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敢橫行霸道，我必斬草除根。”

剛開始選擇《掃黑·決戰》，只因演員姜武（飾宋一銳），覺得這一題材的影片簡直是為他量身定製，他的霸氣一面將得到充分展現。真正看完影片，姜武的表演果然讓人點贊，但同時又被張頌文（飾曹志遠）、金世佳（飾孫志彪）、趙毅（飾劉立軍）的表演打動。

任何一部影片，四個角色都能給觀眾留下深刻印象，則毫無疑問是成功之作。而能將四個人的故事精彩地編織在一起，則編劇、導演的功力必嘉。這使一個似乎很難拍好的題材，變成如此好看、如此感人的一部佳作。

“掃黑”片為什麼難拍

對於主旋律影片，不少觀眾望而卻步。

一方面，故事已在媒體中被反覆報道，在今天，新聞也在講故事，如果電影只是重複一下新聞講過的故事，就易給觀眾雷同、陳舊之感。

另一方面，相關故事的結果已被公眾所熟知，則故事的“懸念掛鉤”失去支撐點，那麼，靠什麼吸引大家進入其中、保持觀看呢？

百姓對“黑惡勢力”深惡痛絕，“掃黑除惡”符合廣大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但在現實生活中，“黑惡勢力”往往呈隱髮狀態，不易引起關注，甚至有些人認為那是“潛規則”，在任何社會中都存在，只要與己無關，沒必要太多關注。

“黑惡勢力”之所以存在、難以清除，因為它植根在人性惡上。

中國有上千年的私民社會傳統，在這種社會中，人人只管自己，不考慮普遍公正。結果好則一切好，無視程序正義。太多人覺得：“花錢辦事”天經地義；經濟上做得好、大家有錢賺，方法上“變通”一點無可厚非；權錢交易是“人情世故”；只要對我有利，其他不歸我管……凡此種種，都與現代社會所倡導的公民精神相去甚遠，這給《掃黑·決戰》帶來了接受之難。

該如何突破接受之難

要突破這個接受之難，本以為《掃黑·決戰》會採取老套路：講一個充滿懸疑的故事，名為主旋律片，其實是娛樂片——面上搞得熱熱鬧鬧，完成任務了事。

出乎意料，《掃黑·決戰》竟不避繁難，以紮實的現實主義，對題材進行了深度開掘。體現在：

●重在寫人，而不是以故事為中心。

●誠實面對現實困境。

●談真問題，而不是戲謔。

●教育觀眾，而不是娛樂觀眾。

把《

掃黑·決戰》拍成娛樂劇很容易，破案、懸疑、反面角色等，都足以吊起讀者胃口，可幾十分鐘下來，讀者不過是看了一個好玩的故事，無需思考，沒有精神收穫，這樣的影片意義何在？

《掃黑·決戰》則為講述賦予了意義，體現在兩點：

首先，如果不嚴打“黑惡勢力”，它將囂張到什麼地步，普通人的夢想與生活將怎樣被吞噬。

其次，“黑惡勢力”能存在，關鍵在於其中一些當事人覺得自己行為是正當的，甚至他周邊的人也這麼看。

“土皇帝”是這樣煉成的

比如片中黑惡勢力的頭子曹志遠，罪行敗露後，他竟坦然稱自己所做的一切都是“為了魏河縣（故事發生的背景地）人民”。

作為縣長，曹志遠有幹勁、有魄力、有能力，甚至初期可能還有過“為人民服務”的意願。他想加快開發區的建設，客觀上符合當地發展的需要。但發展應以人為本，在發展中，總會有利益受損失方，該如何補償他們、不使他們成為犧牲品，是所有社會都會遭遇的考驗。

在高速發展的背景下，基層資源少、管理難規範、直接與群眾打交道，既要說服大家，又要實現目標，如果缺乏耐心，就很容易養成粗暴、蠻幹、剛愎的作風。加上曹志遠的父親就是魏河縣的老縣委書記，本固根深，所以曹志遠的權力基本不受約束，這使他更傾向於成為卡里斯瑪式領導者，一切憑個人魅力行事。

在基層工作中，有不少曹志遠式的管理者，因屢屢越線成功，發現自己可以為所欲為，初期尚有公心，後期則夾帶私貨，到最後，甚至可能發展成“土皇帝”。

《掃黑·決戰》很好地呈現出曹志遠既驕傲又膽怯，既有榮譽感又人格卑劣的複雜形象：他對情婦、對弟弟（孫志彪），有情有義；他的個人魅力，甚至足以能騙同事用一死，給他掩蓋罪行；可一旦觸及他的核心利益，他立刻原形畢露，變得兇惡無比——安排狙擊手射殺證人，讓孫志彪“擺平”劉立軍（其實就是殺人滅口），煽動群眾暴力衝擊調查組……

