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口子過日子，有的能相濡以沫，以致生死相守；有的則恩斷義絕、甚至貿首之讎。
最初相戀相知，接著相愛相殺，最後，或待之以初心、或棄之如敝履。
到底是什麼決定了兩個人之間的浪漫關係？
這是一門關於關係的學問。
而政治的本質，恰恰就是關係。
所以，明朝皇帝與宋朝皇帝的不同命運，完全可以從關係的角度，來探究一番背後的原因。
崇禎上吊自殺之後，李自成將其屍首置於東華門外。而明朝大臣的反映則是：
諸臣哭拜者三十人，拜而不哭者六十人，餘皆睥睨過之。
崖山戰敗後，宰相陸秀夫揹著九歲的小皇帝趙昺，共赴波濤。
即負宋主同溺，後宮諸臣從死者甚眾。
明朝皇帝自縊殉國，大臣們睥睨過之；宋朝皇帝跳海殉國，“屍浮海上者十餘萬人”。
那麼，到底是皇帝出了問題，還是大臣出了問題？
透過大規模的統計調查，科學家將影響夫妻關係的因素，歸類為三個大類指標，分別是：另一半的個人因素、你自己的個人因素、以及兩個人在關係中的行為模式。
這三個大類指標，對於夫妻關係的影響強度，分別是5%、19%和45%。從中得出的結論就是：對方的因素，小於你的因素，小於彼此在關係中的行為模式。
因此，我們完全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好的關係，都是構建出來的。你的另一半是什麼人，最不重要；你自己是個什麼人，比較重要；你與另一半在關係中的行為模式，最為重要。
明朝皇帝和宋朝皇帝，都是漢人。而大臣們，也同樣是科舉士大夫群體。
所以，涉及不到君臣之間的民族差異問題。像元朝皇帝那樣，我就要用蒙古貴族；像清朝皇帝那樣，我就要用八旗子弟。在明朝和宋朝，沒有這樣的問題。
於是，皇帝作為主體的個人因素，大臣作為客體的另一半的因素，完全可以忽略。而且，這兩個因素，本來也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二者在關係中的行為模式。而宋朝君臣之間的行為模式，與明朝君臣之間的行為模式，完全就大相徑庭了。
這種大相徑庭，直接導致宋朝君臣和明朝君臣的兩種關係生態。不用看別的，就看皇帝是怎麼殺大臣的，就能洞見這種區別。
宋朝皇帝，從趙匡胤開始，基本上都能夠與大臣們和平相處。比較硬的史料證據，就是《宋史》中的記載：
藝祖有誓約，藏之太廟，不殺大臣及言事官，違者不祥。
藝祖，是太祖或高祖的統稱，在宋朝則指宋太祖趙匡胤。趙匡胤將誓約藏於太廟、傳於後世的趙家皇帝，要求這些人不得殺害大臣及上書勸諫的言官。
那麼，宋朝皇帝到底殺不殺大臣呢？
可以說，連趙匡胤都沒有做到。《宋史》太祖本紀中，有明確記載殺戮大臣的案例，就有十三個。趙匡胤的弟弟趙光義，也殺了十個左右。這些被殺的大臣，主要原因是貪贓枉法，但並非沒有被濫殺的。可見，大宋刑律要比太祖誓曰更有效力。
但是，我們還是要承認宋朝皇帝算是歷代皇帝中最不濫殺的。你對比一下漢武帝，就能知道：
新秦中或千里無亭徼，於是誅北地太守以下。
見新秦中千里之地沒有修建亭徼防禦設施，漢武帝當即就怒了。根本沒等回到長安，也不搞什麼廷尉定讞，直接在路上下令：誅北地太守以下。這才是真的濫殺，想殺就殺，而且要殺就不會殺一個。
