挾以三術為鑽權

晉升之道靠景監

眾雲先秦商君事

為公為己誰人鑑

帝道、王道、霸道，以何為道？

淺談商鞅“鑽”秦孝公

      商鞅系列之二

公孫鞅離開魏國來到秦國後，託當時秦國國君秦孝公的寵臣——

景監

的關係，以求見秦孝公。

孝公召見了公孫鞅。

第一次接見：

秦孝公聽公孫鞅在那裡談了半天三皇五帝以德教民以德為尊的治國之道，只聽得秦孝公是昏昏欲睡，根本就聽不進去。

事後，孝公遷怒景監，說：你這客人說的是什麼東西，這種人怎麼能得到任用呢？

景監轉身就用同樣的話責備公孫鞅。

公孫鞅說道：我以“帝道”之術遊說大王，他好像不感興趣，請幫忙安排我再次面見大王。

幾天後，第二次接見：

公孫鞅再見孝公，講了很多以夏商周為代表的行仁義之法，推崇禮樂制度的治國之道，可是還合不上孝公的心意。

事後孝公又責備景監，景監因此責備公孫鞅。

公孫鞅說：我以“王道”之術遊說大王，他好像也不感興趣，請幫忙安排我再次面見大王。

幾天後，第三次接見：

公孫鞅換了一套說辭，講了一些依法治國，強兵富國的一些手段，沒料到效果很不錯，孝公對他印象好了些，但是還是沒有任用他。

事後，孝公對景監說：你的客人還不錯，找機會要和他詳細談談。

景監告訴了公孫鞅。

公孫鞅說到：“我以“霸道”之術遊說大王，他好像有點感興趣，我已經知道該說些什麼了，請幫忙安排我再次面見大王。”

於是，第四次接見時，公孫鞅慷慨而談，與秦孝公相談甚歡，談到興起處，孝公會不知不覺地挪動膝蓋屈身向前，兩人談了幾天幾夜也不知道厭倦。

事後孝公任命公孫鞅為左庶長。

景監很高興，對公孫鞅說：“我們大王高興極了，你是怎麼說的，這麼合乎大王的心意？”

公孫鞅說：“

我分別以“帝道”、“王道”遊說大王，可大王說時間太長了，我等不了那麼久。

哪個國君不希望自己在位的時候就能名揚天下呢？怎麼能叫他等上幾十年、幾百年才能成就大業呢？

所以，我以“霸道”之術遊說大王，獻上富國強兵之法，他才會特別高興。

只不過這樣的話，就離殷商帝王的德行相去甚遠、無法媲美了”

————————————-

聰爸嘚吧嘚：

歷史上關於商鞅獻治國之道於孝公，評價都不算是正面評價。

司馬光在後文中借趙良之口評價商鞅為“因嬖人景監以為主”。

起因是趙良來見商鞅，商鞅問趙良自己作為宰相，比五羊大夫百里奚何如？

司馬光認為商鞅最初以結交孝公的寵臣景監為晉升之途，相比於明相百里奚來言，這種晉升的方法是放不到檯面上來說的，不過司馬光並沒有明說，只是將這個事實擺在了桌面上。

而史太公司馬遷則絲毫不客氣：

同樣的事情的記錄，他寫到“今君之見秦王也，因嬖人景監以為主，非所以為名也。”

直言商君你這種晉升的方式就別說有什麼好名聲的事了。

而班固更甚，他用了一個字耐人尋味：“鑽”，班固說“商鞅挾三術以鑽孝公”，這個“鑽”字就很能凸顯出投機鑽營的味道來。

班固認為商鞅高談闊論的治國之策只是追求富貴、獲取賞識與重用的敲門磚，沒有自己能堅信和堅守的政治理念，完全取決於君王的喜好。

正所謂你穿多大鞋我就長多大腳，你喜歡富國強兵，我就法家理論招呼，你要是喜歡禮儀治國，馬上我就是大儒。你要喜歡無為而治，我也可以是黃老再世。

對此，個人的看法是，也許這幾位史學家發表的僅僅是對商鞅晉升方式的不認可，但不代表他們對商鞅晉升而造成的歷史意義和影響的不認可，幾位史學家作為文人，有著傲骨，看不起因五斗米折腰的行為，也無可厚非。

但過於貶低這種行為拔高道德標準好像也有點虛偽的意思。

不過個人認為，商鞅這種做法是可以理解的。

先從商鞅遊說的治國之道說起：帝道、王道、霸道。

帝道就是三皇五帝治國之道，追求道法自然，以德服人，從“君有賢德，民眾自化”中的自可以看出些許端詳。

王道就是以夏商周為代表的以禮治國，講究尊卑有序，禮儀有度，“人無禮則不生，事無禮則不成，國無禮則不寧”

霸道則是以秦始皇為首的以法治國，講究中央集權，強調“不別親疏，不殊貴賤，一斷於法”。

三種治國理念是上下五千年眾多先賢們從不同的角度在不同的時代背景下，提出的相應的治國之道，各有其優勢與弊端，在特定的時間和地域發揮了其非常重要的歷史作用。

在某一特定時期和特定地點來看，可能代表著當時最先進的管理理念，並不能因為這些不適用於現在或者當時的國情就予以否定。

當然，我們也不必諱言其侷限性。

不過，這種侷限性的歸納總結是站在兩千年中國歷史沉澱的基礎上得出的，正因為我們看過了太多的國家興亡、政權起落，因此，我們似乎輕易就可以指出某種治國理念的優缺點來，但這卻不代表我們能從無到有的創造這種理念，從無到有，從道生一，這才是最難也是最關鍵的所在。

同理也適用於商鞅變法內容以及歷史上的各種曾出現過而且影響深遠的法令制度。

其實，大多數有所建樹的帝王，從來都沒有專於一種治國之道，都是參雜融合，也就是說治國理論的實施者往往都是兼取眾長，並非非此即彼，而反觀推行自己理論的各大家們，卻表現是“不是你死就是我亡”的“道統之爭”。

但從實際上來看，和吳起一樣，商鞅並非某一個單純治國理論的推行者，而是實踐者，是他在實際操盤秦國的變革，而各種法家儒家道家的治國之道只是他變革的工具，而不是他要踐行的道。

由此來看，商鞅的挾三術以鑽孝公也就可以理解了。

主席評價商鞅說“商鞅是一個具有宗教徒般篤誠和熱情的理想主義者。”

一個理想主義者，為了達到自己的理想（而且從歷史發展來看，商鞅也的確達到了富國強兵的理想），在達到理想的過程中稍微“不擇手段”也是可以理解的吧。

難不成眼看著機會從眼前滑過而不努力抓住，反而因為錯失良機在以後漫長的歲月裡懊惱不已，又或是因為錯失機會從此在歷史長河裡連浪花都翻不起來。

哪種選擇更好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