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韃靼人的沙漠》中煙塵滾滾的景象，在公元1241年的德意志成為現實——蒙古騎兵的鐵蹄踏上了德意志的邊境。毫無疑問，歐洲在來自廣闊草原的敵人面前顯得無比渺小，此時的基督教世界完全成了生死存亡的一個整體。

相對亞洲而言，歐洲城市的規模要小得多，與美洲的廣闊地帶更是無法相比。

歐洲國家偏安於歐亞大陸一隅，在邊遠的近東地帶建立的防禦設施幾乎不起任何作用，而西班牙實質上始終控制在穆斯林政權手中，地中海也同樣有伊斯蘭國家的海盜船四處橫行，在強敵來臨之際，基督教世界沒有任何一片地區能夠倖免於難。

圖|馬格德堡大教堂

然而，德意志文化中根植著極度的自信，寫滿了輝煌。

例如，13世紀上半葉的文化始終有著相當的完整性，並一直流傳至今。馬格德堡宏偉壯觀、造型樸拙的大教堂至今依然是基督教血液向東滲透和文化藝術上絕對自信的象徵之一。

最初建成的教堂在公元1209年因為偶然事故被徹底燒燬，然後當地便開始了熱火朝天的大規模重建工作。之後落成的教堂是歷經多年建造完成的復原品，三十年戰爭中馬格德堡化為一片廢墟，大教堂卻奇蹟般得以倖免。

拿破崙佔領期間，大教堂曾被他手下的軍隊用作馬廄，隨後在1945年再次遭到毀壞。然而，

儘管遭遇了一系列興衰變遷，又或許正是因為這些歲月的磨礪，這座大教堂成為久遠歷史中真正意義上的倖存者和馬格德堡大主教轄區的心臟所在，肩負著至關重要的軍事和宗教使命。

大教堂高聳的石壁記錄了基督教向東發展擴張的歷史：讓異教徒皈依上帝，若有不願屈服的異教蠻族，便將之徹底 剷除。無論如何，這座建築都堪稱中世紀宗教版五角大樓。

我們無法想象，這樣的龐然大物對那些渺小、矇昧的異族移民造成了多麼巨大的心靈衝擊——教堂的宏偉程度簡直遠遠超過了人力所能及的範圍。

圖|馬德格堡

馬格德堡這座小城因為大教堂的存在而帶上了濃郁的中世紀宗教色彩，除此之外還有一兩處遭到破壞的修道院遺蹟，餘下的建築大多充滿了濃郁的斯大林式混凝土風格。

兩德統一之後不久，我初次來到德國，多方尋覓，經過一條陰暗潮溼又空曠無人的窄巷，初次造訪了馬格德堡大教堂。那時候，剛剛統一的德國百廢待興，街巷內空無一物，而如今，這條小巷已經被一家小店佔據，門口立著一個頭戴伊麗莎白二世式樣的熊皮帽、身著制服的衛兵人偶，守衛著一家名為“午後饗宴：英式佳餚特選”的小店。然而

，一代又一代的民族主義者和愛國人士對此難免感到一絲難言的異樣：這家小店的存在本意自然是為了慶祝和攬客，但一位古怪的“英國衛兵”立在門口難免使人感到尷尬無語。

假如馬格德堡代表了13世紀嚴峻又充滿危機的一面，那麼班貝格，也就是今日的巴伐利亞州，則代表著中世紀德意志文明發展蓬勃興旺的一面。從古至今，這座城市歷經數個世紀的發展變遷，今日的面貌已經與過去相去甚遠，然而

，班貝格依然保留著最初的佈局，市中的每座山頂上都修建著教堂等宗教建築，修道院醫護中心、中心大教堂、主教宮殿及紅頂的民居鱗次櫛比，幾乎佔據著城區的每一個角落。班貝格的中心大教堂很顯然是對萊茵河地區的三座帝都 國大教堂的致敬之作，教堂內部有著風格頗為獨特的唱詩席，四個拐角處建有同樣的塔樓。

