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篇系精讀中國史連載281，《明朝史話》連載06，歡迎收看。
明成祖朱棣病死於榆木川后，皇太子朱高熾即位，改元洪熙，是為仁宗。仁宗只當了10個月的皇帝，便於洪熙元年（1425）五月病死。仁宗死後，其子朱瞻基繼位，改元宣德，是為宣宗。
仁宗、宣宗統治期間，基本上繼承洪武、永樂時期的政策，吏治比較清明，並在一定程度上讓老百姓休養生息，社會經濟繼續向上發展，因而，史學家頌揚這一時期的統治為“仁宣之治”。
仁宗在位期間，重用大臣“蹇夏”和“三楊”，依靠他們管理朝政。
“蹇夏”即賽義和夏原吉。蹇義字宜之，四川巴縣人。夏原吉字維喆，祖籍江西德興，父親在湖南湘陰當官，便定居在這裡。
他們倆都是從洪武朝就開始任事的老臣。明成祖即位後，蹇義被提為吏部尚書，夏原吉被提為戶部尚書，掌管了六部中的兩個最重要的部。
蹇義為人厚重，作風謹慎，是掌管吏部的理想人才。他熟悉朝廷的典章制度。夏原吉則精明能幹，他還曾經向成祖提出裁冗食、平賦役、嚴鹽法、清倉場、廣屯種等經營財政的建議，都得到採納。
永樂一朝，頻年用兵，有徵安南、徵蒙古之役；大興土木，改建北京城，修築宮殿；疏浚吳凇江，修大運河；製造鉅艦，多次派遣鄭和出使西洋諸國。為此，朝廷的財政支出以數萬萬計。夏原吉精心管理，有條不紊。
蹇義和夏原吉歷事五朝（洪武、建文、永樂、洪熙、宣德），一個當了34年的吏部尚書，一個當了29年的戶部尚書，長期掌握朝廷重權，當時臣民並稱為“蹇夏”。
“三楊”即楊士奇、楊榮、楊溥。楊士奇名寓，士奇是他的表字，江西泰和人；楊榮字勉仁，福建建安人；楊溥字弘濟，湖廣石首人。
三人也都是建文朝的舊臣。明成祖即位，楊士奇和楊榮同時進入內閣，並久任至正統朝，在內閣的時間分別為42年和38年。楊溥於宣宗即位後入閣，在內閣的時間也長達21年。他們三人都是五朝（建文、永樂、洪熙、宣德、正統）元老，並且都久任閣臣，故時人合稱為“三楊”。
“三楊”中， 楊士奇剛直敢言，在永樂朝受命輔助太子監國；楊榮多謀善斷，有軍事才能，曾多次隨從成祖出征漠北；楊溥是仁宗當太子時的老師，為人恭謹，被譽為有“雅操＂。其實，“三楊＂中楊溥的才幹和影響遠不如其他二楊。
仁宗在“蹇夏”和“三楊＂的輔助下，實行了一些開明政治，其中之一就是他本人能夠納諫。他曾對楊士奇說：“為君以受直言為明，為臣以能直言為忠。……今後，我如果有什麼不對的地方，你們儘管直言指出，別擔心我不會聽從。”
他這樣說了，也確實這樣做了。在他當太子監國的時候，有一個御史得罪了他，即帝位後，他想懲辦這個御史。楊士奇勸諫說：“陛下即位之時，下了一道詔書赦免以前忤旨者。現在如果還要辦御史的罪，就是不守信用。這樣，做臣下的會感到寒心。”楊士奇這一說，仁宗就改變主意，不計御史的前咎。
永樂一朝，經年征戰，工役頻舉，支出浩繁。雖然當時的經濟繁榮，國庫殷實，但在這20年左右的時間裡，耗費的物力畢竟是太多了。仁宗即位後，注意到百姓在永樂時期的負擔，實行了與民休息的政策。他一即位就下令停止為宮中採辦寶石、金珠、馬匹以及燒鑄進供等等。
