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瑜的人品，是否真的是“兩小無良”？《三國演義》中與周瑜人品心眼小、氣量小、無良心等相關的情節描寫，在傳世的正規史書中，全都沒有記載，純屬虛構，不可當真。既然純屬虛構，那麼周瑜的人品的真實情況，到底如何呢？
我們依然還是從《三國志》來考察。陳壽《三國志》筆下的周瑜的人品，歸納起來是三個“大”：大方，大義，大度，可以稱為“三大天王”。
先看第一個大，大方。周瑜字公瑾，廬江郡舒縣人氏，當時的舒縣，在今安徽省廬江縣西南。關於周瑜的籍貫，還有一種說法，說是在舒城縣，這是有問題的。因為正史明確記載，東漢的廬江郡之下，只有舒縣，而沒有舒城縣；舒城縣最早出現，是在唐玄宗開元二十三年，即公元735年，已經是周瑜去世五百多年之後才發生的事了。
《周瑜傳》中記載，他出身高官名門，家中極為富有，年輕時又“長壯有姿貌”，即身高體壯，外貌英俊。總之，他是典型的“高高富帥”一個，比現今大家說的“高富帥”，還多了一個高，高官名門的高。
但是，當時這位高高富帥，在平時幹些什麼事兒呢？他並沒有胡作非為到處幹荒唐事，而是認認真真在幹正經事。東漢獻帝初平元年（190），虛歲才十六的周瑜，前往北面不遠的壽縣（今安徽省壽縣），去拜訪一位叫孫策的非凡人物。不料這一去，就與孫氏家族結下了不解之緣。
孫策，字伯符，吳郡富春縣（今浙江省富陽市）人氏，是孫權的大哥。當時他父親孫堅，因為在中原討伐董卓，就將家眷帶到接近前方的壽縣。周瑜與孫策一見面，彼此就覺得十分投緣。一是志趣相投，都有遠大抱負；二是話語相投，雙方都十六歲，孫策只大一個月，於是二人結為生死之交。在這裡插一句，當時人們計算年齡，都是按照虛歲，而不是實歲來算，史書裡面都是這樣。
五年之後的東漢獻帝興平二年（195），孫策二十一歲，父親已經去世，他決心從江北打回老家江東，自創一番事業。他所經過的歷陽縣烏江渡，是長江的重要渡口，據說當初楚霸王項羽就在此處自刎。現今孫策要從這兒打過江東去創業，他能成功嗎？
老實說，事情很懸。因為江東地域廣大，而他力量很小。江東，也就是當時揚州的江南部分，有丹陽、吳郡、會稽、豫章四郡，共計六十四縣，大體相當於現今江蘇和安徽兩省的江南部分，再加上浙江、福建、江西三省的全部，在冊人口多達三百四十多萬。而他才有一千多步兵，幾十名騎兵，要吞下這麼大一塊地盤，你說懸不懸？
但是，他從烏江渡口上船時，隊伍卻陡然變成五六千人馬，什麼原因呢？原來，早已得到孫策通報的周瑜，千方百計籌措巨資，在此招募軍隊打造船隻，預先做好準備，單等孫大哥的到來。《孫策傳》說孫策最初“兵才千餘，騎數十匹。比至歷陽，眾五六千”。從一千多猛增到五六千，這多出來的四五千，正是周瑜無償奉獻給孫策的超級大禮包。孫策也正是憑藉這支兵馬橫掃江東，打下了孫吳的基業。你說周瑜大方不大方？