站在險峻高聳的教堂之下，人會不由自主地心懷感動崇敬之心，甚至想要將面頰貼在冰冷的石牆之上。

圖|班貝格教堂

班貝格教堂中的另一傑作是班貝格騎士塑像，也是自羅馬帝國滅亡之後在歐洲大陸建立的第一座等身大小的騎馬塑像。班貝格騎士始建於約公元1230年，雕像的真實身份至今依然是一個謎。

很多人對這座雕像懷有十分濃厚的興趣，但沒有人能夠確切說出“他”的真實身份：考慮到佔據如此重要地位的雕像必定是某位歷史名人，無數的歷史事件顯然為之增添了更加豐富的內在意義，乃至使之成為人類虛榮炫耀的象徵。

更不必說這位騎士曾經被視為民族主義的象徵，也曾成為納粹政權的最愛，象徵著日耳曼民族在文藝復興時期藝術領域的不竭源泉。

雖然在漫長的歷史上班貝格騎士曾經遭遇過無數曲折，歷經興衰沉浮，但這座巨大的、肅穆莊嚴的雕像依然同教堂中其他眾多偉大的雕塑作品（題材包括描繪魔鬼將罪人引向地獄的、精心雕刻的陵墓石碑，以及基督教會和猶太教會的人物雕像）一起，佔據著這座德國中世紀文化名城的中心地帶。

城中寧靜流淌的小河上架著橋樑，市政廳的牆壁上繪有古代英雄人物的彩繪，簡陋的小酒吧隨處可見（顯然，這裡有著比世界上任何其他城鎮更大的人均啤酒消耗量），修道院花園風光宜人。

圖|班貝格騎士雕像

在拜訪班貝格的旅途中，我曾經在腦海中模糊地設想過，我們究竟有沒有可能全家移居班貝格，真正成為這座城市的一員，雖然缺乏適宜的在當地謀生的手段，更沒有任何一位家庭成員會講德語。

或許我可以考慮盤下當地的“山羊頭”酒吧，搖身一變成為新老闆，模仿當地酒吧老闆的樣子蓄上一副濃密的絡腮鬍，並反反覆覆地擦拭每一張吧檯，緊皺雙眉，假裝心事重重，同時因為語言不通，對客人的點單要求一頭霧水，只好儘量忽略憤怒顧客的嘲弄與咒罵。

酒吧內的空氣一定是瀰漫著燉煮德式泡菜的濃郁氣息，或許還會夾雜著一些人的無情取笑和遊客因為吃不慣當地油炸豬肚而爆發出的哭訴抱怨。

這樣的景象儼然便是保羅·索魯《蚊子海岸》中不幸的美國一家人的翻版，雖然同樣瘋狂而不可理喻，但人們所面臨的麻煩大約還要再加上歐洲大陸寒冷多雨的惱人天氣。

圖|保羅·索魯舊照

若是追溯歷史的話，就會發現德意志的移民擴張政策在世界可謂進行得如火如荼。

大批軍隊人員、宗教人士和外來移民逐漸擴散遷移至今日的勃蘭登堡、薩克森州、波美拉尼亞以及奧地利。大規模的移民擴張亦是對這些地區早期的、相對獨立的征服。

這些領土的主要統治者事實上幾乎無法實行中央集權統治，並且歷史上的著名人物，如勃蘭登堡藩候、綽號“大熊”的阿爾布雷希特一世，以及薩克森的“獅子”亨利等，這些諸侯或多或少都擁有獨霸一方的大權。

在皇帝決定移居義大利，遠離德意志本土或繼續十字軍東征大業時，這些諸侯或多或少能夠提供有力幫助，但若是皇帝昏庸或皇權旁落，即使是中央集權稍有削弱－野心勃勃的四方諸侯也會蠢蠢欲動，以冀爭權奪利。