在往年，北京、山東兩地要交棗80萬斤以作宮中香炭之用，這是常賦，並不是額外採辦。仁宗也下令只徵一半。
工部要修理軍器，準備向百姓徵布漆。仁宗命令以官鈔到市場上購買，不許向百姓徵派。他說：“古時候的土賦，都是隨地所產，不強徵其所無。而往年像丹漆、石青之類，官司不根據物產，一概從郡縣徵收。小民要聚集銀錢，到市上買了來交納，吏胥得以從中營私舞弊。今後一律禁止。”
凡是地方受災，他都下令蠲免田賦，發放官糧賑災。他在位的短短10個月時間裡，多次蠲免災區賦糧和發放官粟賑災。
洪熙元年四月，山東、淮安、徐州等地饑荒，地方官卻照舊催逼賦稅。仁宗得知後，命楊士奇起草詔書，蠲免夏稅一半，並停罷一切官買物料。楊士奇認為這事應該透過主管的戶部和工部。仁宗說：“戶部和工部可以慢些讓他們知道。救民如拯溺，不可片刻遲緩。戶部和工部如果得知要蠲免，他們怕影響國家費用，一定會猶豫不決。”命楊士奇即刻草詔蠲免。當時有一個戶部尚書，就是因為不徹底執行蠲免賦稅的命令而被解除職務的。
為了保證百姓的休養生息，仁宗還派遣監察御史分巡天下，考察官吏。他對貪官汙吏深惡痛絕，經常對司法機構的官員說：“國家要恤民，一定要從清除贓吏做起。“凡是發現官吏貪贓害民的，都進行懲辦。如有一個太監在四川採辦木料時擾害百姓，仁宗命令副都御史戈謙前去調查嚴辦。
洪熙元年五月，仁宗病亡。宣宗朱瞻基繼位。漢王朱高煦乘仁宗新亡，宣宗剛即位之機，於宣德元年（1426）八月發動叛亂。
朱高煦是仁宗的同母弟，為人狡詐兇悍，善於騎射，一向以雄武自負。成祖死的時候，他就在窺測風向，蠢蠢欲動，後來沒得到下手的機會。10個月後，仁宗又死，朱瞻基從南京奔喪，高煦陰謀在路上伏兵邀擊，因事出倉促，未能得逞。宣宗即位後，一再曲徇其意，但他處心積慮，總想發動叛亂，奪取皇位，終於在宣德元年八月起事。
朱高煦效法其父朱棣的故伎，指夏原吉等人為奸臣，聲稱自己是舉兵＂靖難＂。他派人暗中到北京聯絡英國公張輔為內應。張輔逮捕來人，告發他的陰謀。
面對朱高煦的叛亂，該如何平定呢？有人主張派陽武侯薛祿前去征討，楊榮極力反對。他說：“難道沒見到李景隆的教訓嗎？”他建議宣宗親征，說： “朱高煦以為陛下新立，一定不會親征。如今出其不意，以天威臨之，事無不濟。”
宣宗徵求夏原吉的意見，夏原吉同意楊榮的主張，認為先聲可奪人之心，應由宣宗親征，一鼓而平之。於是，宣宗下定決心，率大營五軍將士，親征朱高煦。
宣宗一面派人到樂安城中傳詔，曉以利害，令其投降；一面指揮大軍直赴樂安城下，圍困四門。城中人心瓦解，朱高煦手下的將士甚至密謀逮捕他獻城。
朱高煦走投無路，被迫出城向宣宗請罪。宣宗執捕他父子，班師回朝，叛亂平定。
朱高煦被抓到北京後，被廢為庶人，囚禁在西安門內的逍遙城。一天，宣宗到囚室看他，他趁宣宗不注意，伸出一腳把宣宗勾倒在地。宣宗大怒，命令衛士用一個300斤重的大銅缸把他蓋住。但是，朱高煦力大，頂缸而起。宣宗命人在缸上堆起許多木炭，點火燃燒。朱高煦被活活燒死。
宣宗在位期間，仍然重用“蹇夏”和“三楊”等一班老臣，並繼續執行仁宗的與民休息的政策。他對民間的疾苦有一定的瞭解。在一次外出還京的路上，他看到幾個農民在田裡耕作，便帶著幾個官員前去看望，下馬詢問稼穡之事，並接過農民手中的犁把推了三下，說：＂朕只推三下，就已覺得累了，更別說常年在幹這種活了。人們常說，勞苦者莫如農家，確是如此。”
