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時期，隨著新文化運動的興起，既有胡適、魯迅、錢玄同等人提倡白話文、貶孔夫子儒學，又有國學大師章太炎、黃侃等人致力於儲存漢古音、文言文。某種程度上來說，民國大師的爭論有點類似春秋戰國時的百家爭鳴。當時出現了一個“新考據學派”，由王國維、陳寅恪等人共同形成，對中國傳統文化進行新式考證之後，自然就出現了很多新的觀點。

當時很多傳統的學術認知都遭到了懷疑，比如1923年胡適曾經在《西遊記考證》中提出“孫悟空”的原型是外來的印度神猴，即印度史詩《羅摩衍那》中的哈奴曼；比如陳寅恪曾透過系列考證，提出中國歷史上著名神醫華佗疑似印度人的觀點，並且也列出了3大證據，咋一看難以反駁。

陳寅恪既是古典文學研究家也是歷史學家，精通詩文、語言學，學識豐富，在民國文壇堪稱頂尖，任教於清華時更被稱為“教授的教授”，地位非常高。除了教育工作，陳寅恪在歷史研究和考據方面的成就也極其突出，他做考據時創造性地大量運用“詩史互證”法，成果累累。簡單點說，就是把詩詞的史料價值重視起來，彌補正史不足。

除此之外，陳寅恪還熟練掌握十幾門外語，因此在考據工作中，陳寅恪習慣將中文資料、外文資料放在一起研究；他深受西方歷史語言考證學派影響，繼承傳統又注意創新，在歷史研究中加入文化觀點，“華佗外來說”便是基於陳氏考據方法而來的，如果按《三國志》等中國史書的記載——

華佗大約出生於公元145年，卒於公元208年，沛國譙縣人，也就是如今的安徽亳州人。華佗的故事我們從小聽到大，已經熟悉得不能再熟悉，傳說華佗妙手如神，發明麻沸散，精通外科和心理療法，曾寫過一本《青囊書》，提倡養生髮明“五禽戲”，總而言之醫學貢獻很大。

有關華佗的記載，在古代各種史料文學典籍中都很多。華佗是中國人這點自古以來很少有人懷疑過，那為什麼陳寅恪會提出華佗疑似印度人的觀點呢？這一觀點其實源自1930年六月清華學報上陳寅恪發表的文章《三國志曹衝華佗傳與佛教故事》，文中的三點證據說起來也並不複雜。

第一點便是陳寅恪經過考證認為華佗這個人物是真實的，但陳壽的《三國志》和裴松之《三國志注》糅雜了一些佛教傳說，對華佗的描寫有些地方失真了。華佗醫術高超到不可思議的地步，竟然能夠割腸救人，如果華佗真那麼厲害，那些受肢體分離之刑的人都能夠很快康復了，顯然不現實。（原文選段：斷腸破腹，數日即差，揆以學術進化之史蹟，當時恐難臻此。）

第二點便是華佗的名字，華佗，字元化，陳寅恪認為“華佗”二字在當時的漢語語境裡應當是藥神的意思，天竺語即為agada，翻譯漢語為“阿伽陀”或“阿羯陀”，印度佛典中這個詞很常見，華佗的故事應當與佛教傳說有很大關係，其神奇經歷是民間比照印度神話新增上去的。

第三點便是華佗的一些發明記載也和印度有千絲萬縷的關係，比如麻沸散，麻沸散原料曼陀羅花，曼陀羅在梵文中為Mandala，此外，華佗使用的一些治療方法與佛典《奈女耆域因緣經》中記載的天竺神醫“耆域”很相似，不排除華佗是外來神醫的可能。

當然，如果據此認定華佗就是印度人，未免也讓人難以信服，畢竟印度人和中國人長相有不同，而《三國志注》的作者裴松之是個酷愛考證容貌的史學家，距離華佗的年代不太遠，如果華佗的相貌迥異於中國人，史書中不可能半點不提。

總的來講，陳寅恪的考證是基於對文化糅合的肯定，無論華佗身份如何成謎，都無法掩蓋他在傳統醫學上的成就；而陳寅恪的新式考證法也非常縝密，可以看出西方科學思維方式的痕跡，正是有了如他一樣的民國大師們的努力，才讓我們的史學研究不至於陷在固定思維圈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