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臨汾的陶寺遺址是新石器時代黃河中游地區一處以龍山文化為主的遺存，它的前身是介於仰韶文化向龍山文化過渡階段的廟底溝二期文化。

但是，陶寺文化卻和廟底溝二期文化不存在直接的繼承關係。

首先是廟底溝二期文化迄今為止都沒有發現過任何城址，而陶寺文化卻以規模空前的城址、氣勢恢宏的宮殿著稱於世。考古發掘中也沒有找到廟底溝晚期和陶寺早期有明顯承繼關係的遺存。

其次，陶寺文化早中期流行豬骨隨葬，在貴族墓葬中往往會出土豬下頜甚至整豬骨架。但整個晉南地區在陶寺文化興起之前的2000多年時間裡都沒有該墓葬習俗。反倒是千里之外的山東大汶口文化和陶寺文化有著共同的豬骨隨葬習俗。

很顯然，陶寺文化在晉南地區顯得“格格不入”，廟底溝二期文化更像是被陶寺文化推翻或驅逐了。

那麼陶寺是上古時期哪位人物的聚落呢？

《帝王世紀》記載：“堯初封唐，在中山唐縣。後徙晉陽，及為天子居平陽”。《山西通志》記載：“堯受封於陶，年十五改國於唐，故又號陶唐氏”。《詩經》也提到“成王封母弟叔虞於堯之故墟，曰唐侯”。

眾多文獻記載雖有所差異，但對堯都平陽（臨汾古稱）都是確鑿無疑的。不僅如此，帶有明顯陶寺早期文化特徵的高領折肩壺、折腹盆在晉中地區和山東日照堯王城遺址中都有體現。以清華大學教授李學勤為首的專家學者根據史書記載和考古發現最終認定：陶寺是帝堯的都城。

但同時，無論是史書記載還是考古發掘，也都證實陶寺並非堯部族的發源地。也就是說，堯是以外來“殖民”者的身份驅逐了廟底溝二期文化後，佔據平陽的。

這個結論也得到了DNA和牙釉質鍶同位素研究的驗證。

中國社科院考古研究所透過對比陶寺早、中晚期墓葬出土人骨和人類牙釉質的鍶同位素比值對比，得出了同一個結論：陶寺早期人群和中晚期人群來自不同的族源。

上文已提到，考古發掘中沒有找到廟底溝二期晚期和陶寺早期有明顯承繼關係的遺存，這表明：堯帝並非是和平遷居到陶寺的，而是採取了暴力手段，強行佔據了這裡，修築城邑、宮殿。堯帝的這段黑歷史顯然跟儒家所宣揚的上古聖王形象差異很大。

那麼被堯帝推翻的又是誰呢？

《逸周書》有如下記載：“

昔者西夏性仁非兵，城郭不脩，武士無位，……唐氏伐之，城郭不守，武士不用，西夏以亡

”。

這段記載透露了兩條關鍵資訊：一是被陶唐氏滅掉的是西邊的夏部落；二是夏部落並不擅長武力，甚至不修城邑。如果堯帝被證實是陶寺古城的創始者的話，那麼《逸周書》記載的“西夏”很顯然就是被堯帝驅逐的廟底溝二期文化族群，事實上，廟底溝二期文化也的確沒有發現城邑。

而這個“西夏”也不是別人，正是後來建立夏王朝的夏后氏部落。

在陶寺一帶的廟底溝二期文化消失後，豫西地區出現了廟底溝二期谷水河型別，此後又形成了王灣三期文化，也就是夏文化。

如果我們結合史書記載，就會梳理出這樣一段脈絡：最早生活在陶寺一帶的是夏鯀為首的夏部落，他們在晉南地區創造了廟底溝二期文化。長期安逸的環境導致夏部落“城郭不脩，武士無位”，結果被外來的堯帝武裝滅國驅逐。

此後，夏鯀被迫帶領族人逃亡豫西，建立崇國，並向堯帝臣服，獲封“崇伯”。但舜帝繼位後，藉口夏鯀治水無功，將其流放羽山身亡。

鯀死後，其子大禹一改夏族群性仁非兵的性格，以韜光養晦的姿態，讓夏部落的實力和聲譽達到了無可撼動的程度，最終透過逼舜禪位、殺防風氏、徵三苗等一系列軍事活動，奠定了夏王朝的基礎。

可以說，如果不是堯帝強佔晉南，夏部落恐怕還會在表裡山河中盡享安逸，不修武備，也就不會向河南遷徙，更不會有後來的夏朝了。夏朝的建立，實屬意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