比之漢武帝，宋朝的太祖和太宗要好的多。而到了真宗朝，這種殺大臣的情況就鮮有記載。而宋仁宗一朝，則可謂零棄市，殺可能還會殺，但鬧市砍腦袋的手段，就不用了。
宋朝皇帝，與大臣之間，也有衝突，當讓也有對不起大臣的例子。但主要集中在武將層面，比如北宋的狄青、南宋的岳飛。狄青算是自己氣不過，抑鬱而終了。岳飛則是被冤殺的，但沒有被滅族，因為後世還有子嗣。
而對於科舉出身計程車大夫們，宋朝皇帝已經不是容忍了，簡直就是縱容。蔡京當宰相，搞得汴梁被圍，宋徽宗不得不辭職讓位。但是，蔡京是個什麼結果？前面還在打仗，自己就已經舉家南遷了。後來，太學生們實在氣不過，聚眾勸諫宋欽宗必須處置蔡京。但宋欽宗也僅是將蔡京貶官、將其子嗣流放。
這是宋朝皇帝，接下來再看明朝皇帝是個什麼操作：
朱元璋和朱棣這父子倆，論其殺大臣來，當真是虎父無犬子。
朱元璋，基本上是以搞專案的形式，來消滅開國功勳和有功將士。藍玉一案，株連屠戮者就達1。5萬人。
朱棣因為造反起家，所以殺氣大臣來也不讓其父。最低限度，朱棣也得先把建文帝的一眾鐵桿大臣，給消滅掉。而建文帝的首席筆桿子方孝孺，竟然被朱棣誅滅十族，株連被殺者達到873人。殺完建文餘黨，朱棣後期也沒閒著，錦衣衛就是他重新恢復的，對待大臣只能比朱元璋更狠。
所以，明朝皇帝與大臣之間的關係，從朱元璋開始，就一直沒好過。
朱元璋對待開國元勳以及朝堂重臣，要多殘忍有多殘忍。而對於基層官吏，也是隻能殺錯不能放過。一起空印案連同郭桓案，就乾死大明朝七八萬官吏。蒙古人夠殘暴，但競賽殺大臣，也只能甘拜下風。大臣不聽話，我們蒙古人也就拿鞭子抽；你們大明是直接搞滅族的。這還怎麼比？
自殺殉國的皇帝崇禎呢？崇禎玩得更詭異，基本上氣不順，就要殺大臣出氣，而且專殺朝廷重臣。整個大明朝總共也就殺了四個大學士，而崇禎一個人就幹掉兩個。兵部尚書，崇禎親手殺掉五個。二品以上的大臣，崇禎親手殺掉二十多個。皇太極突破長城、威逼北京之後，崇禎一氣之下，就殺了幾十個大臣出氣。
關係的客體，不重要。
跟你結婚的這個人，其個人因素的影響強度只有5%。無論是西施還是東施，你只要選擇了跟她過，那麼，美得沉魚、醜得作嘔，都不足以讓你暖如三春或冷若冰霜。
你自己的因素，很重要。
脾氣壞就是人壞，不要給脾氣壞的自己找藉口。如果動不動就發火、搞家暴，沒必要自欺欺人了，踏實承認：自己就是壞人。打不是親、罵也不是愛，因為壞人都這麼幹。
但壞人卻不一定沒有好的夫妻關係。本身就是個十足的壞人，卻偏偏能組建一個五好家庭。原因就是關係中的行為模式。
這個行為模式在夫妻之間，包括一下一些因素：感受到對方的忠誠、親密、感激、愛、性、感受到對方的滿意、衝突、感受到對方的響應度、信任、投資，等等。
幸福是一種主觀體驗。但幸福這種主觀體驗，卻是被關係中的行為模式構建出來的。
所以，兩個人的關係，也是構建出來的，並不是隨機匹配出來的。換個人過日子、換個單位去上班，都不一定能讓你的處境變好。因為你在關係中的行為模式始終不變。除非你換到了一個適合你的行為模式的人或單位。