後世有人認為，周瑜的伯父周尚，在丹陽郡當太守，當時周瑜曾到丹陽郡探親，所以這批軍隊，不是他自己招募來的，而是從周尚的郡政府帶過來的，完全是借花獻佛。這一說法，是因為不熟悉當時丹陽郡的地理和政局而產生的誤解。周尚當過丹陽郡太守，的確是事實。但是，揚州的丹陽郡，位於長江南岸，正是孫策打過江東時，最先要登陸的地方。更為關鍵的是，孫策渡江之時，丹陽郡的沿江一線，早就已經被東漢朝廷委任的揚州刺史劉繇佔據，並且嚴密封鎖了南岸的沿江渡口，目的是要阻止袁術的勢力打過江南。而當時還屬於袁術部下的孫策，正是劉繇防備的主要物件；孫策渡江之後，首先攻擊的敵對目標也正是劉繇。所以劉繇預先就把手下的兩個得力下屬——吳景、孫賁強行驅逐出境，因為吳景是孫策的舅舅，孫賁是孫策的堂兄。在這種情況下，劉繇會允許周瑜從自己手中的丹陽郡，隨便帶走一大批軍隊，而且順利透過自己的封鎖線，前往北岸去資助自己的死對頭孫策嗎？只要去看一下《三國志》中《吳書》的相關傳記，再翻查譚其驤先生的《中國歷史地圖集》，就會明白這是絕對不可能的事。
再說第二個大，大義。大義是倫理道德上的重要道理和基本原則。當時儒家思想盛行，最看重的是君臣大義。那麼周瑜深明君臣大義嗎？
東漢獻帝建安五年（200）四月初，孫策被仇家刺殺，年僅二十六歲。他十九歲的二弟孫權匆忙接了班。突發鉅變，使得江東的政局頓時嚴峻起來。
在外部趁火打劫的，有西面上游的軍事小強人黃祖。黃祖與孫家是世仇，孫堅九年前就死在他部下之手。黃祖一聽孫策丟了命，馬上順流而下，進攻對方的邊境重鎮柴桑（今江西省九江市西）。
在內部動手作對的，還有山越。當時丹陽、會稽、豫章三郡的交界，也就是現今浙江、安徽、江西三省交界的山區，有大量被稱為“山越”的山民。孫策曾嚴厲鎮壓山越，他一死，山越馬上加強了武裝反抗，成為孫氏政權的心腹之患。
內外形勢嚴峻，倉促上臺的接班人又太年輕，孫吳的政局就開始波動。三國志卷四十七《孫權傳》中就說：“天下英豪布在州郡，賓旅寄寓之士以安危去就為意，未有君臣之固。”這一段話，以往多次有人提及，但是多半都沒有解釋到位。此處的“天下英豪”“賓旅寄寓之士”，都不是泛指，而是各自有特定的含義。孫吳的統治基礎，主要由三大力量組成，即孫氏宗族、從江北前來投奔計程車大夫以及江東的土著大家族。此處的天下英豪，是指江東本地土著家族的英雄豪傑，他們分佈在揚州江南各郡；而賓旅寄寓之士，則是指此前從江北投奔過來的人。這兩大類人物，都在觀望政局的安危，以便決定去留，動搖不定，沒有同孫權形成穩固的君臣關係。這“未有君臣之固”一句，可謂完全點中了當時政局的要害。
危急時刻，幸好有人站出來，起了關鍵性的維穩作用，他就是周瑜。
孫策突然死亡時，周瑜還遠在廬陵郡的巴丘縣（今江西省峽江縣），鎮守西部邊境。當他點起精兵，風塵僕僕趕回政治中心吳縣（今江蘇省蘇州市）的時候，正是政局動盪的緊急關頭。周瑜一到，立即採取了行動。什麼行動呢？《三國志》卷五十四《周瑜傳》記載：“是時權位為將軍，諸將賓客，為禮尚簡；而瑜獨先盡敬，便執臣節。”說是孫權剛剛繼承權位，身份上只是將軍稱號，所以手下的將領和賓客，對他的禮節還很簡略隨便；唯獨周瑜帶頭向孫權盡心尊敬，履行臣僚的謙卑禮節，比如見面要行跪拜大禮，孫權在座時要肅立兩旁，等等。
周瑜此舉，實在是當時維護穩定的有力措施。你想，為何人心會浮動？因為孫權這根主心骨沒有立起來。怎樣立起來？先就要樹立他的君主權威。怎樣樹立權威？關鍵是要使臣僚充分尊敬他。怎樣尊敬他？必須在朝堂之上建立起嚴格的君臣尊卑禮儀秩序，不能自由散漫，目無君主。那麼由誰來帶頭最好？自然非周瑜莫屬：功勞最大，當初孫策創業，主要兵力就是由他提供；威信最高，是首席將領，戰功卓著；實力最強，此番隨身就帶回一支精銳兵馬，作為穩定政權局勢的堅強後盾；身份關係最特殊，十年前就與孫策親如兄弟，孫權的母親將他當作親生兒子，小他七歲的孫權也將他視為兄長。