他曾經親自寫《織婦詞》一篇賜給朝臣，並叫人畫成圖張掛於宮中，目的是要官員和眾妃嬪知道並記住百姓的艱辛。
正因為他了解百姓的一些疾苦，所注意與民休息而帶來太平盛世的皇帝，他說：“漢武帝好大喜功，海內虛耗，末年還能懲前過。唐玄宗初政，有貞觀之風，久而縱慾，遂致禍亂。這是漢武帝比唐玄宗好的地方。”
還說：“漢武承文、景之餘，煬帝繼隋文之後，開元之盛，遂有安史之亂，這些豈不都是仗著富庶而不知儆戒嗎？漢武末年還能懲過，而煬帝遂以亡國，玄宗終至播遷，這些都足以作為世人之大戒。”
他總結出一條歷史經驗：國家之盛，本於休養生息；而衰弱，必由於土木兵戈。
要與民休息，首先就須自己節儉。宣宗反對那種向百姓強徵暴斂以供帝王享受和充實國庫的做法。他說：“人君恭儉，則戶口日繁，財賦自然也就充足。”
在他剛即位的時候，有一個工部尚書向他提出，宮中御用器物不足，必須到民間採辦。宣宗制止他，並說：“漢文帝的衣服帷帳沒有文繡，史稱其恭儉愛民。朕也須以儉約率下。“
有一個和尚自稱要修寺為他祝福長壽，被他訓了一頓。他說：“人情沒有不想長壽的。古時候的人君，像商朝的中宗、高宗、祖甲，周朝的文王等享國最久，而那時哪有僧道、神仙之說！秦始皇、漢武帝求神仙，梁武帝、宋徽宗崇僧道，效驗可見。世人不悟，實在可嘆！”
作為一個封建帝王，能夠認識到這一點，也是難得的。宣宗不但自己較為儉約，對朝廷的費用和工程建設也反對奢侈。在修建仁宗的陵墓獻陵時，他遵照仁宗的遺囑，厲行節約。
蹇義、夏原吉極力贊同他的主張，認為這是利於萬世的措施。於是，宣宗親自規劃，僅三個月就修成陵墓。
獻陵在規模和華麗方面不如成祖的長陵，以後幾代皇帝的陵墓都以它為楷模，只是到世宗營建永陵時，才又開始奢華。
和提倡節儉相適應的是裁撤冗官。這個建議是宣德三年 （1428）蹇義首先提出來的，宣宗採納了，並叫他負責。宣宗還嚴禁將官擾害百姓。他到北方巡邊時，嚴厲申誡將士說：“有敢擾民者，殺無赦！“
錦衣衛指揮鍾法保建議在廣東東莞採珠，宣宗說他是要“擾民以求利”，把他罷官下獄。
宣德四年（1429），工部尚書吳中啟奏說：“山西圓果寺是國家祝福的地方，現舊塔損壞，希望能徵調力役修建。＂宣宗說：“你想借此求福嗎？我以安民為福。”不許他役民修塔。
即使是皇室、勳戚這些貴族，宣宗也嚴禁他們侵擾百姓。寧王朱權要求賜給他南昌的一片土地，宣宗不答應，對他說：“你身為親王，食租衣稅，現有的歲祿就夠多了。而一鄉之田，百姓靠它衣食，不該奪以自富。”
對於貪官汙吏，宣宗進行嚴厲懲罰。御史沈潤接受賄賂，宣宗說：“御史本是朝廷耳目，今受重賂，是耳目蔽矣”，把他謫戍遼東。
即使犯贓的是公卿大僚，也不輕饒。都察院左都御史劉觀，因為貪賄被逮捕下獄。工部尚書吳中私自把公家的木料、磚瓦贈送給太監楊慶建府第，也被 下獄。
對災荒地區，宣宗也實行蠲免田賦，開倉賑災。河南有一個知縣，沒經過請示就發放驛糧千石賑災，宣宗不但沒責備他專擅，反而表揚他不拘手續。他說：“如果要依照手續層層申報，那老百姓早就餓死了。“
