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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聲》:一群聽障學生的恐怖遭遇,一個封閉的群層空間裡的恐怖遭

《無聲》應該是近年來最受關注的一部華語電影。不少人已經拿它和文晏的《嘉年華》、甚至是韓國的《熔爐》相提並論。

因為同樣根據真實事件改編,《無聲》上映後,引發廣泛關注,在寶島拿下八項提名,最終收穫新演員獎和最佳音效獎。

同《嘉年華》和《熔爐》一樣,它也關注未成年人被侵犯的敏感話題,但《無聲》的關注人群更為邊緣化,講述了一群聽障學生在特殊學校,這個較為封閉的群層空間裡的恐怖遭遇。

該事件發生在一所面對聽障青少年設立的學校中,據媒體揭露:該學校自2009年開始,就發生多起校園侵犯和霸凌事件,涉案164樁,受害者多達92人,最年輕的受害者只有小學二年級。

此案件調查前後持續八年多,當時即有媒體將其報道為:臺版“熔爐”事件!

同樣都是聽障人士,而且還是稚氣未脫的未成年人,原本他們之間應該相互幫助,特殊學校可以為這群倍感孤獨和自卑的孩子們一個“遮風擋雨”的安全地,卻不想,正是這個看似安全的地方,成為了不少聽障少年的噩夢之地,甚至影響了他們未來的人生。

身為異類的孤獨

影片最讓人震驚的一幕發生自聽障女孩姚貝貝被一群男生在校車上侵犯後的求饒,她含淚告訴才轉學來的大男孩張誠,“沒關係,你跟他們一起欺負我就好了”。

一次次遭遇同伴的侵犯後,姚貝貝不但沒有告發,反而繼續和那群男生一起玩耍。在她看來,“我們只是一起在玩”,“我不願失去這群同伴”,“我更害怕學校之外的排異和孤獨”。

身為聽障人士,姚貝貝和張誠這樣的年輕人在社會中常常吃“啞巴虧”。人們沒有耐心、也沒有辦法同他們正常交流。

他們用手語,不但無法完成溝通,而且還會被看做“異類”,讓人覺得“很奇怪”,而且因為溝通效率低,被正常人嫌棄,覺得“真的很浪費時間”。

影片第一幕就表達出了聽障人士在社會中遭遇的“不方便”。原本是老人偷了張誠的錢包,可警察帶有偏見的認為老人是好人,而且因為老人能夠和警察正常溝通,所以“血口噴人”,還搬弄了是非,陷張誠於被動。

特殊學校的老師來了之後,也不想明辨是非,為了儘快幫助張誠離開,也只是用自己的方式兩邊“欺瞞”,達成一個雙方都感到滿意的結局。至於真相和對錯,統統都不重要了。

這也是特殊學校之所以能容忍惡的根本原因。對於校長來說,學校大於學生,一些惡可以被包庇和掩蓋,一些學生可以被犧牲,因為如果學校關閉,像貝貝這樣的少女只能被家人鎖在家裡,她更沒有未來可言。

所以,姚貝貝忍受著一次又一次的侵犯,甚至到了願意做手術,犧牲自己的生育能力,避免懷孕,讓家人和同伴“安心”。

而另一邊,善良的張誠為了保護他人而不斷犯錯,在他的家人看來,他是個不省心的孩子,一樣得不到家人和朋友的認可。他們害怕孤獨,只能用憤怒和妥協兩種極端的方式作為迴應。學校對他們來說是“圍城”,也是地獄。

來自同類的傾軋

聽障不但讓他們對外界的感知力大大降低,而且“十聾九啞”,無法開口說話,讓他們在陷入危險後也無法呼救獲得幫助。

更令人細思極恐的是,這種傷害往往來自同類。

姚貝貝第一次被侵犯,居然發生在校車上。男同學一直認為不過是“玩一玩”,加上核心人物“小光”的唆使與幫助。到了後來,侵犯姚貝貝的人數從一個變成了幾個。他們都是患有聽障的少年學生,但他們不但沒有互相幫助,反而因為熟悉對方的缺陷,而更容易施加傷害。