當條頓騎士團繼續在波羅的海沿岸開疆拓土，建立包括但澤（波蘭語稱格但斯克）、里加和瑞維爾（今稱塔林）等城市，將日後的東普魯士地區納入麾下時，世紀也成為日耳曼民族鞏固統一的重要歷史時期。

數量眾多的外族部落疆域——索布、盧薩蒂亞、波美拉尼亞等地或徹底滅亡，或逐漸被日耳曼化。

然而，民族統一的過程也並非一帆風順，因為更加有組織的強大敵人已經登上了歷史舞臺。

這些民族一半透過自身的演化發展，一半為了抵禦來自日耳曼民族的威脅，逐漸形成了日後的波蘭人、捷克人和匈牙利人，他們的力量更加強大，能夠抵禦來自德意志王國的進犯，其中最為精明的策略當屬主動皈依基督教。

圖|德國盧薩蒂亞

日後，尚有小部分德意志人群體應某些特定統治者之邀，繼續向中歐地區遷移，從事中小規模的自由商業貿易（日後更有哈布斯堡王朝統治者的羽翼庇護）。

但大體而言，今日社會德語區的主體疆域已經初見雛形－並且始終未曾再次發生大規模的變動，直到20世紀40年代由納粹德國引發的世界災難導致這些古老移居者的子孫後裔幾乎全部遭遇橫禍，或慘遭殺戮，或流離失所。

蒙古人在公元13世紀40年代的大舉入侵對這種東遷的整體格局造成了嚴重的威脅－事實上，這種威脅甚至關係到歐洲基督教世界的生死存亡。

總體而言，蒙古人有一種奇特的優越感。十字軍的使者秘密前去會見蒙古大軍，希望能夠與他們結成聯軍，共同抵抗伊斯蘭世界的入侵，但使者十分驚詫地發現蒙古人的字典裡完全不存在“聯合”這個詞彙，他們唯一信奉的便是“服從與奴役”。

圖|蒙古騎兵形象（油畫）

在這個層面上，這些行事古怪、四海為家的馬背民族確實無法對地域固定、組織嚴密的城鎮居民和軍隊力量造成過大威脅，但早在這些人將注意力轉移到歐洲大陸之前，他們就已對古代中國進行了大 規模的掃蕩，

假如文明也有著可以衡量的固定標準，中國古代文明顯然有著比歐洲偉大且複雜得多的光輝歷史

。蒙古軍隊徹底擊潰了中亞的眾多強大國家，隨後又征服了羅斯國（相關的歷史細節在導演塔可夫斯基的電影《安德烈·魯布廖夫》中有著十分詳細的刻畫）。

蒙古帝國的子孫後裔在接下來的兩個世紀中始終未曾停下征伐的腳步，先後洗劫了印度、伊朗和奧斯曼土耳其帝國，留下了被夷為平地的市鎮屍骨遍地。

在蒙古士兵於歐亞大陸四處歡歌狂宴之時，歐亞大陸的無數貴族勢力在蒙古鐵騎的踐踏之下潰不成軍，最終化作齏粉。

此時的歐洲是否已經真正到了窮途末路的時刻呢？考慮到這場危機的真正本質－歐洲事實上危機四伏，時刻處於災難爆發的邊緣，但仍然沒有人能夠預料到這種冷酷的現實－這其實體現出了歐洲大陸自身的一種古怪的優越感。畢竟，

當時的羅斯國數個世紀以來長期處於蒙古的控制之下，早已走上了與歐洲其他國家和地區截然不同的歷史道路－雖然漫長曲折的難解爭辯延續至今，俄國曆史上幾乎所有的不幸與曲折依然被歸結為自身的“亞洲文化”遺產。