曹志遠甚至反問調查組負責人宋一銳：你們換個縣長，就能保證他是好縣長嗎？

顯然，曹志遠依然沉浸在自己在“為民做主”的幻覺中，以為離開他，誰來給魏河縣人民當父母官呢？沒有父母官管著，魏河縣不就亂了嗎？

誰向黑惡勢力低頭，誰就註定被吞噬

在《掃黑·決戰》中，劉立軍則是一位悲情人物。

作為小老闆，劉立軍事業有成。魏河開建開發區，他知道根本不可能中標，只能從中標方手中接活，而中標方的老闆恰好就是曹志遠的情婦。因拖欠工程款，劉立軍的公司難以維持，在曹志遠的情婦介紹下，他不得不向孫志彪的公司借高利貸，而還不上錢、遭遇暴力討債後，他才後悔莫及。

劉立軍進退兩難，發包方與“黑惡勢力”有關，貸款方也與“黑惡勢力”有關，他哪方都得罪不起，自己只能受夾板氣。

劉立軍代表了成千上萬想靠自己雙手、勞動致富的創業者，他們常年漂泊、放棄了個人生活，人到中年，連孩子都不敢要，帶著僥倖心理，劉立軍成為曹志遠為首的“黑惡勢力”的利益鏈條中一環。他有良知，不願拖欠工人工資，他又缺乏勇氣，初期不願和專案組充分配合。

因妻子在暴力討債中死去，劉立軍唯一牽掛也被硬生生扯斷，他被逼成劫持人質的匪徒，一句撕心裂肺的“我只想好好做生意，為什麼就這麼難”，告訴觀眾：向“黑惡勢力”妥協等於自殺，當你讓步時，你就註定被它吞噬。

曹志遠為何力挺“二流子”

如果說，曹志遠多少還在遮遮掩掩，那麼，他的弟弟孫志彪則是出無惡不作的惡霸。

孫志彪是曹志遠父親的私生子，從小無名分，在鄉村長大，得不到父愛，形成了反社會人格，一旦權力加持，其病態心理立刻膨脹。孫志彪吸毒、殺人、組織賣淫、暴力討債，只有透過施暴，他才能找到自己，才能獲得快感，才會覺得揚眉吐氣。

在鄉村社會中，不乏這樣的“二流子”，他們的眼中只有權力。孫志彪能被曹志遠接受，一方面來自曹志遠父親的“要多照顧你弟弟”的叮囑，另一方面是“二流子”好用，他們沒有尊嚴感，可以幹髒活。而正是靠這些“盤外招”，曹志遠才能上位，才能取得那麼多“業績”。

《掃黑·決戰》精描出“黑惡勢力”的整個生態鏈：在民間靠打手，不斷製造血腥恐怖；在基層靠官官相護，以“面子”“鄉誼”等名義結合起來，暗通款曲，構成複雜的權力網。

兩張皮互為彼此，合在一起，才能既兇惡又遁形，給治理帶來難度。

不為塑造英雄而塑造英雄

《掃黑·決戰》用大量筆墨去刻畫人物，而所有人物都是在與對方的比較中，獲得自己。它沒有試圖呈現一個在黑白分明的世界，而是“黑中有白，白中有黑”，大量灰色人物模糊著黑白邊界。魏河縣公安局長對宋一銳說：“你走了，我可還要在魏河待著。”既可恨，又可悲。

事實是，原則動搖正是滋生“黑惡勢力”的沃土，在這一背景下，黑白分明反而成了另類，遭到集體排斥。

《掃黑·決戰》高明之處在於，它不只是寫壞人有多壞，而且關注了太多好人是如何放棄原則，一步步被“黑惡勢力”收編，從而襯托出主角的高度。

一般來說，主旋律劇必須有英雄，但《掃黑·決戰》沒有落入“為塑造英雄而塑造英雄”的窠臼中——宋一銳的可貴與缺點合一。他做事太“楞”，不諳人情世故，面對調查組同事，覺得太年輕，便想用交手的方式來驗證，反而遭遇挫敗。在保護劉立軍的過程中，宋一銳也有重大失誤。

宋一銳是有缺陷的英雄，但在不可讓渡處，他立場鮮明，提升了人物的感召力。所以宋一銳與孫志彪的生死搏鬥才讓人緊張。在遭遇劉立軍等平庸的好人的失敗後，觀眾太需要強大的好人獲勝。

把“懸念掛鉤”掛對地方

不知為什麼，一提到懸念，很多人便誤以為它是一般破案劇中，過於複雜的案情，破案者總在埋頭吸菸，壞人初期如絕世高人，反而調動破案者……這種靠視角遮蔽而獲得的懸念，因不斷使用，正變得爛俗。

相比之下，反不如《掃黑·決戰》這樣，從故事開頭便已經開放所有懸念，一切讓觀眾看得清清楚楚，雖然很早就意識到曹志遠是幕後黑手，但他為何這麼幹、他究竟要追求什麼、他只是想賺錢嗎……等等，曹志遠等人的性格邏輯才是懸念的核心。

《掃黑·決戰》的故事量極大，共有3條故事線，全片竟能做到從容不迫、節奏流暢，正說明，這是正確設定好“懸念掛鉤”的紅利——堅持用事件推著人物運動、逼著人物展示性格，因此形成一個層層剝洋蔥的結構，而剝開每一層，都與上一層不同。

當然，觀眾可以從不同角度進入《掃黑·決戰》，但出來時，你對“黑惡勢力”的認識註定會不同，對“掃黑除惡”的作用有新的認識。而不自覺被說服、被感動，就是現實主義的力量。