個人關係中的這些行為模式，怎麼才能落到宋明兩朝的君臣身上呢？關鍵就是制度，制度就是土壤。沒有這個土壤，好的行為模式無法構建起來。
除了夫妻關係的特有因素，如性，其他因素都可以公約為三個大類的問題：一個是感受到彼此的忠誠和信任；一個是妥善此處理彼此之間的衝突；一個是營造眼中只有你的親密關係。
第一個是關於對忠誠或信任的問題。明朝皇帝一直想獲得，卻一直無法獲得。
宋朝皇帝最擔心武將不忠誠，卻一直能夠感覺到文官的忠誠。所以，宋朝皇帝的防禦重點是武將，如岳飛這些人。但對於文官，宋朝皇帝則一直非常信任。但明朝皇帝，從朱元璋開始就是一竿子打翻一船人：武將要防，文官更要防。
但朱元璋和明朝皇帝的認識，卻是來自宋朝。宋朝是怎麼亡國的？武將造反並不顯著，因為武將一直被壓制；文官禍國才是大症結，因為關鍵點上總有奸臣作祟。接下來就是元朝，元朝幾乎分不清文臣還是武將，但大家就是一氣胡折騰，基本沒有元朝皇帝什麼事。朱元璋已經誓師北伐了。而元朝大臣們還在你死我活地搞內鬥，完全無視朱元璋的存在，更不理會大元皇帝的生死。
所以，明朝從制度設計上就是一種對信任的拒絕。夫妻之間總是翻看對方手機，自然會產生裂痕，除非雙方在感情上極不敏感。但明朝的皇帝卻一直要翻看大臣的手機，而明朝的大臣也只能不停地窺探聖意。關鍵是，雙方都非常敏感。
明朝的君臣之間，就沒有信任可言。於是，明朝的皇帝，不僅收穫不到大臣的忠誠，而且也感覺不到大臣的忠誠。
第二個是關於衝突的解決。明朝的君臣之間，要麼不起衝突，而一旦起衝突就是大沖突。
宋朝的濮議之爭，就是宋英宗這個養子，到底該不該管自己的生父濮安懿王趙允讓叫親爹的問題。這起衝突在北宋足足幹了十八個月，有三個大臣被趕出朝廷。但也就是十八個月，事情完了，就完了，誰也沒再不依不饒。
而明朝的大禮議之爭呢？也是一個皇帝到底該不該管親爹叫親爹的問題。明武宗無後，於是大臣們擁立興獻王的兒子朱厚熜為帝。這就是嘉靖帝。跟宋英宗面臨的問題一樣，嘉靖帝到底該怎樣稱呼自己的親生父親，是皇考還是皇叔，是興獻王還是興獻帝。而這場鬥爭搞了多久？搞了將近三年，而且是從嘉靖一繼位就開始搞。
時間持續長，還不是問題。問題是君臣之間的關係因此而徹底崩潰。嘉靖帝始終認為大臣們全不是好人。所以，後期直接閉關修道了，你們玩你們的、我玩我的。嘉靖一朝任命了14個內閣首輔，但有9個都是給他寫青詞被提拔的。只要你哄我開心，我就讓你當首輔，這就是嘉靖帝的邏輯。因為大禮儀之爭，真的沒有讓這位皇帝開心。
同樣的問題，宋明之間，為什麼會是如此不同的結果？是因為宋朝的皇帝太慫，老朱家的皇帝太橫嗎？
宋英宗死的早，是一個原因。但關鍵是：宋英宗在濮議之爭裡，始終能夠得到一股非常大的勢力支援他。簡單說就是英宗皇帝不是孤軍奮戰，自己後邊有幫手，而且幫手還不弱。而嘉慶帝就太慘了，根本就沒有幫手，一個人面對滿朝百官。
所以，明朝皇帝但凡跟大臣發生衝突，就是一幫大臣幹皇帝。而皇帝呢？只能依靠一夥太監幹大臣。原因就是朱元璋的制度設計，大明朝就沒有一個宰相。宋朝皇帝換個宰相，就能給自己換一撥鐵桿擁泵。而明朝皇帝就是換一堆大學士，也壓不住大臣們。明朝的君臣衝突，根本就沒有折中方案。大家只能死命幹，要麼東風壓到西風、要麼西風壓到東風。
