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虞之際，於斯為盛”——《論語-泰伯》

在二十年代初期，曾有一些學者提出過幾乎推翻先秦以前所有歷史研究的一句話，那便是“秦以前的歷史均不可考”。這類學派在民國初年西方文化衝擊尤甚之時，具有較大的社會影響力，當時的人們普遍對中華文化不自信，因此造就了一批忠實的信徒。他們如此言說並非空穴來風，而是有一定理論基礎的，畢竟我們現在所能夠閱讀到的紙質書籍，都是漢朝以後才慢慢出現的，包括傳統的四書五經，經歷了秦始皇的焚書坑儒，直到一百年後這才被孔子後人從孔壁裡拿出奉上，很難讓人不聯想到這是一場後人附會的政治作秀。

不過，伴隨著甲骨文的出現和歷史學家們的苦心鑽研，最終用殷商時期留有文字記載的結論，堵著了這些歷史虛無主義者“先秦歷史不可考”的結論。按照王國維的雙重印證法，地上紙質書籍和地下古物必須相合印證，這才能真真正正的證實歷史，這也被後世考古學家們視作考古工作的基本要求。

甲骨文的出現和殷墟的發現，最終印證了商朝在中國是切切實實存在的，孔子尚書當中所記載的先秦歷史並非虛言。甲骨文的發現將中國可考的歷史提前了上百年，但也只能止於商朝，對於之前的夏朝，依舊沒有地下文物出土的文字記載印證，但我們相信，在未來的某一天，必然會得到證實。

實際上，關於夏朝的記載，在很多古書當中都有描述，它也被歷史教科院視作中國最早的朝代，在中國人啟蒙之時被予以學習。不過，真正讀過《尚書》原文的人，都會知道，中國最早的朝代並不一定是夏朝，在這之前還有虞朝。虞朝，是一個神奇的存在，就連後世留有的記載對其都是一知半解，著名歷史學家王國維甚至直言自己只能夠看懂這本書三分之一的內容，如此看來《虞書》真乃天書也，因此我們只能在浩如煙海的史書典籍裡窺見它的部分情況。古今第一“天書”，至今無人能全懂，王國維也只看懂三分之一。

《虞書》是《尚書》的第一篇，開篇第一章為《堯典》，顧名思義，我們能夠知道《堯典》所記載的是先皇堯的故事。“欽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讓，光被四表，格於上下”這句話簡要描述了堯高尚的品德，其中“欽明文思”被後世學者認定為堯身上體現的四種不同的美德。那麼，堯究竟做了那些事情，讓後人能夠如此歌頌其高尚的品德呢？

首先，他為農業制定了相關曆法。我們知道古代生產力十分低下，人們大多是靠天吃飯，一旦天氣不好，一年的收成就有可能作廢，所以必須要學會順天應時來耕種。這樣看來，曆法就顯得尤為重要，人們可以依據曆法所體現的四季變化規律，來合理安排勞動耕作，在很大程度上人為的提高了農業成產率。

其次，就是對於官員的選用。“官者，民之父母也”，他們掌握王提供的部分權力，庇佑一方百姓，但權利是一把雙刃劍，倘若使用不當，會給民眾帶來沉重的負擔。因此一個品德高尚的王，一定要能夠合理的選用德才兼備的官員，讓他們帶著自身的信念為人民服務。堯就是這樣一個人，他任人唯賢，在賢中選才，所選出來的官員都是能夠辦實事之人，因此在他統治期間，社會安定，不尚殺伐之事。最後就是傳位了，堯沒有將王位傳給自己心愛的兒子，而是傳給了能力出眾，心懷天下的舜，這一做法起初還遭到了人們的反對，但他堅持唯賢而不唯親，給後世帝王樹立了一個典範。

《堯典》屬於《虞書》的一部分，但非全部，歷史學家們能夠將它破解出來已是極不容易。對於後面關於虞朝的記載，我們只能夠得知，他與華夏祖先黃帝的事蹟密切相關，但《虞書》晦澀難懂，後世學者很難直接從這本書的內容提煉出什麼直接的內容，只能夠透過《史記》和其它史書的描述，來契合該書的內容。

總而言之，對於《虞書》這本天書的破解並非一朝一夕之功，我們作為普通的歷史愛好者，能夠做的就是正視歷史，靜待官方對於《虞書》正確的解釋。

參考資料：《禮樂秩序的萌生——〈尚書·虞書〉的法文化闡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