象徵著青春和單純的校服,多次成為施暴的工具,因為聽障人士唯一能夠對外界產生感知預判的就是視覺,失去了視覺,又無法聽到聲音,連呼喊也無力,便徹底失去了反抗和呼救的能力。

影片一開始,將學校裡的男孩小光描繪成罪惡的源頭,他冷酷無情,防備心極高,一副小大人的樣子,顯示出遠超同齡人的成熟。

他夥同他人控制和侵犯“弱者”,包括姚貝貝、張誠或者更年幼的其他學生。凡是隻要不認同他的,違揹他意願的人,都將成為受害者。

但到了影片的後半段,謎底漸漸揭曉,原來“小光”才是最為悲劇性的人物。他在學校,從小被侵犯,對方靠山強大,令校長都敬畏三分。

更讓小光痛苦的是,因為多年的被動處境,加上身為聽障少年的孤獨和自卑感,他居然對向他施暴的成年人產生了認同和依賴。

“我原本應該恨他的,但內心卻又有抑制不住的高興”,“我這種人還有資格生活在世上嗎”?

弱者對弱者是施暴,同類人之間的相互傾軋,是《無聲》最令人絕望的地方。無論是片中為學生伸張正義的老師王大軍,亦或為了保護貝貝,不惜侵犯其他同學的張誠,他們或多或少都因自以為是的善意,對其他人造成了傷害。

王大軍質疑校長對於“惡”的默許,認為在她心裡,學校高於學生。但校長的話也不無道理。學校中,老師和她的默許,的確讓學生之間的侵犯行為大量滋生。幾年下來,有高達上百人遭受了騷擾和侵犯,校園暴力層出不窮,不是安裝幾個監視器就可以根除的。

可校長也有難處,為了保護學校的利益,孤軍奮戰的她又不得不犧牲一些學生的利益和安全。這些聽障學生最害怕的是孤獨和歧視,學校給了他們安全和歸屬感,不是簡單的非黑即白可以說清楚的。

聽障學生身為異類的孤獨感,以及同類之間因為壓抑而洩憤的同類傾軋,讓這群孩子既是受害者,又成為了施暴者,而那些旁觀者極有可能變成下一個受害與施暴者。

封閉的學校為聽障學生提供了保護,同時也讓“弱者間的施暴”形成了難以扭轉的輪迴之勢。

而在其中的學生,就像正在努力學會游泳的姚貝貝一樣,只能憋氣忍受,期待早日學會,脫離苦海和控制,有一片自由和安全之地。

認同才是最好的保護

異類和同類的劃分是簡單粗暴,有些不近人情的。影片中多數學生,並非單純的加害者,他們往往也是受害者。片尾,曾經的旁觀者和受害者,看見比他更小的學生後,那件象徵著霸凌的校服在一旁發出惡魔般的光亮。

忍受著羞辱和孤獨的他,是否會和小光一樣,成為下一個殘酷的施暴者呢?影片在他即將做出選擇時戛然而止。

電影在這一刻,把聽障學生的命運和未來丟給了觀眾。

導演柯貞年的話說,這是一部關於“認同”的電影,故事想傳達的不是對與錯的問題,更不是批判,而是試圖去看到、聽到那些無能為力。

“在凝視他人痛苦的過程中,我盼望的是更多的對話,在充滿喧囂的寂靜背後,是孤獨,是不知道該怎麼辦得不安,我們必須更用心的體會,才能放下歧視,讓世界充滿愛。”

《無聲》少了一些控訴,多了一份理解。它不僅僅試圖梳理出事件的實質因由,更是以一種理解和憐憫的角度去看待一個血淋淋的悲劇輪迴。

柯貞年探尋著侵害者與受害者關係間的內部倫理與內在邏輯,呈示出社會現實中無力而傷痛的一面。

所以,只有多一點理解,少一些歧視,用認同感去化解隔閡,讓“圍城”中的少年有勇氣走出自我內心投射出的陰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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