圖|黃昏下的波蘭

公元1241年，當不計其數的蒙古軍隊大舉入侵波蘭和匈牙利時，歐洲的全部政治和文化歷史根基險些以同樣的方式毀於一旦。

一支波蘭、西里西亞和條頓聯軍在利格尼茨戰役中與速不臺率領的金帳汗國軍隊狹路相逢，被蒙古騎兵徹底擊潰，此戰過後，少數倖存者一路敗退，從此一蹶不振。

匈牙利王國動員全國上下的全部人力物力，全力抵抗兩支蒙古大軍的南部兵力，但同樣一敗塗地，損失慘重。此時歐洲上下都瀰漫著關於蒙古人如何殘酷對待敵人的可怕傳言，整個基督教世界都陷入極度的恐慌之中。

在速不臺的大軍面前，歐洲大陸可以說毫無招架之力，面對敵軍的巧妙戰術——蒙古衝鋒部隊由擅長騎射、機動靈活的蒙古弓箭手組成－歐洲的重灌甲騎兵甚至還未來得及準備好武器，便已經被斬落馬下，一命鳴呼。

在將匈牙利也收為囊中之物後，蒙古大軍又繼續向奧地利行軍，到達了維也納新城，並一路前進，進入巴伐利亞，或向北義大利進軍。然而，此時此刻，

命運的轉折突然來臨——蒙古大汗窩闊臺突然在哈拉和林去世，正在歐洲大陸行軍的一眾蒙古將領只能停止前進，回師蒙古以選舉新任大汗。

匈牙利此後數年一直處於蒙古人的監管之下，但入侵的軍隊從此再未踏足該地，其中真正的原因後世再無從得知。

圖|廣袤的草原

其中一種比較新穎且相對可信的推測是對蒙古帝國而言，中世紀的歐洲大陸不僅地處邊遠，而且實在無法引起太多的興趣——甚至匈牙利的廣袤草原也僅僅符合蒙古帝國發展對畜牧的需求，並且當廣闊的北亞地區已經成為囊中之物，匈牙利的這一點可取之處也就變得微不足道了。此外，退一步講，就算蒙古大軍想要盡興燒殺劫掠一番，那麼即使是巴格達這樣的城市也要比維也納新城更加廣闊富饒。

蒙古鐵騎前進到何處對歐洲歷史而言命運攸關，在大軍向西推進的過程中，歐洲遍佈各地的堅固城牆或許可以延緩他們前進的腳步，所幸，在城牆發揮作用之前蒙古軍隊便已經退去，歐洲大陸可謂逃過一劫。

日耳曼帝國規模龐大，地區衝突矛盾複雜，看似很難建立一種穩定、統一的政治體制。即使是歷代統治者中最有遠見和才幹 這些人，也難免為了鎮壓各方諸侯而疲於奔命。

甚至當維也納正式建立都城時，這座城市也不過是僅屬於哈布斯堡皇室家族自身的一座權力堡壘而已。帝國領域之內，不同的城市各自擔負著完全不同的職能，其中韋茨拉爾、法蘭克福和雷根斯堡的地位最為重要，而施瓦比施哈爾等其他城市則擔負著鑄造貨幣的職責。如果按照現代地圖的標準，中世紀德意志領域是十分混亂的，眾多重要城市都屬於“聖日耳曼”地區，包括布魯塞爾、第戎和米蘭。

這其中蘊含的構想（以及以皇帝而非國王作為國家首腦的概念）一直以來都充滿某種尷尬的意味，並且德意志帝國上下始終錯誤地認為查理曼及其子孫後裔才是君士坦丁大帝的西羅馬帝國真正的繼承人。

圖|羅馬鬥獸場遺址

因此，神聖羅馬帝國的疆域範圍始終處於不斷變化之中——帝國的領土本應包含法國、英格蘭、南義大利和西班牙（在某些歷史時期，帝國的確憑藉某些個人繼承關係吸納或掠奪了這些領土），因為這樣一來神聖羅馬帝國便能夠複製最初的古羅馬帝國的疆域範圍，與其聲稱的繼承自羅馬帝國的正統性不謀而合。

