狀態。民主制度是一種平衡，它不僅擁有良好的社會秩序，而且還能提供最大限度的自由空間，而所享受到的秩序和自由需要用高度的自律來換取。

民主制度相較於君主制度的不同之處在於，民主制度建立在一個相對平等的社會階層之上，這決定了多數人會參與公共決策，而多數人的決策必然存在較多的分歧。解決分歧的最終方式並不是強制性的或者暴力的，而是透過協商達成最大限度的社會共識，並在此基礎上暫時保留各方的意見分歧。這種共識性方式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決策的效率，但它同時卻減少了公共決策對大多數人的傷害。雖然這種方式在戰爭、災害等極端情況下不太適用，但在社會執行平穩的狀態下民主制度的實施則會產生積極的作用。民主制度的建立不能依靠暴力，而是各社會階層對問題的協商和對結果的妥協。民主制度的氛圍首先需要在社會中建立一種共識性文化，它與以前的暴力文化有很大的不同。民主制度下的社會群體在處理社會分歧時所採取的態度和方式更包容、更剋制，而社會群體對共識性文化的普遍接受是民主制度形成的根本基礎。從這個角度看，希臘各城邦內部的民主氛圍相對良好，而城邦之間卻難以形成民主的共識，不僅時常被雅典、斯巴達等城邦的強行做法所破壞，而且還要受到周圍君主制國家的武力威脅。

斯巴達人不管是在生產方式、社會關係還是文化觀念方面都沒有產生民主制度的土壤，強制性的觀念和做法在斯巴達人的心裡根深蒂固；而雅典人在觀念上更加開放和活躍，這來源於他們新興的社會階層和外向型的生產方式。客觀上，由於土地資源的匱乏和貧瘠使得雅典只能以生產橄欖油和葡萄酒為主，其他商品需要透過交換獲得。雅典社會相較農耕社會對商業貿易更加依賴，一部分雅典人更是移居海外，尋找更多的貿易機會。這個社會階層的興起打破了原來社會結構的平衡，使得雅典社會的生產方式更加多元化。在雅典，沒有哪個階層能夠成為社會的主導力量，這種局面導致雅典人丟棄了原來的社會核心，享受沒有階級壓迫的自由和自主，他們並沒有急於建立新的社會秩序和平衡。雅典人實際上是不由自主地走向民主政治的前沿，但他們並沒有為此做好任何精神上的準備。因此，在民主制度孵化的過程中，原有的社會核心喪失了維持秩序的能力，社會組織的渙散和觀點的分歧導致了社會的混亂。雅典人沒有任何成熟理論的指引，一切都是新的嘗試，人們在看不到新的希望時，舊勢力難免會產生復辟的想法，比如使用暴力專制恢復舊秩序，但這必然會遭到新勢力的反抗。雅典社會雖然在一段時間內形成了社會階層之間均勢的狀態，但他們沒有能夠在利益、觀念上達成共識，不是不停地吵鬧，就是暗地裡爭權奪利，誰都不願意退讓以換取社會整體的公正和秩序。雅典人沒有能夠長久建立一個各階層都一致認同的政府管理機構，政權不斷地在各個勢力之間搖擺不定，這嚴重影響了雅典與外部勢力對抗的能力，最終被更強大的暴力組織所毀滅。從宏觀上看，雅典的民主制度是人類社會的一次新的嘗試，但希臘人似乎“熱情有餘、理性不足”。由於民眾缺乏豐富的實際經驗和深厚的理論基礎，任何意外的事件都有可能造成這個新生事物的夭折。雅典的地理環境和雅典人的活力以及創新精神造就了民主制度的萌芽，但也正是這些特質所包含的缺陷沒能讓新的制度生根發芽、茁壯成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