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5月9日起，以色列和控制巴勒斯坦加沙地區的巴勒斯坦強硬派組織哈馬斯（HAMAS）之間爆發持續武裝衝突。
各說各話打起來
大規模衝突是從5月9日開始的，以色列在巴勒斯坦被佔領土上所建立的多個猶太人定居點、甚至部分以色列領土上的阿拉伯人-猶太人混居社群，都爆發了久違的、猶太和巴勒斯坦激進青年間的暴力衝突，以色列軍警和哈馬斯武裝也相繼被捲入，以色列空軍對加沙境內其所聲稱的哈馬斯目標發動了空襲。5月11日，哈馬斯武裝發射千餘枚自制火箭彈襲擊以色列境內目標，以色列軍方則使用價格昂貴的“鐵穹”（kipat barzel）系統攔截，場面煞是熱鬧。
截至5月14日，衝突導致雙方慘痛傷亡：巴勒斯坦衛生部門稱，自5月9日開始的以色列空襲導致至少72人死亡（其中16名為兒童，6名為婦女），388人受傷；以色列方面則聲稱共有7名平民被哈馬斯武裝襲擊打死，其中5人死於火箭隊襲擊，1人為5歲男孩，另有5名軍人在巡邏時死於反坦克導彈攻擊。雙方均譴責對方發動了“針對平民的暴力恐怖襲擊”。
以色列方面稱，此次衝突的起因，是哈馬斯方面“首先發動了針對以色列平民目標的恐怖襲擊”，以色列軍警的行動僅是“反恐”和“以暴制暴”。針對國際間譴責以色列空襲炸燬加沙兩幢居民樓（其中一幢為13層民用塔樓），造成大量平民死傷的事實，以色列國防軍發言人堅稱其中“暗藏許多哈馬斯重要軍情機構”，並宣稱在持續“反恐行動”中已打死四名哈馬斯高階指揮官和12名特工。
而哈馬斯方面則表示，此次衝突的起因，是以色列軍警在被佔領土上不斷擴建猶太人定居點，激化巴以矛盾，直接肇源則是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Benjamin Netanyahu）任命一名以強硬著稱的耶路撒冷警察局長，後者下令軍警在5月6日武裝進入阿拉伯人“聖地”、曾成為多次巴以激烈衝突發源地的阿克薩清真寺。
衝突發生後雙方的姿態和動作如出一轍，即一方面強調“我是受害者，對方是邪惡勢力”，另一方面毫不放鬆動武力度。以色列在12日宣佈關閉了飽受威脅的特拉維夫國際機場，隨後又傳出內塔尼亞胡“不實現所有目的絕不收兵”的“殺氣騰騰”言論，儘管後續有訊息稱“言論是剪拼的”，但這位強硬派人物的應對其實並無懸念，以色列軍方隨後也不斷釋放“隨時準備對加沙實施地面進攻”的訊號；哈馬斯方面，其政治領導人哈尼亞（Ismail Heniyye）同樣不斷髮“狠話”，強調“堅決捍衛巴勒斯坦人民的鬥爭權”。
舊恨新仇難釐清
這是2014年“第二次加沙戰爭”以來，以色列和哈馬斯間最大的一次軍事衝突。
猶太人和阿拉伯人都是歷史悠久的民族，其祖先按照《舊約全書》的記載，都屬於古老的閃米特民族，雙方祖先甚至還是同父異母的兄弟（都是亞伯拉罕Abraham之子，阿拉伯始祖是以實瑪利Ishmael，猶太人始祖是以撒Isaac）。在漫長的歷史年月中，兩個米民族都曾長期被逐出古巴勒斯坦地區，又先後在“重返故地”的口號下回歸。
1948年，急於擺脫戰後困境、當時統治這裡的英國宣佈“放手”，聯合國隨即推出巴以分治決議，要求在巴勒斯坦故地同時成立獨立的巴勒斯坦國和以色列，但阿拉伯人認為“決議不公、偏袒猶太人”，宣佈不承認決議和以色列國，第一次中東戰爭隨即爆發。
自1948年至1982年，以色列和阿拉伯國家間先後爆發5次大規模戰爭，前者藉機吞併了大量原劃給巴勒斯坦人的土地，並在“被佔領土”（指1967年“6。5”戰爭停火線後以色列佔領的原巴勒斯坦領土，聯合國和國際社會不承認以色列對這些土地的主權要求，也不承認以色列在這次戰爭中強佔東耶路撒冷的合法性）建立大量猶太人定居點（2019年資料稱有多達43萬猶太人定居者生活在定居點），而在歷次戰爭中喪失家園的巴勒斯坦人流離失所，不僅在國際間造成數百萬巴勒斯坦難民的沉重報復，也讓滯留當地的巴勒斯坦人因絕望而更加激進，雙方平民都為此付出沉重代價。
在國際社會斡旋和兩國有識之士努力下，1993年9月13日，《奧斯陸協議》（Oslo I Accord）簽署，協議規定5年之內成立巴勒斯坦自治當局，管轄加沙和西岸部分地區，共2000平方公里的土地，1996年，巴勒斯坦民族權力機構成立，但管轄範圍僅限於西岸若干被相互分割的土地，和加沙領土的69%。協議的關鍵，是以色列承認了“土地換和平”原則，即以色列撤出被佔領土上定居點並承認巴勒斯坦自治，換取巴方停止針對以色列的武裝行動。