這一切用現代眼光來看可謂瘋狂，因為西羅馬帝國的滅亡已經年月久遠，雖然查理曼在一定意義上重新佔據了舊日帝國的一部分領土，但其中依然存在著深深的鴻溝。

帝國的統治者們卻極為看重這種與羅馬帝國的虛構關係，教廷的教皇也藉助凌駕於其他主教之上的至高教權，聲稱自己是羅馬帝國教廷的正統繼承者，設計攫取權力，並因此衍生出了一系列荒誕的歷史騙局，其中頗具代表性的便是“君士坦丁的贈禮”。公元世紀法蘭克尼亞王朝的歷代皇帝和教皇的激烈矛盾引發了大規模的衝突和內戰，這種矛盾存在其內部原因。

宗教和世俗的統治者同樣是精神力量的後繼者，然而部分世俗領袖，如英格蘭和法國的國王都來自較低的社會層級，屬於憑藉自身實力躋身權力巔峰的蠻族統治者。

圖|德國法蘭克福

這些國王獲取了數額巨大的財富和日益強大的實力（並且事實上已經各自為政，彼此敵對，或是對帝國本身的壓迫懷有反抗意識），神聖羅馬帝國的皇帝自然對此頗為不滿，並視之為一時得意的投機分子，不願正式承認他們的政治地位。

同樣，帝國的皇帝一般出身於社會最上層的權貴世家，若論社會階級，皇帝的尊貴身份絕非他治下權力最大的國民所能比擬。

隨著普魯士和薩克森的統治者們權力日益膨脹，帝國的皇帝顯然無法再坐視不理，讓自己一味沉浸在荒謬可笑的幻想——成為愷撒大帝一樣至高無上的世界主宰之中。

神聖羅馬帝國的疆域日益擴張，然而大體上來講，這種現狀不如說是統治者別無選擇的無奈之舉。

就德意志本身而言，帝國的大部分領土都控制在實力強大的各地諸侯手中，這些諸侯連同他們領土內的封臣，其勢力範圍已經同實際意義上的獨立國家無異。在不同的時期，面對不同的狀況，他們也可能對皇帝表現出十足的恭敬順服，給予積極的軍事援助。

之後，宗教因素開始發揮作用，但這種順服仍然建立在一定程度的政治自由之上。

圖|科隆風光

然而在15世紀末的英格蘭分封貴族階層中，這種政治自由卻成了空談。德意志的殖民擴張政策本質上也意味著面積廣闊的重要領土處於教會勢力的控制之下。

從科隆、美因茨到馬格德堡和弗賴辛，“好戰主教”們佔據了眾城鎮，擁有個人名義下的稅收和軍隊。

此外，也有部分城鎮獲得了特權，處於皇帝本人的直接領導之下。這些城鎮的支援是皇帝的重要權力來源之一，但也在很大程度上受佔據周邊城鎮的貴族階級制約。

享受這種地位的城市名為帝國自由城市，這對城市本身而言是一種無上的殊榮。這一制度也可以稱得上是一種半共和制的政治體制。

結語

這些城市包括諸多重鎮，如呂貝克、法蘭克福、紐倫堡和烏爾姆，還包括一些規模較小的城市，如埃斯林根和米爾豪森。

烏爾姆大教堂牆壁上雕刻的巨大帝國雄鷹圖案便是這種地方高度自治的象徵－也被視為整座城市的護身符，抵抗著環伺四周，企圖蠶食吞併這座富庶都市的貪婪統治者。

在城牆之後，這些半自治城市得以保持安定繁榮，逐步發展壯大。在自由城市人民的心目中，他們的皇帝常年以奧地利作為根據地，始終兢兢業業地與土耳其人作戰，並沒有多少餘裕來干擾他們自由自在的生活。

參考資料：

《日耳曼史》

《德意志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