當時一發生天災，老百姓為了逃荒，四處流移。而地方官府害怕流民變亂，派兵捕逐。宣宗對此一再申諭說：“饑民流亡，乃是出於不得已，如果再驅逐使之失所，則不仁甚矣。”禁止地方官捕治饑民，並派官進行賑濟。
有些流民在一個地方定居下來，並有了家業，而地方官府卻要驅逐他們回原籍。對此，宣宗也進行申誡，他說：“彼此皆吾土，只要民安就可。”允許流民在該地附籍。
在用人方面，宣宗親賢臣，遠小人。內閣大學士張瑛、陳山本是宣宗為太子時的東宮舊臣，二人寡學多欲，為官不廉。宣宗並不因為他們是自己的舊人而加以庇護，把他們調出內閣，貶了官。
都御史劉觀被罷官下獄後，楊士奇和楊榮舉薦顧佐接替他的職位。顧佐為官清廉剛直，約束下屬嚴格。宣宗命他考察諸御史，整肅朝綱。顧佐不負宣宗重託，到都察院後，貶謫了20位不稱職的御史到遼東為吏，又降了8人，罷了3人；同時，舉薦了40餘位清正敢為的人擔任御史，使之督察百官。
經過一番整頓，貪墨黜罷，朝綱肅然。一些受到彈劾的奸吏怨恨顧佐，便誣告他受賄、冤屈好人。宣宗明察是非，不為讒言所惑，辦了誣告人的罪，而對顧佐更加信賴。
在地方上，宣宗也叫“蹇夏”、“三楊”等推薦了一批廉直的官員出任府、州長官。這些人中有許多成為明史上的循吏清官。當時最具盛名的是況鍾。
況鍾字伯律，江西靖安人，宣德五年（1430）由蹇義等推薦任蘇州知府。蘇州的賦役負擔在全國是最繁重的，豪族猾吏更以此舞弊營私。況鍾第一次升堂辦事時，群吏環立，拿出一大堆公文請他處理。他假裝不懂，左右請教，全部按照吏目說的處理。群吏大喜，以為這個況知府是個糊塗蟲。
過了三天，況鍾召來群吏，對他們說：“那天某件事應該辦，你們加以制止；而某件事不應該辦， 你們卻硬要我辦。你們這些奸吏舞弊久了，根據你們的罪行應當被處以死刑。”當場捶殺了幾位為首的奸吏，把那些貪虐庸懦的全部斥退。
這件事震動了全蘇州府，此後，人人奉法，再也不敢亂來。
況鍾革除那些苛煩的陋規，凡是對老百姓不便者，都上書朝廷請求革除，僅賦糧一項就奏免了70餘萬石。每年還在濟農倉積糧幾十萬石，除荒年賑災外，平時還用這些糧食來為民間輸納雜辦和舊欠的田賦。
為了防止官吏在徵派賦役時進行敲詐勒索，侵漁小民，他制訂了一系列法規，嚴加管束。興利除害，不遺餘力，百姓奉之若神。況鐘的母親死了，按照封建禮教他必須離職守孝三年。但蘇州百姓捨不得他離去，到朝廷請求留任。
正統六年（1441），況鍾任期已滿，應當遷任，又有2萬多百姓去請求巡按御史，要求讓他再任。英宗准許了百姓的要求。後來，況鍾就死在蘇州任上。死的時候，吏民聚哭，為他立祠。
仁、宣二朝的開明政治雖然有其侷限性，但是，這個時期的政治與其他朝代比較畢竟還是較清明的，人民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休養生息。在這個基礎上，社會經濟向前發展，尤其是手工業和商業有較大的前進，出現了明朝前期封建經濟的繁榮景象。
只是可惜的是，仁、宣二朝的時間過短，大明“仁宣之治”，隨著宣宗朱瞻基的英年而逝，也結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