但這種短暫的和解很快因《奧斯陸協議》推動者——時任以色列總理拉賓（Yitzhak Rabin）和時任巴解組織（PLO）領袖阿拉法特（Yasser Arafat）先後離世而被打亂，對“建國”越來越不抱希望的巴勒斯坦人開始更多支援激進的哈馬斯，拋棄原本的巴解主流派法塔赫，並在2007年讓哈馬斯控制了加沙地區，而哈馬斯針對以色列目標持續的武裝襲擊，又促使以色列社會、政壇不斷“右傾”，不僅原本持溫和立場的工黨不斷邊緣化（連最大反對黨地位都不保），且內閣長期由強硬派中最強硬的利庫德集團把持，利庫德集團中最為強硬的內塔尼亞胡更連任總理達12年之久。
儘管奧巴馬（Balack Obama）時代美國推出《中東和平程序》，一度似乎讓巴以問題看到一絲和平解決曙光。但特朗普（Donald Trump）上臺後在其女婿庫什納（Jared Kushner）等推動下，推出長達180頁的《庫什納計劃》，只談“和平”而不再談“尊重巴勒斯坦人民族自決權”，在其推動下，美國政府先後採取了將駐以色列使館從特拉維夫遷至耶路撒冷、承認以色列對被佔領土上定居點的“主權”、承認以色列吞併國際公認被佔領土戈蘭高地等一系列甚至突破美國一貫“紙面”底線的措施，並在執政最後一年試圖透過華盛頓-特拉維夫-利雅得“鐵三角”，鼓動阿拉伯國家撇開巴勒斯坦，和以色列單獨媾和，這讓巴勒斯坦人更為憤怒和絕望。
拜登（Joe Biden）雖然打著“反特朗普”旗號上臺，但上臺後鑑於美以關係重要性、猶太財團和院外遊說集團的強大，以及“患得患失”和惟恐喪失既得利益的顧慮，事實上在中東延續了特朗普政策，這讓巴以雙方都感到不耐煩。
以色列方面，內塔尼亞胡近期遭遇執政危機，5年內4次大選都無法實現長期穩定組閣，5月12日，以色列總統裡夫林（Reuven Rivlin）責成中間派政治家拉皮德（Yair Lapid）“在20天內優先組閣”，而強硬派反對者本內特（Naftali Bennett）一度傳出欲與之聯手，在這種情況下，政壇老手內塔尼亞胡再次打出“安全牌”，目的在於再次透過激發選民和右翼小黨對“猶太人安全”的恐懼，從而“亂世思穩定”，繼續支援自己“長治久安”。
哈馬斯方面又何嘗不是如此？隨著美國-以色列聯手分化阿拉伯世界，巴勒斯坦問題似乎被不斷邊緣化，不僅國際間關注減少，甚至以色列平民也沉浸在“內塔尼亞胡就是有辦法，我們的社群和定居點如今很安全”的太平感受中。成千“土火箭”雖然雷聲大雨點小，卻不僅能“燒穿”昂貴的“鐵穹”，更能再次讓以色列人感受到“不安全”的恐懼，讓國際社會重新正視巴以衝突和巴勒斯坦問題這一古老的死結。
可以說，以色列和哈馬斯，都不約而同在打一場新時代的舊戰爭。
未來的不確定性
5月12日，拜登和美國國務卿布林肯（Antony J。 Blinken）先後和內塔尼亞胡及巴勒斯坦民族權力機構（PNA）主席阿巴斯（MahmoudAbbas）通話，仍然是一方面強調“要儘快恢復和平”，一方面重申“支援以色列自衛權”的基調。
但他和美方最大的尷尬，是特朗普“拉偏架拉得越過底線”後喪失了哪怕檯面上的巴以和平程序主導權，無法繼續充當雙方間調停人，而沒有巴勒斯坦建國、沒有取消“定居點”的“和平程序”，對巴勒斯坦任何派別和任何人而言都不可能接受，因為這等於“不流血地承認徹底失敗且永不再反抗”。
拜登曾在參院外委會主席位置上呆了數十年，當然知道問題的根源所在。他上臺後雖未改口，但迫於國內外壓力，事實上也並未在“特朗普=庫什納方案”上走得更遠，這導致美以聯手分化阿拉伯陣營的勢頭在近期大有收斂。問題是，“明明知道卻不願改變”，恐怕會令關注巴以死結者感到更加絕望和無助。
此次衝突爆發後，歐洲和阿拉伯世界似乎重新開始正視巴勒斯坦問題，意識到“麻煩一直存在，只是我們自己蒙上了雙眼”，連日來支援巴勒斯坦人、譴責內塔尼亞胡的聲浪漸高，以至於惹得後者對“不負責任的德國”大發雷霆——而這，恐怕正是哈馬斯領導人此次所希望達成的“戰果”。
內塔尼亞胡也似乎達成了他的“戰果”：一如許多人所預料的，炮聲一響，本內特便立即反悔，宣佈和拉皮德“一拍兩散”，這使得後者很難在6月2日組閣最後期限前大功告成，即便觸發再次選舉，被“哈馬斯火箭”再次嚇壞了的以色列選民，也很可能再次紛紛把“安全選票”投給他和利庫德集團。
但雙方又各有隱憂：哈馬斯方面，“土火箭”終究射向了平民目標，這使得國際間同情者只敢喊“聲援巴勒斯坦”，不敢喊“支援哈馬斯”，自2012年和2014年兩次加沙武裝衝突後，加沙海陸對外通道幾乎都已關閉，如果衝突長期化，加沙不僅有陷入人道災難之虞，且也很難正面抵抗以色列武力；內塔尼亞胡方面，成千“土火箭”固然可以幫他“助選”，卻也無形中將其長期不惜代價精心營造的“內塔尼亞胡安全感”擊得粉碎，讓國際社會再次正視巴以問題，也讓以色列國民重新意識到，恐怖和危險從未遠離，內塔尼亞胡只是讓他們對此視而不見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