班圖拉是一個行為主義者，用他自己的話說是一個“社會行為主義者”。但班圖拉並不囿於行為主義的傳統，而是把行為主義的學習原理同認知理論結合起來，以學習原理總括學習和認知，強調了認知因素在行為調節中的作用，這就使得他的理論在行為主義的理論中獨具特色。
今天我們就來聊一聊這位出色的心理學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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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圖拉的生平
【加拿大】班圖拉 A。 Bandura，
1925年，班圖拉
（A。 Bandura， 1925- ）
出生於加拿大阿爾伯特的一個小鎮，小學與中學只有兩個老師。
1949年，加拿大不列顛哥倫比亞大學獲學士學位。
1951年，美國衣阿華大學獲心理學碩士學位，師從赫爾的學生斯彭斯。
1952年，美國衣阿華大學獲哲學博士學位。
1953年，斯坦福大學任教，直到退休。
▲斯坦福大學（圖片來自網路）
1972年，獲美國心理學會臨床心理學分會授予的傑出科學貢獻獎。
1973年，擔任美國心理學會主席。
1980年，獲美國心理學會傑出科學貢獻獎。
1999年，獲美國心理學會桑代克獎。
2001年，獲美國行為促進協會終身成就獎。此外，他還獲得過美國心理學會、西方心理學會終身成就獎，美國心理協會（APS）卡特爾獎。
2008年，獲格文美爾心理學貢獻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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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察學習理論
1. 觀察學習的概念
亦稱替代學習，指學習者不必直接做出反應，也無需親身體驗強化，透過觀察他人在一定環境中的行為及其所接受的強化就能自主地進行學習。
2. 特點
①
不必然有外顯的行為反應（非嘗試學習）。
②
並不依賴直接強化。
③
認知過程在觀察學習中起重要作用。
3. 型別
① 直接的觀察學習。
也稱行為的觀察學習，是對示範行為的簡單模仿，日常生活中大部分觀察學習都屬於這種型別。
② 抽象性的觀察學習。
指觀察者在模仿榜樣所示範的某一具體行為表現的過程中，獲得有關這一行為的抽象規則或原理，並在相應的情境條件下以某些變化了的形式重新表現出這一行為。
③ 創造性觀察學習。
是班圖拉對人類行為的創造性特徵所進行的理論說明，指的是觀察者透過觀察可將各個不同榜樣行為特點組合成不同於個別榜樣特點的新的混合體，即從不同的示範行為中抽取不同的行為特點，從而形成一種新的行為方式。
4. 觀察學習的心理過程
① 注意過程：對榜樣的知覺。
選擇性地注意到自己學習的物件。
② 保持過程：示範資訊的儲存。
將榜樣的示範行為透過透過編碼儲存起來，並在大腦中假設遇到與榜樣相似的情境，應該怎樣學習榜樣的行為來加以應對（認知演習）。主要包括以下過程：
1。 示範資訊的符號轉換；
2。 兩種表徵系統（表象、言語-概念）；
3。 演習與保持；
4。 認知演習。
③ 再造過程：從記憶向行為的轉化。
在大腦中習得了某個榜樣的示範行為，但這始終是在大腦中，因此在觀察學習發生的初期，人們還要刻意控制自己的肌肉、思維，自己逐漸熟練、準確地完成所習得的行為。
④ 動機過程：從觀察到行動。
透過再造過程，人們習得了示範行為，但在現實環境中，這種行為會不會發生，還要取決於是否有相應的動機（或誘因）。
具體說來，班圖拉認為誘發示範行為有以下幾種因素：
1。 直接的誘因：即外部強化，直接受到環境的強化而發生行為；
2。 替代的誘因：即替代強化，看到榜樣受到了強化而發生行為；
3。 自我的誘因：即自我強化，自己覺得滿意而自願地發生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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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動決定論
班圖拉提出了互動決定論，認為個人、行為、環境是互動決定的，人在受到環境影響的同時也在改變環境，在指導與決定自己的行為的同時，也受到行為反饋的影響。
▲互動論示意圖 （圖片來自《心理學史筆記》）
班圖拉把人的行為與認知因素區別開來，指出了認知因素在決定行為中的作用，在行為主義的框架內確立了認知的地位。
此外，這種觀點視環境、行為、人的認知因素為相互決定的因素，注意到了人的行為及其認知因素對環境的影響，避免了行為主義的機械環境論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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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效能感理論
1. 概念
自我效能感被描述為自尊、自我價值感，指的是在解決問題過程中，我們對自己的能力、效率和信心的認識。
班圖拉的研究已經證明，那些具有較強自我效能感的人相信他們可以對付生活中的各種事件，認為自己能克服各種障礙。這些人尋求挑戰，並能堅持到底，對自己的能力充滿信心，認為自己可以成功，能控制自己的命運。
2. 影響因素
自我效能感受以下因素的影響：
①行為的成敗經驗；
②替代性經驗；
③言語勸說；
④情緒的喚起；
⑤情境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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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班圖拉的
評價
1. 貢 獻
①
超出個體經驗的範疇，強調社會因素的作用。
②
吸收認知心理學的研究成果，改變傳統行為主義重行為、輕認知的傾向。
③
在研究方法方面，以人為試驗物件，一定程度上克服了還原論、生物學化的傾向。
2. 局 限
①
給予了認知一定的地位，但還不夠。
在班圖拉看來，認知因素仍然只是決定行為的中介變數，行為最終還是由環境（或經過認知後由環境）決定的。
②
關於攻擊性行為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忽視了實驗道德問題。
●文：
楊文登，廣州大學心理學系博士、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