第三個是關於親密關係的形成。明朝的皇帝與大臣之間，就無法形成親密關係。
這個不僅在制度上不能允許，就是在格局上也不能允許。
唐朝君臣之間的親密關係能夠構建出來嗎？能。李世民有天策府的一眾潛邸將領，而且還努力贏得了山東豪族的支援。這些人都可以直接與皇帝構建親密關係。武則天則是啟用寒門庶族打壓閥閱豪族。唐玄宗前期的親密盟友是賢相集團，後期的親密盟友則是聚斂集團。但無論怎麼跟誰結盟，唐玄宗總有一幫鐵桿擁泵。他做了好事，有人給他鼓掌；他做了蠢事，有人給他臺階。安史叛軍突破潼關，玄宗要出逃四川，而楊國忠這個宰相立即給他牽馬拉車。六軍將士已經護著玄宗皇帝跑過渭水了，而滿朝文武還以為皇帝要堅守長安。
這就是唐朝。政治集團中的不同派系，都在爭著與皇帝建立親密關係。但是，到了宋朝就麻煩了。因為宋朝的官員，基本上就是一類人，全是科舉士大夫。但也可以，那就是宰相。宰相自帶一夥人，始終能夠成為皇帝的鐵桿擁泵。金兵南下，宋徽宗要逃跑，童貫、蔡京這夥人立即充當馬前卒，拉馬的拉馬、駕車的駕車，趕緊護著這個主子跑路。至於滿朝文武、至於汴梁百姓，甚至徽宗的妃子兒子，全都不重要。在這些人眼裡，只有宋徽宗這個皇帝最重要。
但明朝皇帝呢？李自成馬上就要打到北京了。這時候該怎麼辦？首先是趕緊把吳三桂的關寧軍調回來。但崇禎手下的兩個內閣大學士，誰也不起草調兵詔書。因為他倆都擔心遠調關寧軍會導致滿清入關，而這個責任，誰也不想扛。不調兵也行，那就趕緊遷都。但是，連調兵的責任都不想扛的大明朝臣，誰又敢擔遷都的責任？所以，明朝皇帝連個為虎作倀的奸臣，都找不到。
公元1644年4月22日半夜，在紫禁城裡，一箇中年男人，披頭散髮。他一會兒瘋狂奔跑、一會兒駐足捶胸。這個人就是崇禎皇帝。唐玄宗還有楊國忠、宋徽宗還有蔡京，但崇禎身邊卻誰也沒有。這時候，北京城就是他的監獄，他根本逃不出去。
原因是什麼？在夫妻之間總有一個小三作祟，你能建立這個親密關係嗎？明朝的小三就是太監。這夥人的實力沒有唐朝的宦官強，但收拾起大臣來，卻比唐朝的宦官更兇猛。所以，明朝制度設計導致的結果，就是皇帝與滿朝大臣直接對立。大臣之間，可能搞黨爭。但搞黨爭的大臣們，在對付皇帝這件事上，卻出奇的一致。而明朝的力量格局則是皇帝拉著太監這個小三，死命地斗大臣。但小三雖然救不了皇帝，卻可以在皇帝與大臣之間設定一道厚障壁。
南宋小皇帝趙昺，當時只有9歲。宰相陸秀夫揹著他一起跳海。皇帝咱們必須死，寧死也不當亡國奴，老臣陪你一起死。而陪著小皇帝趙昺一起殉國的，還有十萬南宋軍民。
明朝崇禎皇帝，當時是34歲。他在紫禁城中哭天喊地的時候，大臣們已經盤算怎麼向李自成投降了。而面對陳屍東華們的崇禎屍身，大臣們“睥睨過之”，斜著眼睛，鄙視中帶著厭惡。
34歲的崇禎，在關係攻略上，還不如一個9歲的趙昺嗎？
不是性格決定命運，而是大明的制度設計決定了大明皇帝的行為模式。大明皇帝的行為模式決定了大明君臣之間的惡劣關係。君臣之間，就是一種恩斷義絕、甚至貿首之讎。崇禎說：文臣個個可殺，而諸臣則是：既鄙視又厭惡。這既是崇禎之悲，又是大明之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