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捺缽”是契丹語的譯音，契丹語詞，意為遼帝的行營。自遼代以來，“捺缽”一詞由行宮、行營、行帳的本義被引申來指稱帝王的四季漁獵活動，即所謂的“春水秋山，冬夏捺缽”，合稱“四時捺缽”。
作為一種活動習俗，是指遼帝在一年之中所從事的與契丹遊牧習俗相關的營地遷徙和遊牧射獵等活動。［1］遼帝保持著先人在遊牧生活中養成的習慣，居處無常，四時轉徙。因此，皇帝四時各有行在之所，謂之捺缽，又稱四時捺缽。遼代不同時期四時捺缽的地區也有所變化和不同。
春捺缽
春捺缽也稱“春水”，意為春漁於水，地點一般在長春州（吉林白城市）東北35裡的鴨子河濼，又名魚兒濼，即今吉林省大安月亮泡。《遼史·營衛志》對鴨子河濼的描述是：“鴨子河濼東西二十里，南北三十里，在長春州東北三十五里，四面皆沙堝，多榆柳杏林。”
宋人王易《重編燕北錄》則說：“春捺缽多於長春州東北三十里就濼甸住坐。”正月上旬皇帝的車帳自遼上京出發，到達鴨子河濼以後先在冰上搭起帳篷，鑿冰鉤魚。鉤魚開始以前先派人於河上、下游截魚，以防逃散。鉤得頭魚，即於大帳置酒設宴，皇帝命前來祝賀的女真各部酋長依次歌舞，上壽助興。
待冰雪消融，天鵝飛回，乃縱鷹捕鵝獵雁，晨出暮歸，從事弋獵。其時皇帝冠巾時服，系玉束帶，於上風觀望。有鵝之處舉旗，探騎馳報，遠泊鳴鼓。天鵝受驚而起，左右圍騎舉旗猛揮。皇帝得到頭鵝以後，首獻宗廟，祭祀祖先，然後群臣各獻酒果，縱飲作樂。
夏捺缽
夏捺缽的主要地點為吐兒山，位於黑山東北。四月中旬皇帝起牙帳，車駕到達夏捺缽所在即將車馬停駐山中，皇帝主持北、南臣僚會議，與北面、南面大臣會商決策軍國大政。北面、南面官制在中國歷史上是遼人與時俱進的大膽創造，可謂首開一國兩制的先例。
北面官制以契丹故有的官制為基礎而有所發展，又稱“國制”，主要管理同契丹人相關的宮帳、部族、屬國之政；南面官制借鑑唐朝官制而加以變通，又稱“漢制”，主要任務是治理州縣、掌管財賦、分領漢軍。《遼史·百官制》稱遼朝“以國制治契丹，以漢制待漢人”，乃是對於北、南面官制的準確概括。
北、南臣僚會議是皇帝主持的北、南面官最高層的集會，會議結束以後皇帝拔牙帳前往行獵地點，遊獵張鷹，講習武藝。契丹官員和少量漢官扈從隨行，這樣有關契丹人的宮帳、部族、兵機、群牧之政即可由皇帝隨時處理；大部分漢官則離開捺缽返回中京，按旨處理有關漢人的日常政務。
秋捺缽
秋捺缽也稱“秋山”，意為秋獵于山。《遼史·營衛志》說秋捺缽在“永州西北五十里”伏虎林，這裡的“永州”，遼史專家傅樂煥所著《遼史叢考》（中華書局1984年版）認為當為“慶州”之誤。因為穆宗、景宗、聖宗、道宗和天祚帝時的秋山均在慶州，因而伏虎林也應在慶州附近。
《遼史·營衛志》在言及秋捺缽時說：“嘗有虎據林，傷害居民畜牧。景宗領數騎獵焉，虎伏草際，戰慄不敢仰視，上舍之，因號伏虎林。”除了獵虎以外，秋捺缽還有射鹿的安排。每年7月皇帝的車駕到達秋捺缽，皇族與高官分佈於山中濼水之側，待夜將半，鹿飲鹽水，令獵人吹角模仿鹿鳴，鹿乃紛紛奔跑而至，於是開始射鹿，俗稱“舐鹼鹿”，又稱“呼鹿”。
冬捺缽
冬捺缽在永州東南30裡的廣平澱，東西20餘里，南北10餘里，地甚平坦，四望皆積沙，樹木多榆柳。由於其地多沙，冬月稍暖，所以皇帝牙帳於此坐冬避寒，召開北、南臣僚會議，兼受北宋及諸國貢禮，得暇時則外出校獵習武。
北宋文學家蘇轍使遼時所作《虜帳》詩，曾記述廣平澱的冬捺缽：“虜帳冬住沙陀中，索羊織葦稱行宮。從官星散依冢阜，氈廬窟室欺霜風。舂粱煮雪安得飽，擊兔射鹿誇強雄。朝廷經略窮海宇，歲遺繒絮消頑兇。我來致命適寒苦，積雪向日堅不融。聯翩歲旦有來使，屈指已復過奚封。”
“禮成即日卷廬帳，釣魚射鵝滄海東。秋山既罷復來此，往返歲歲如旋蓬。彎弓射獵本天性，拱手朝會愁心胸。甘心五餌墮吾術，勢類畜鳥遊樊籠。祥符聖人會天意，至今燕趙常耕農。爾曹飲食自謂得，豈識圖霸先和戎。”（《奉使契丹二十八首·虜帳》，《欒城集》卷一六）
詩中暴露的正統觀念固然一無可取，應予否定，不過詩人對於冬捺缽的描繪卻形神畢具、惟妙惟肖。至於其中“釣魚”的說法，乃是蘇轍走馬觀花而產生的誤判，實際上正如程大昌《演繁露》引用久居契丹的“思鄉人”武珪所言當以“鉤魚”為是，遼人捕魚的方式與宋人畢竟是大不相同的。
而關於冬捺缽中皇帝行宮幕帳的形制規模，元人所撰《遼史·營衛志》則留下了珍貴的實錄：“皇帝牙帳以槍為硬寨，用毛繩連繫。每槍下黑氈傘一，以庇衛士風雪。槍外小氈帳一層，每帳五人，各執兵仗為禁衛。南有省方殿，殿北約二里日壽寧殿，皆木柱竹榱，以氈為蓋，彩繪韜柱，錦為壁衣，加緋繡額。”
“又以黃布繡龍為地障，窗、桶皆以氈為之，傅以黃油絹。基高尺餘，兩廂廊廡亦以氈蓋，無門戶。省方殿北有鹿皮障，帳次北有八方公用殿。壽寧殿北有長春帳，衛以硬寨。宮用契丹兵四千人，每日輪番千人祗直。禁圍外卓槍為寨，夜則拔槍移卓御寢帳。周圍拒馬，外設鋪，傳鈴宿衛。”
其中所說的“彩繪韜柱，錦為壁衣，加緋繡額”和“黃布繡龍”的豪華裝飾無疑蘊涵著中原文化的重要影響，但是便於遷移挪動的氈帳式宮殿卻繼承了北方民族所居穹廬的古老傳統，實際上乃為漢文化與北方民族文化相激相融的結晶，從而充分體現了番、漢合一的特點，使其成為遼朝多民族政權的象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