周瑜這樣畢恭畢敬一帶頭，孫吳朝堂之上，那種君不君臣不臣、無組織無紀律的狀態，很快消失乾淨。孫權高坐在上，威嚴莊重，發號施令，像模像樣地當起君主來。抵抗黃祖，解決山越，一切有序進行。主心骨立起來了，人心安定了，危機也就自然消除了。這算不算周瑜深明大義的證據？當然算。
最後說第三個大，大度。周瑜的性格度量，《周瑜傳》也有記載：“性度恢廓，大率為得人，唯與程普不睦。”性格度量恢宏開朗，大體上說很得人心，只是與程普關係不和睦。《三國演義》把周瑜描繪成心眼很小，難以與人相處，就是從他與程普關係不好這一句生髮出來的。那麼他與程普關係不好，又是為何呢？
孫吳的將領群體，按年資分為三期：孫堅時加入的，可以稱為黃埔一期，孫策時加入的是二期，孫權時加入的是三期。周瑜是二期的佼佼者，而程普則是一期的老資格。關於兩人的矛盾，《孫皎傳》中也有檔案：“昔周瑜、程普，為左、右部督，共攻江陵；雖事決於瑜，普自恃久將，且俱是督，遂共不睦，幾敗國事。”赤壁大戰，孫權出兵三萬，分為左、右部分，任命周瑜、程普分別擔任主將；雖然全軍的指揮權屬於周瑜，但是程普認為自己資格比周瑜老，職務又是平級，就與周瑜鬧矛盾，鬧意氣，差點壞了國家抗禦強敵的大事，造成嚴重後果。
周瑜又是如何對待程普的呢？《周瑜傳》裴松之注引《江表傳》記載說：“普頗以年長，數凌侮瑜；瑜折節容下，終不與校。普後自敬服而親重之，乃告人曰：‘與周公瑾交，若飲醇醪，不覺自醉。’”程普仗恃年紀大，多次欺辱周瑜；周瑜總是放下身段容忍對方，始終不與之計較。程普後來認識到自己不對，對周瑜敬重佩服之至，告訴別人說：“我與周公瑾交往呀，就好像飲用醇厚的醪糟酒，不知不覺自己就被他感化醉倒了！”那時候，還沒有經過蒸餾的高度數白酒，人們飲用的是米酒。米酒連帶米糟，叫做“醪”，又稱“濁酒”，酒味更醇厚。去除了米糟，則稱清酒。
將上面的檔案對照起來看，就真相大白了。原來周瑜和程普不和睦，只是出現在赤壁大戰的短時間內，後來就完全化解了。而且起因在程普，與周瑜無關。周瑜氣量大，始終不計較，結果不僅使程普慚愧佩服，更重要的是顧全了赤壁之戰的大局。
史書中周瑜真實的人品，是大方、大義和大度。陳壽筆下的“陳三點”，與羅貫中“兩小無良”的“羅三點”，顯然有天淵之別。問題就來了，羅貫中為何要把周瑜的人品，寫成與真實情況絕然不同的模樣呢？
謎團也要從陳壽《三國志》開始破解。這部書為紀傳體正史，是以皇帝的本紀，即正統皇朝的編年大事為經線，人物的列傳為緯線，編織起歷史的全貌。但是三國分立，大家都稱皇帝，選取哪家做本紀，也就是作為正統呢？兩個原因使陳壽必須選曹魏。一是事理。曹魏最先稱帝，而且皇冠直接從東漢獻帝手中得來，用古玩收藏家的話來說，屬於傳承有自。二是處境。陳壽的書寫於西晉，而西晉的皇冠又從曹魏得來；不以曹魏為正統，就是不以西晉為正統。果真如此，陳壽不僅書寫不成，小命都可能不保。於是，本紀就放在記載曹魏歷史的《魏書》中，比如《武帝紀》《文帝紀》等；而記載其他兩國曆史的《蜀書》和《吳書》中，其君主則被當作割據的諸侯來對待，君主編年大事被稱為傳，如《先主傳》《吳主傳》等。
陳壽此舉，後來引起“尊劉抑曹”人士的抵制。東晉習鑿齒《漢晉春秋》、南宋朱熹《通鑑綱目》，就都改以蜀漢為正統來寫三國曆史。東晉和南宋，都是中原漢族王朝滅亡之後，偏安江南的小王朝，處境與蜀漢類似，所以會有如此反應。習鑿齒的影響小，儒學泰斗朱熹的影響卻很大。《三國演義》恰好產生於朱熹之後不久的元末明初，所以有濃厚的“尊劉抑曹”傾向，也就很容易理解了。而清代初年，毛宗崗全面整理《三國演義》，又在朱熹《通鑑綱目》的影響之下，再度加重了這方面的傾向。比如開篇第一回，就是美化蜀漢君臣的“宴桃園豪傑三結義斬黃巾英雄首立功”；全書的正面形象中，君主群體的第一主角是劉備，文臣群體的第一主角是諸葛亮，武將群體的第一主角是關羽；另外，蜀漢的人物，在全書中佔據的文字分量也很大。
要“尊劉”，就必須大力增添蜀漢人物的光輝，特別是孔明的光輝。孔明出山第二年，就碰上赤壁大戰，這正是增添他光輝的大好機會。最有效的方法就是陪襯法，挑選著名的精英來陪襯。陪襯者的人品和人才，處處都比他差一大截，處處都不是他的對手，孔明不就大放光芒了嗎？不幸被選中的著名精英，第一位就是周瑜，另外還有魯肅。於是，“陳三點”就變成了“羅三點”。
周瑜和魯肅，兩人還各有分工。在人品方面做陪襯的活兒，主要安排周瑜去幹，心眼小，氣量小，再加無良心，不是兩小無猜，而是成了“兩小無良”。在人才方面做陪襯的任務，則主要安排魯肅去幹。歷史上真正的魯肅，其實是一位志向遠大、善於策劃的大能人。孫吳的發展規劃，或者說孫吳版的“隆中對”，就出自他之手，這在《三國志》卷五十四《魯肅傳》當中，有詳細的記載。但是在《三國演義》中，他卻是一個迂腐得有點呆傻的人，就像一個沒有智商的玩具木偶，被孔明支配得團團轉，叫他幹什麼就幹什麼。除了陪襯法之外，還有另外的手段來為孔明增添光輝，比如無中生有法、移花接木法，等等。
你會問，這樣一來，周瑜的人品就嚴重失真了，羅貫中能這樣做嗎？回答是：能。因為在《三國演義》問世之前，民間文藝作品已經在這樣做了。比如元代《三國志平話》就說，赤壁之戰時，孫權任命周瑜去抗擊曹操，周瑜捨不得自己的嬌妻小喬，不想上任去為國家效力，虧得諸葛亮來勸他，給他做思想工作，說要是不去，曹操打過江東，定會把你的寶貝嬌妻搶了去，周瑜這才趕緊上了前線。又如元代雜劇中，就有《七星壇諸葛祭風》《諸葛亮赤壁鏖兵》《諸葛亮火燒戰船》的劇目。只要吸收類似的民間素材，再經過自己的深加工，“兩小無良”的“羅三點”就可以新鮮出爐了。
由此可見，羅貫中對陳壽的《三國志》，並非完全如他原來書名所標示的那樣，是對於原著的通俗性推廣，而是有重大的改寫。一是主題傾向，從“尊曹”變成“尊劉”；二是內容成分，加入了大量的虛構和移植。作為文學範疇內的小說，書中這種做法完全沒有問題。我們把它作為藝術作品來盡情欣賞，也完全沒有問題。不過，正是因為裡面有大量的無中生有和移花接木，所以它已經不再是正規的史書了，也就不能當作完全真實可信的歷史來加以引用、闡述和借鑑。換句話說，羅貫中打一開始，就壓根兒沒把這本書作為史書來寫，而後世的我們，要是把它當作史書來看，不是一個大誤區嗎？打個比方來說，這有點像是藝術品收藏中，後代高階仿品與當時文物真品的區別。青花瓷的後代高階仿品，古雅漂亮，賞心悅目，放在家中作為藝術品欣賞完全沒有問題。但是，如果哪天認了真，拿去找專家鑑寶，硬要說它是當年的官窯真品，就不合適了。
摘自方北辰《三國名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